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全
收稿日期：2014-12-10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梦’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渊源之研究”（L13AZX001）；东北财经大学学科带头人支持计划“提升具有东北财经大学特色经济哲学学科平台”（XKRC-201420）
作者简介：朱成全（1963-），男，江苏扬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E-mail：zhuchengquan@dufe.edu.cn
(东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摘要：经济学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目前依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这就需要学界再探讨、再反思。本文首先从经济学说史角度论述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迁，其次从经济学哲学名篇出发，深层地论述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笔者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物的关系。穆勒、凯恩斯、罗宾斯和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和马克思的观点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相通的。经济学不仅仅是研究物的，更主要偏重研究人。将经济学归于研究物的，归于科学，是片面的、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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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经济学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4-0010-07
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存在，表明这一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就应当不会存在人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研讨乃至争论的各种观点。但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和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争论表明经济学的边界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经济社会学、社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伦理学和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的存在也表明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划界”是模糊的。
事实上，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每一名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一直不是一致的，甚至出现了争论。经济学发展史上关键性人物是：
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穆勒→马歇尔→凯恩斯→萨缪尔森。
从这一发展史上关键性人物可以看出：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解肯定是有差异的。比如，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对立的。
因此，经济学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依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这就需要学界再探讨、再反思。
由于经济学哲学是对经济学进行研究乃至反思所形成的一门学科，其中包含着对经济学中“元问题”（包括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问题）的探讨，所以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哲学名篇中来梳理和提炼出他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这是最重要的一种研究途径。同时，也参考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论著，来论述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本文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物的关系。经济学不仅仅是研究物的，更主要偏重研究人。穆勒、凯恩斯、罗宾斯和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和马克思的观点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相通的。将经济学归于研究物的，归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是片面的、有问题的。
一、经济学说史中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迁
在有关经济学的论著中，古希腊的色诺芬是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经济”仅仅指家庭管理。其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居鲁士的教育》和《经济论》两部著作中。他用“经济”一词主要来概括奴隶主对生产的经营和财产的管理。他认为，奴隶主的经济任务，就在于管理好自己庄园的财产，并使之不断增值。财产管理是一门技艺。按照当今的学科分类，他的经济学就是现在的管理学。
在经济学著作中，第一次正式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的是17世纪初法国的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1615年，蒙克莱田出版了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小册子，即《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整个国家范围和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而不是只局限于研究家庭经济或庄园的经济问题。蒙克莱田具体分析了国家的经济状况，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保护本国工业和发展对外贸易等思想。特别是，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财富及其源泉，并和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认为财富即货币，对外贸易是财富的源泉。
