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敏兰 李斌
【摘要】分析了湖南扩大民间消费需求的背景、现状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结了湖南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性、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以及“低端制造业陷阱”引致的“消费洼地”是导致湖南民间消费率增速相对缓慢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民间消费成为湖南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的条件与机制，并从新型城镇化、提高居民消费率和升级消费模式三个方面提出了推动民间消费并成为拉动湖南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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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需；动力机制；增加居民收入；消费升级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YBB195、11YBB392） 和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课题（2013BZZ62）。
【作者简介】许敏兰，湖南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李斌，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
一、引言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许多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10000美元时，都曾出现因为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产生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理论界对此给出的一个基本解释是这些经济体没有适时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目前，中国大多数省区都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人均GDP 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由于区域梯度发展战略的推行，各省区发展差异明显：东南沿海一些省份通过抢抓农村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机遇，率先奠定了经济大省的地位。在这其中，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是其保持高速增长的动力源。对身处内陆的湖南而言，当前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正处在经济加速发展的阶段，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是“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必须面临的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湖南提出加快建成全面小康、实现“中部崛起”的跨越发展的新构想，“中等收入陷阱”是必须面对也必须克服的难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只有适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消费需求特别是民间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摆脱早期发展中的学习和模仿战略，及时转向创新驱动战略，才能把构想早日实现。
二、有关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文献回顾
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Solow （1956，1988） 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特别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把储蓄和投资率影响的资本看成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此后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视角探寻各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已有的研究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归结为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技术、制度、出口、产品差异、发展战略等诸多因素。Romer(1986)和Lucas(1998)等人的开创性贡献在于把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增长模型，从而解释了不同国家不同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的差异性。Williamson（1985） 等认为制度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因素，以此为基础， 形成了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的诸多解释。Keynes(1936)及其后续学者开创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则强调消费、投资、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提出的有效需求是企业家对他们决定提供的就业量能够带来多少的订单（即企业主收入） 预期量，Keynes的就业有赖于“有效需求”——即人们在消费和资本品上的支出。这些研究共同构成了有关经济增长的经典文献。国内江小涓（2010） 从总需求的角度，提出了大国内需和外需共同作用的双引擎增长模式。黄茂兴（2012） 从宏观视角分析了我国扩大内需的活力和潜力，剖析了当前我国扩大内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龚敏和李文溥（2009） 则主要分析了扩大内需政策对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在实证研究方面，祁飞和李慧中（2012） 从“母市场效应”理论出发，验证了扩大内需可以导致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 利用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运用CGE（Comuter Gen?eral Equilbrium） 模型模拟分析表明：农民工市民化与经济增速提高显著相关，同时会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于学军（2009） 从人口变动视角分析了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和家庭规模等因素的变化对扩大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更多从宏观层面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已表明内需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但对于内陆地区单个省份民间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仍不多见。
三、湖南省扩大民间消费需求的背景、现状及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评估
美国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表现在：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幅回落，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动荡不安。对中国而言，在过去以欧美发达经济体为主的外需市场面临缩减的同时，国内受房地产调控等因素影响的投资增速也在进一步下滑。因而，传统意义上拉动经济增长的外需和投资都面临着不确定性，中央适时提出了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政策。对处于内陆地区的湖南而言，则更是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消费需求特别是民间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逐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以推动湖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 湖南消费现状的评价
近年来，湖南通过大力推进“四个湖南”和“四化两型”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具体而言，近年来，在拉动湖南经济增长的引擎中，消费需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对投资需求的持续增长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010 年，湖南消费率为47.4%，比投资率低7.3%，与2005年相比，更是下降了13.6% ；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0.3%，比投资贡献率低21.7%，比2005 年下降14.5%。2011年，消费贡献率进一步下降为39%，比2010 年下降了1.3%，总体发展呈不断减弱之势。与GDP增长率相比，湖南最终消费增长率自1991年以来一直低于GDP增长率。消费不足、发展不快仍是当前湖南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图1）。
