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强1，潘 敏2
（1．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辽宁沈阳110031；2．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1）
摘要：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研究模型，分析财政固定资产投资、财政科技投资和税收等财政政策对于装备制造业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年来，财政固定资产投资对装备制造业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税收的增加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财政科技投资的短期效应不明显，紧缩性税收的政策效应相对高于其它扩张性财政政策。建议进一步实施对装备制造业的财政扶持政策，特别是增加财政科技投资规模，实施定向减税政策，增强产业的内生增长动力，提升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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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财政政策；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7-0086-06
收稿日期：2015 -03 -13
作者简介：张万强（1971-），男，辽宁沈阳人，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财政学等方面的研究。E-mail： zwq1971@ hotmail. com
潘敏（1977 -），女，辽宁沈阳人，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计量学研究。E-mail： liaodapanmin@ 163.com
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是整个工业行业的“母机”，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体现，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处于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的发展阶段，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决定中国经济结构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从现实来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规模在快速扩张，但发展层次还不高，重大成套设备生产能力弱，系统集成能力不强，一些关键、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整体出口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总体来说，中国装备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缺乏价值链组合优势。造成这一发展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有效的财政政策的支持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目前，学界对于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政策仍有较多争议，有人认为装备制造业跟其它行业没有什么不同，不应给予特殊的财政政策支持，也有人认为已经出台的财政政策对装备制造业推动作用很有限，效率较低等。那么中国过去十年实施的财政政策对装备制造业是否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财政固定资产投资、税收、财政科技投资等财政政策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是否有效率，有意义？这是我们实证分析要解决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学术界对财政政策作用效应的早期研究大都从宏观经济视角出发，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索洛模型认为，只有在短期内财政政策才会影响经济增长水平，长期经济增长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财政政策没有作用，财政政策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因此否定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内生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认为可以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促进本国的R&D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家行为，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理论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性、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的经济学证明，奠定了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的基础。弗里曼等人提出的国家创新理论一个重要观点是国家在创新过程中要起到基础性的、带动性的功能，相对于民间创新能力，国家资助越来越显示出其对创新的重大推动力。
Kneller等考察了国际经合组织22个国家政府支出和税收的经济影响，认为政府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而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大，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显著。Turnovsky在其研究中考虑了财政支出的拥挤效应，认为当拥挤程度增加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Devarajan和Swaroop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包括财政支出的效率和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比例结构，还与两者结构的初始状态密切相关。如果初始状态结构比例高，即便是财政支出效率很高，增加其比例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率。Mansfield和Switzer对于加拿大的政府税收减免和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减免的税收要远大于因此带来的企业研发增加的投入，即这种财政政策对研发活动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Dominique等的研究认为，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直接资助企业研发活动与税收减免的政策具有相互替代性，当其中的一种政策强度大到一定程度时，会降低另一种政策的实施效果。
孔志峰指出，目前国家实施的一些财政政策不利于推进装备制造业的国产化，如进口装备免税、政府优先采购国外装备，以及高新技术开发面临一系列制度制约等，他建议针对装备制造业的特殊性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在税收政策上，对重大技术装备的关键进口件实施先征税再返还的政策，扩大所得税的税前扣除范畴。在财政政策上，对于“政府优先采购国内产品”的规定应增强管理手段和执行刚性：对于税收计划安排上，需要考虑研发效应的滞后性，降低企业总体税负，化解企业研发的风险。张海星认为，扶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普遍做法，建议实施工资费用税前据实扣除办法，扩大技术研发费扣除范围，对国内有能力生产的设备停止减免进口税，建立分离企业办社会的专项转移支付，加大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地区国债投资和财政贴息的力度。李晶和井崇任认为，我国财政政策对高端制造业支持力度不足，应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规模，对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高端设备予以财政补贴，充分发挥增值税转型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叠加效用，引导企业加快装备更新，对各级政府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人才奖励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允许高端装备企业购买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时支付的进项税额在销项税额中抵扣等。
二、指标选取、数据处理与VAR模型