马克思依然采用“政治经济学”一词。1875年，麦克劳德在《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中将“政治经济学”替换成“经济学”。1879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第二版开篇中，赞成麦克劳德的观点，认为去掉“政治”一词更加符合经济学学科研究的对象及主旨。马歇尔和萨缪尔森采用“经济学”一词，而没有使用“政治经济学”。
真正确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从斯密开始的，经过了新古典主义集大成者马歇尔的理解，发展到了现代经济学家罗宾斯、凯恩斯等的理解。由于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在下面将详细论述，这里仅仅论述经济学说史上斯密、马歇尔和凯恩斯的经济学定义。
1.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把财富作为研究对象
马克思认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含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1］。
斯密［2］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财富，其目标是富国裕民。他把政治经济学简单地理解为致富术或取财术。正如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书名所明确表示的，此书研究的是财富的性质、来源及其增长源泉等。斯密把国民财富确定为其研究对象，和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的看法直接相关。
这里的国民财富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国民财富具有时间维度，它不是存量，而是流量，是指一年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第二，从实物形态上看，国民财富是由“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构成的”。第三，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这种将劳动视作国民财富源泉的观点同当时在欧洲各国流行的重商主义仅仅将金银视作财富唯一形式的观点是直接对立的。
2.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既研究财富也研究人
边际革命使得经济学对财富的研究转向更加注重对人的行为尤其是人的心理研究。边际革命的先驱——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从作为消费者的经济人的个人角度去理解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如何以最小的痛苦来换取最大的幸福。这种经济学建立在三个最基本的命题之上：每一个人都选择对自己最大的利益；人类欲望早晚都会被满足；延长劳动会增加痛苦。在这些基本命题上，杰文斯运用数学方法把人的主观感受加以量化，来研究经济人的经济行为。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门格尔把追求欲望满足最大化的消费者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对象。他深受当时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原子论方法的影响，把商品价值还原成孤立的经济人对财货的主观评价，进而提出了著名的边际效用价值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和人的学问。特别强调的是：一是“一切财富是由人们要得到的东西构成的；那就是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但并不是一切人们要得到的东西都可算作财富。例如友人的情感……”［3］二是“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3]。 “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3]。
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将对人的研究纳入其经济学研究范围，这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财富的极大补充。
3.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于宏观分析的视角
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上，凯恩斯认为，古典学派经济学是立足于单个厂商和消费者的经济行为，进行的是个量分析或微观分析；而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立足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就业和产量变动，进行的是总量分析或宏观分析。他说：“古典理论的前提只适用于某种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情况。它所假定的情形只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点，而且古典理论所假定特殊状态的特征恰恰不符合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特征，如果我们企图将它应用到实践中，结果势必成为一种误导，甚至造成灾难”［4］。
在经济学研究范围的划分上，凯恩斯认为，“我们认为把经济学划分为价值与分配理论以及货币理论是一种错误。正确的方法应当是，一方面是关于单个行业或公司的理论，即研究某一特定资源如何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与报酬的理论，另一方面是适用于社会团体的产量与就业理论”[4]。凯恩斯正是借助对古典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纠正和对经济学研究范围的突破，从而完成了对古典学派经济学的革命。
二、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哲学名篇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
从经济学哲学名篇中来概述经济学的概念尤其是研究对象，既是最合理乃至正确的途径，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
1.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人性法则下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
穆勒首先分析了以前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定义。
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自称是传授国家致富之道的科学”这一定义是有问题的。其原因就在于：一是科学讲事实，而技艺则讲戒律。二是科学的语言是：这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而技艺的语言则是：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三是科学研究的是一个现象，去寻找这一现象的规律，而技艺则在自身给定目标条件下，寻找影响这一目标的种种手段。四是科学是真理的集合，而技艺则是规则的总和［5］。因此，如果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话，则它就不可能是技艺。当然，穆勒认为，技艺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虽然促进国家财富增长的规则不是一门科学，但它是科学的结果。
