余慧敏
摘 要：以2013 年资源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研发密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静态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财务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绿色创新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密度对环境规制与财务绩效没有调节作用，而对环境规制与环境绩效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并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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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规制 绿色创新绩效 研发密度
随着当今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更好地缓解经济增长给环境带来的压力，我国现阶段主要采用政府规制的方式。很多学者认为，绿色创新是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明智选择。但近年来一系列的环境污染事件，使我们不得不考虑环境规制是否真的促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未得出一致结论，这是否表明两者关系还受到企业内部资源的制约？文章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文献回顾
“波特假说”于20 世纪90 年代早期被提出，即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通过创新补偿作用，企业可以弥补甚至超过服从规制所带来的成本。自从波特假说提出后，人们开始陆续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在印证了波特假说，如Lanoie (2011)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对研发有推动作用；殷宝庆(2012)指出，环境规制政策适当可以促进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继而赢得发展。但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与波特假说不符，例如，童伟伟等(2012)认为，当前环境规制政策主要促进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文献表明，国内外学者对于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Baylis 等(1998)指出，企业绿色创新活动需要较多的资金支持，因此创新投入资金较多的企业拥有更好的创新机会与能力。因此，文章在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关系时引入研发密度这一调节变量，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基本假设
企业在面临严厉的环境规制时没有选择权，只能严格遵守环境规制政策，否则会受到惩罚。面对环境规制，企业不能再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来谋求企业发展，而应该寻求一种环境与经济共同进步的发展模式，绿色创新已逐渐成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选择。绿色创新与其它创新不同：一方面，绿色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从而弥补企业应对环境规制所带来的非生产性成本的增加，有效提升绿色创新财务绩效；另一方面，通过绿色创新，企业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减少相关废弃物的排放，从而有效提升绿色创新的环境绩效。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财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研发密度的调节作用
企业逐渐意识到绿色创新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但由于企业的各项活动受到内部资源（如资金）的限制，因此拥有足够资金支持的企业在面临环境规制时才有能力投入较多的研发资金。相关的文献也表明，资金投入是限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Sanchez(199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小企业的研发度低是限制企业从事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程华(2010)指出，因此集中市场下的大公司在面临相同规制下更有进行创新的能力，大公司一般都有更多的研发资源和环境投资，它们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创新。凤亚红(2013)认为，对拥有更多创新资源与能力的企业来说，其创新阻力也就因壁垒相对较低而变得越小。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研发密度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财务绩效的关系。
H2b：研发密度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环境绩效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选择2013 年的深沪A 股上市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样本，主要包括采掘业、制造业中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一共163 家企业，剔除财务状况异常(ST、*ST)以及数据不完整的公司，最后获取样本数量为98 家。样本中企业的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巨潮资讯网。
（二）变量的测量
1、因变量
（1）绿色创新财务绩效
绿色创新财务绩效是指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从而给企业经济利益带来的影响，它表现出创新活动在生产环节具有的溢出效应。本文借鉴郭立新等(2010) 的做法，用销售毛利率增长率来衡量企业创新活动的财务绩效。
（2）绿色创新环境绩效
绿色创新环境绩效是指企业通过绿色创新带来的环境表现方面的改善，包括能耗、污染物排放的降低、原材料利用率的提高等。文章用内容分析法来测量，假设企业如果通过绿色创新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取得了良好的环境绩效，则会选择积极的披露方式，反之，则会选择消极的披露方式。因此，若企业定量披露对环境污染的减少，则赋值4，若企业定性说明减少污染的排放，并没有用具体的数字衡量，则赋值3，若企业未提及污染的减少，但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书，则赋值2，若企业只是在年报中简要说明环境情况或者根本未提及环境改善情况，则赋值1。
2、自变量
用污染治理支出来代表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因为当企业面临更加严厉的环境规制时，往往会花费更多的支出在污染治理上。
3、调节变量
研发密度。企业年度R&D 投入是从研发资金投入角度反映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内部资源，一个企业的研发经费越多，就能更好地促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4、控制变量
文章把企业年龄(企业成立年限的对数)、流动比率、固定资产比率这3 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运用SPSS19.0 软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从表1 可看出，（1）样本公司2013 年度的研发密度均值仅为1.5%，远远低于国际上认为达到5%才具有竞争力的标准。（2）流动比例和固定资产比率的标准差分别为2.065、0.130，表明样本公司的流动比例相对于固定资产比率来说差别较大。（3）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财务绩效、环境绩效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相关，而且调节变量研发密度与财务绩效、环境绩效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相关，适合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分析结果如表2 所示，三个模型的DW 值近似于2，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而且模型2 的F 值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财务绩效、环境绩效的回归整体上显著。模型2 的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假设1a没有得到验证，原因可能是绿色创新需要企业在期初投入大量研发资金，而且研发产出具有滞后性，即研发给企业带来的财务绩效需要经过一定期限才可以体现，因此，基于静态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增加企业成本从而使得绿色创新财务绩效下降；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假设1b 得到验证。模型3 是对调节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在验证研发密度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环境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时，模型3 的拟合优度大于模型2的拟合优度，且交互作用显著，因此可以认为研发密度正向调节了环境规制与环境绩效的关系，但对环境规制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假设2a 未得到验证，而假设2b 得到验证。
五、研究结论建议
以资源型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研发密度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与财务绩效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选用的是截面数据且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财务绩效的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性，需要企业进行持续的绿色创新才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而环境规制与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而且企业的研发密度对两者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文章结论对提高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一定的意义：首先，环境规制的强度越大，资源型企业取得的绿色创新环境绩效越好，所以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企业环境污染的规制，促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其次，研发密度越大的企业在面临环境规制时更有可能进行绿色创新，所以政府可给予企业一定的资金支持，如可以对企业进行绿色创新项目的专项贷款给予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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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Lanoie，P.， Laurent-Lucchetti， J.， Johnstone， N.，Ambec， S.Environmental Policy， Innovation andPerformance：New Insights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J]. Journal of Managements and EconomicStrategy，2011，20 (3)： 803-842.
[2]ChihHai Yang， Yu Hsuan Tseng， Chiang Ping Che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duced R&D，andProductivity：Evidencefrom Taiwan´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Resource and EnergyEconomfcs，2012，34：514-532.
[3]殷宝庆，环境规制与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际垂直专业化视角的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12：60-66.
[4]童伟伟、张建民，环境规制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再检验[J]，财经科学，2012.11：66-74.
[5]Baylis， Connell， Flynn. Company size，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further analysis at the level of the firm.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1998，7(5)：285-296.
[6]Sanchez R. Preparing for uncertain future： Managing organizations for strategy flexibil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1997，27(2)：71-94.
[7]程华、廖中举，影响生态科技创新的主要因素实证研究综述——基于法规、市场和企业内部因素[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12：152-156.
[8]凤亚红，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发效应及其制约因素[J]，生态经济，2013.11：163-165.
作者简介：
余慧敏 (1991-)，女，汉族，湖南常德人，华东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
（作者单位：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南昌市 33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