为了检验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效应，本文选择装备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中来源于国家预算内资金（INV）作为财政生产性支出政策指标，由于这部分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反映了政府支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意图。选择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中政府资金（GRD）作为财政科技投资政策指标。选择装备制造业税收（REV）作为税收政策指标。选择装备制造业的工业总产值（GDP）作为产出指标。同时为了降低数据异常波动的影响和异方差性，对以上指标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并记处理后的变量分别为LINV、LGRD、LREV和LGDP。本文所使用1996-2011年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2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7-2012年）。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判断，进而通过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确定变量之间长期关系，并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最后，本文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对LINV、LGRD、LREV和LGDP四变量建立了VAR模型，以确定变量间的动态关系。
1．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本文选择的时间序列为1996-2011年，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VAR模型要求变量是平稳的或者存在协整关系，根据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变量LINV、LGRD、LREV和LGDP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I （1）序列，因此，还需要对这些一阶单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其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本文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到，在5%显著性水平下，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LINV）、财政科技投资政策（LGRD）、税收政策（LREV）和制造业产出（LGDP）间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因此建立VAR模型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进一步，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检验法对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根据滞后长度选择标准选择滞后长度为2年，表3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1010的显著性水平下，生产性财政政策（LINV）是装备制造业产出（LGDP）的Granger原因，同时装备制造业产出的变化也会吸引财政投资变化；税收政策（LREV）也是装备制造业产出（LGDP）的Granger原因，但是财政税收的波动并不是引起财政科技投资变动的原因；财政科技投资（LGRD）不是引起装备制造业产出的Granger原因，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使用VAR模型探索财政科技投资对制造业的影响路径。
2．VAR模型参数估计与脉冲响应
由于变量UNV、LGRD、LREV和LGDP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文建立包含以上四个变量的滞后两期的VAR模型，采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4表示。
从表4的结果看到，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财政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都对装备制造业的产出影响显著，而且生产性财政政策变量对装备制造业产出效应都为正，税收对装备制造业产出的效应都为负。这说明扩大对装备制造业的财政投入有利于产业增长，而过高的税收则会抑制产业发展。但是短期滞后的财政科技投资对装备制造业的产出影响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分析财政、税收政策的有效性，需要借助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图1显示了包含LGDP、UNV、LGRD和LREV四变量的VAR脉冲响应函数图，为了避免变量顺序的变化对结果造成影响，本文选择广义脉冲函数。
从图1中可以看到，对于生产性财政政策（LINV） 一个单位新息的冲击，装备制造业的产出响应一直为正，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冲击导致产出在第5年达到最大响应8. 81%，而且8年后此冲击对产出的振幅基本保持稳定；而对于财政科技投资，尽管短期内（前3年）投资的产出正效应不明显，但3年后，财政科技投资对装备制造业产出的影响就持续为正了，且基本稳定在2%左右，这说明政府科技投资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相对较长：对于税收政策一个单位新息的冲击，产出的响应持续为负，且在第5年达到负最大值-10. 32%。从响应程度对比看，紧缩性税收政策冲击对装备制造业产出的影响在各期都高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冲击。而且从税收收入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冲击的响应看，尽管前3年的响应主要为负，但是从第4年开始税收的响应持续为正，这也说明生产性财政政策尽管短期效应不明显，但是中长期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有利于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税收收入提高。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1．结论
其一，从1996-2011年，财政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政策对装备制造业的产出都有显著的政策效应，前者保持持续的正效应，后者保持持续的负效应。说明扩大对制造业的财政投入有利于装备制造业增长，而过高的税收会抑制装备制造业增长。
其二，从装备制造整体行业分析看，财政科技投资短期内对装备制造业产出正效应不明显，但中长期内的正效应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政府科技投资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相对较长，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科技投资效率：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财政科技投资对装备制造业支持力度还比较小。
其三，在这一期间，税收政策对装备制造业产出的抑制作用都高于财政投资政策对装备制造业产业的激励作用。对于紧缩性税收政策而言，装备制造业呈现了明显的税收乘数效应，产出出现了持续的萎缩。
2．政策建议
其一，应继续对装备制造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实证分析看，财政政策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效应是显著的。而且装备制造业是工业化的前端产品，对整个工业体系有着重要影响。对装备制造业实施优惠的财政政策，其产生的乘数效应要远高于其他产业。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豁免装备制造业1元的成本，可以引发5-7元GDP的增加。从这一视角出发，为出台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二，进一步增加财政科技投资规模。目前中国大中型装备制造业企业研发支出中，财政投入只占5%。当下中国正处于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一些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和重大装备技术的部署都需要国家财政投入，以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应充分发挥财政投入对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引领作用，推动重大关键技术的突破，促进企业不断开发出世界级产品，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其三，实施定向降税政策，强化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激励作用。实证分析表明，税收政策对装备制造业的抑制效应显著高于同期财政投资政策的激励作用，政策解读为，实施减税政策对于促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具有更大激励作用。建议实施定向减税政策，特别是对严重依赖进口，受制于人、在行业有重大引领作用的关键零部件和重大技术装备，应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国产化水平，带动装备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发展，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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