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调节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法则”这一定义，也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这一定义附上了这样一个说明，即：政治经济学是就国家而言，而家庭经济学则是关于家庭而言的。由于家庭经济学是由关于节俭的箴言或规则构成的，目的在于维持家庭得以存在所必需的物品，且通过大量规定的手段得到尽可能多的物质享受或快乐，所以家庭经济学是一门技艺，就不可能是科学，也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了。此外，穆勒还认为，这里的“财富”一词是模糊不清的。“财富”通常被认为是一切对人类有用或合意的东西。但就生产领域来说，如果合意于人类的一切物质东西的生产法则都包含在政治经济学之中，那么，几乎全部的物理知识、化学知识和地质学知识都包括在政治经济学之中，这样，经济学就很难说终止于何处，也就很难和物理学等最终区别开来。
穆勒还认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作用物的特性，即物质法则。二是被作用物的特性，即人的精神法则。比如，谷物生产就是如此，其物质法则是指使种子生根发芽的土壤、植物的特性以及其为人类生存提供营养成分的人的生理特性。其精神法则是指人渴求生存的欲望、获取生存必要手段的愿望。
穆勒认为，物理科学研究的是物质现象及其法则，没有涉及到人类精神。而精神科学则涉及到人类精神，研究的是精神现象及其法则。由于植物活动等现象涉及到的是物质法则，而与精神法则无关，物理科学就没有涉及到人类精神。由于精神现象本身要部分地依赖于人的机体生理法则，所以一切精神科学都必须以这些物理原则为条件。
因此，政治经济学一方面以全部物理科学为前提，另一方面涉及到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精神现象及其法则。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取决于人性法则而言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即“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生产和分配中的道德和心理法则。”
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讨论的既不可能是人类全部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也不可能是人类的全部人性，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只可能研究的是财富、人性的一部分。穆勒还认为，虽然人类有各种各样的动机，甚至一些人不把财富看成是其主要的追求对象，但是，政治经济学仅仅把人看成是获取和消费财富的，即把人看做必然是以最小劳动、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的必需品、奢侈品。这实际上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定。因此，穆勒又得出了另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即：“政治经济学要找出一些社会现象的规律，这些现象是人们为了生产财富而联合活动产生的，而且不因为对其他现象的追求而受到修正。”这本质上是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在理性经济人假定下人及其社会运行的规律。只要人性法则不变，人们为了生产财富而联合活动产生的社会规律就不会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规律、理论也就不会变。
2.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产生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现象的科学”
凯恩斯认为，弄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应该是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如果连政治经济学是关注实际还是关注理想、关注“是什么”还是关注“应该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就必然会导致对经济事实的错误理解，进而有损经济科学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为此，凯恩斯比较了两大学派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争论：一是英国学派，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科学。二是德国学派，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科学。该派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是什么”，更要研究“应该是什么”。凯恩斯总结道：“片言只语不能充分地描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没有哪一种方法能说自己不需要与其他方法相配合，相反，只要看看政治经济学的个别分支或某个方面，合理的方法既是抽象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演绎的，也是归纳的；既是数学的，也是统计的；既是假说的，也是历史的”［6］。
虽然凯恩斯将经济学分为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处于两者之间的作为手段的经济学，但是，凯恩斯认为，离开道德判断和经济规范的构造，研究经济一致性是可能的，即有理由建立一个独立的实证经济学。因此，“政治经济学作为实证经济学可以说独立于伦理学”[6]。“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讨论越是独立于伦理和现实方面的考虑，这门科学就越能尽快走出争论阶段。伦理学闯入经济学只能导致已有的争论不断扩大并无休止地延续下去。”虽然“在经济研究中把实证方法与伦理的和现实的方法剥离开来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不能以为这样的剥离既令人满意，又天衣无缝”[6]。“经济学家为了建立自己的科学基础，需要经济学本身所不能够提供的好多东西。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经济学家应该是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生。经济学家也应该解决社会伦理的基本问题”[6]。
于是，凯恩斯将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和心理学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会把物理学的规则作为前提或先决条件，但是，不会把它作为结论。同理，政治经济学会把心理学作为前提，但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关于心理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也不是一门政治科学，因为它不是研究人们的政治关系，而是研究人们的社会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既不是物理现象，也不是心理的或政治的现象，而是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类活动。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这一点，政治经济学可以定义为“研究产生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现象的科学”[6]。
3.罗宾斯的“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罗宾斯在对比了许多前人的经济学定义之后，给出了其关于经济学的定义。
很多经济学家习惯于把“经济学说成是研究物质福利的学问。”“物质这一字眼在坎南和马歇尔的定义中都能见到，甚至帕累托也同意使用这个词，尽管他的分析方法在许多方面与那两位英国经济学家有很大的不同。克拉克的定义中也含有物质这个意思”[7]。通过分析，罗宾斯认为，这种定义是“重农主义影响的最后残迹”，“完全未能展示所有最重要法则的范围或意义”[7]。以工资理论为例，工资理论是经济分析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虽然有些工资有助于物质福利的增长，但是，有些工资，比如管弦乐队成员的工资，则是与物质福利毫不沾边的，所以工资理论不应该忽略“非物质”劳务支出的金额，相反，还必须重视“非物质”方面的花销。
虽然人类活动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这不能摆脱有效资源的限制。“缺少达到不同目的的手段，几乎是制约人类行为的一个普遍条件”[7]。因此，罗宾斯认为，“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时所表现的形式”[7]。也就是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做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7]。
罗宾斯认为，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手段之所以成为经济货物，并不在于它们的物质性，而在于它们与人的估价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它们与给定需要的关系，而不是它们的技术实质。经济学家不关心技术本身，而把技术仅仅视为影响相对稀缺性的一个因素。经济学要回答的问题是：“人们达到其目标的过程如何受制于手段的稀缺——稀缺手段的配置如何依赖于最终的估价”[7]。
在经济学的目的和手段关系上，有人批评到，“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一种特别低级的行为。”但是，罗宾斯认为，这是一种误解。“经济学家不关注目的本身，而关注达到目的的行为是如何受到限制的。目的可能是高尚的，也可能是卑鄙的，可能是物质性的，也可能是非物质的——假如目的能够这样描述的话。但如果达到一组目的要牺牲其他的目的，那就具有了经济意义”[7]。虽然“经济学则根本不关心目的本身”，但是，“只有当目的影响手段的配置时，经济学才关心目的”[7]。在论述经济史问题的时候，罗宾斯认为，“经济史与其他历史一样，并不想全面描述各种事件，而只是想倾全力描述事件的某一方面。经济史要描述的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关系网，是目的的变化和达到目的所需的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对经济意义上的价值产生的影响”[7]。
直到晚年，罗宾斯仍然坚持自己的经济学定义，“我将继续我关于经济学问题定义的立场”，“我坚持按照由稀缺性所限定的行为描述这一主题”［8］。
4.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关于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科学
在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上，弗里德曼认为，原则上，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它研究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同时，规范经济学和经济学规则不可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任何政策结论都必然依赖于人们对做某一件事而不是做另外一件事的后果所做的预测，而预测必须隐含地或明确地依赖于实证经济学。
弗里德曼［9］指出，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即“假说”），旨在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
实证经济学理论由以下两种元素构成：一是一种旨在促进“系统的、有组织的推理方法”的语言。二是一种旨在抽象出复杂现实的本质特征的实质性假说体系。
经济学理论或假说是一个语言系统，实质是指实证经济学理论是由逻辑或数学语言等构成的形式系统，即从基本的假定出发，运用逻辑或数学等工具进行演绎推导，得出结论的形式系统。由于演绎法没有创新，即“结论没有超出前提假定”，所以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语言，实际上“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而只是一系列的同义反复。”当然，形式系统的构成既取决于逻辑上的考虑，又部分取决于实际上的考虑。
经济学理论作为实质性假说体系，是对一系列现象做出“预测或解释”，且通过预测能力来得到检验。对一种假说的“合理性”进行的唯一有效的检验，就是将这种假说的预测和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如果这种假说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抵触，那么，假说就应该被拒绝；如果这种假说的预测与实际情况不抵触，那么，假说就应该被接受。如果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假说的预测都没有与实际情况相抵触，那么，假说的可信性就非常高。但是，实际证据永远都不能“证实”一种假说，只是暂时的“证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伪这种假说，所以实际证据也只是说明这种假说是应该暂时地被接受的。同样，“被拒绝”也只是暂时被实际证据所拒绝。由此可见，任何经济学理论只是暂时地被证实，也仅仅是一个假说，因而理论和假说是一个意思。
这里的现象可以指“尚未发生的现象”，也可以是对已经发生但尚未进行观察或预测者尚不知道的现象。比如，一个假说认为，在给定的条件下，某种情况肯定在1906年发生过。如果对有关记录进行研究，发现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那么，这个预测就得到了证实。如果有关记录表明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这个预言就与实际情况相抵触，假说就得到了证伪，也就应该被拒绝。
由于观察到的事实是有限的，而可能的假说却可能是不计其数，永远也不可能将可能性减少到只有一种，使得只有一种可能性的假说和有限的证据相一致，所以弗里德曼根据科学哲学原理，提出了取舍一种假说的种种标准：第一，“成效性”。即假说说明、解释、预测现象的准确性情况。第二，“简单性”。即假说的出发点——假定或公理越简单越好。第三，“完备性”。即假定或公理要尽量完备。第四，“一致性”。即假定或公理之间不能出现逻辑矛盾。
虽然取舍假说有一定的标准，但是，由于社会科学很难做“受控实验”，经济学又缺乏“决定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理论的取舍和检验进展缓慢、困难重重，有可能使经济学退回到纯粹的规范分析或同义反复之中。但是，弗里德曼坚持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中一些学科也同样无法进行受控实验。经济学希望成为一门有用的科学而不是伪装成数学，就必须进行经验或实验的检验。
由上可知：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就取决于人性法则而言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的定义是“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凯恩斯说得更明确，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既不是物理现象，也不是心理的或政治的现象，而是 “研究产生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现象的科学”。因此，他们都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物的关系，如果仅仅关注人，那就是伦理学、美学等学科，如果仅仅关注物，那就是自然科学。事实上，凯恩斯、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的定义都是受穆勒观点的影响。比如说，穆勒认为，经济学如果是研究财富的，那就很难说经济学将止于何处，也就很难将经济学和物理学区别开来。受此影响，凯恩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就是这样简单，物理学的规则是它的先决条件”[6]。罗宾斯特别反对经济学仅仅是研究物质财富的“唯物主义”定义；同时，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讨论的既不可能是人类全部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也不可能是全部的人性，或者说，政治经济学只可能研究的是财富、人性的一部分。受此影响，凯恩斯认为，“人的经济活动部分取决于道德的因素，在实证经济科学中考虑道德动机的作用是必要的，然而，科学的功能不在于研究伦理判断；因此，政治经济学作为实证科学可以说独立于伦理学”[6]。罗宾斯认为，“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经济学并不讨论目的本身”[7]。“在相对估价表中，经济学把目的看做是给定的，探讨行为的某些方面会产生什么结果”[7]。而“美学关心的是某些种类的目的。美就是一种目的，可以说，它与其他目的相竞争供人选择。”“只有当目的影响手段的配置时，经济学才关注目的”[7]。
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关系上，弗里德曼认为，经济政策上意见的一致，较少取决于规范经济学本身的进步，而较多地取决于那种所得出的结论应该而且值得人们广泛地接受的实证经济学的进步。弗里德曼特别强调：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说”，它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这就是说，弗里德曼将规范经济学“存而不论”，而专门论述实证经济学。就像罗宾斯认为的“经济学把目的看做是给定的”观点一样。
因此，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穆勒、凯恩斯、罗宾斯和弗里德曼的表述虽然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他们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凯恩斯、罗宾斯和弗里德曼的观点源于穆勒的观点。
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穆勒、凯恩斯、罗宾斯和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和马克思的观点是相通的。事实上，马克思的观点深受穆勒、斯密等观点的影响，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显示，马克思当时就研读过穆勒等“一流经济学家”的著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0]。接着他又谈到“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0]。马克思认为，经济学研究不仅包含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还包含了在这其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11]。接着他又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11]。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过明确的表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12]。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恩格斯强调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3]。
总之，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而资源配置的方式属于生产方式范畴，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也就应该被包含在生产方式的研究范围之内。但是，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仅是生产方式研究的一个方面，绝不能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仅仅理解为资源配置问题。
三、结论
学界对经济学研究对象最大误解就是对罗宾斯的经济学“稀缺”定义这一最标准的“工程学”定义的误解。一些人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应该是对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进而，认为经济学是对自然资源配置问题进行“工程学”研究。费希尔等［14］认为，“经济学研究社会怎样以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帕金［15］认为，“经济学研究人们怎样试图用他们的有限资源来满足他们的无限需要”。曼斯菲尔德［16］认为，“按照一个标准的定义，经济学研究满足人们需要的在可供选择的用途之间配置资源的方式”。曼昆［17］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 从而，一些人就将经济学的“目的”放在一边，也时常引用罗宾斯的观点来加以论证，罗宾斯说：“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经济学并不讨论目的本身”[7]。其实，如上所说，罗宾斯并没有否认经济学不关注“目的”，“在相对估价表中，经济学把目的看做是给定的，探讨行为的某些方面会产生什么结果”[7]。“只有当目的影响手段的配置时，经济学才关注目的。” 而“美学关心的是某些种类的目的。美就是一种目的，可以说，它与其他目的相竞争供人选择”[7]。这就是说，美学等为经济学提供赖以生存的前提——“经济学的价值目标”。从这一点可以说，没有美学、伦理学等学科，就没有经济学。经济学如果出现了大的“问题”，往往会出现在其“根”这一块，即其“目的”上［18］。因此，森［19］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经济学，正如它已经奉献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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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