由于湖南地处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进出口目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例相对较高。也就是说，拉动湖南经济增长是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两驾马车。
从各指标的增速看，相对于GDP近年来年均12%左右的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保持在3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是过去拉动湖南GDP增长的最大动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一直保持在20%左右，也远远高于GDP增长速度，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另一动力源。从开放型经济而言，湖南这些年开放型经济尽管呈现了高速增长态势，但开放度一直徘徊在8%左右，与沿海地区开放度超过50%的水平有很大差距。这也反映了湖南仍然具有比较明显的内陆型经济形态特征，开放型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当然，如果能够保持目前的高速增长态势，开放型经济也将成为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之一。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湖南经济增长这些年来保持了高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模式是由政府主导的高水平公共支出，尤其是基础建设支出所支持的一种凯恩斯式发展方式。
（二） 湖南民间消费率增速相对缓慢的原因
1.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性。
第一，湖南从总体上看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省内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差异性很大。目前，湖南经济已经基本形成长株潭经济区、泛湘南区域（包括衡阳、郴州、永州、娄底）、大湘西区域（邵阳、怀化、张家界、湘西自治州） 和洞庭湖经济区（包括岳阳、益阳、常德） 四大板块。2011年，湖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9635.19亿元，其中，长株潭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8320.62亿元,比上年增长14.4%，占全省的比重为42.4%；泛湘南区域地区生产总值4055.10 亿元， 增长13.9%，占全省的比重为20.7%；大湘西区域地区生产总值2499.57亿元，增长13.2%，占全省的比重为12.7%；洞庭湖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4759.90亿元，增长13.2%，占全省的比重为24.2%。
从2009 年～2010 年这三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四大板块中，从总量看，长株潭占全省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2%左右，可谓一枝独秀。从增速看，长株潭和泛湘南区域保持了比较快的经济增速。总体而言，湖南经济呈现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显著特征，这种区域不平衡，主要是由于湖南区域经济处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
第二，湖南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到2011年底，湖南全省共有设市城市29个（省辖市13个，县级城市16个），1109个建制镇，100万人以上特大城市1 个，50 万～100 万人的大城市9个，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7个。全省城市化率为45.1%，长株潭区域的城市化率最高为59.35%，大湘西最低为36.76%（图2）。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般而言，城镇化必须与其工业化的进程相适应，与其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对中国而言，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6.2%提高到2011年的51.27%。也就是说，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些年也是湖南城镇化加速发展年代，但相比全国平均城镇化水平，湖南城镇化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经济学理论早已证明，城镇化必将有效拉动市场需求，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城镇化率超50%的时候，意味着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步降低，二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高。也就是说，城镇化代表了生产方式的转变，更是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变化。
由于湖南也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在城市中工作的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因为统计口径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城镇化率普遍存在虚高和不稳定现象，湖南也不例外。按照国际惯例，在城镇连续居住超过6个月就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实际上，湖南仍有10%～12%的城镇人口是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些都是形成民间消费增速没有跟随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呈现相对缓慢的原因。
第三，重化工业产业结构导致机械装备、钢铁、有色等产业发展迅猛。目前，湖南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按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这一时期应是第二产业应居主导地位。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湖南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产业结构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但与全国及中部其他省份相比，工业发展水平仍较低，落后于全国工业化发展的平均进程。2011年，湖南三次产业结构为13.9∶47.5∶38.6，工业化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也低于中部的其他五省：分别比山西、河南、江西、安徽和湖北低12%、11.7%、7.2%、5%和2%。这表明湖南工业发展较落后，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具体而言，湖南工业目前拥有机械、食品、石化、有色、轻工、建材、冶金和电子信息制造等八个千亿产业，这八大千亿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占全省规模工业的比重超过80%。近年来，借助资本的力量，湖南的机械装备、钢铁、有色、造纸等传统产业纷纷扩能提质。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时代集团、力元新材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异军突起；大湖股份、隆平高科等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速前行。但与就业和消费联系紧密的金融保险、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商贸流通、房地产、生活服务等传统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这些都制约了消费需求。
2.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首先，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相对滞后。近年来，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于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家庭在初次分配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根据《湖南统计公报》数据，2010年家庭在初次分配收入、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分别比2000 年下降了17%和15.1%，与之对应，企业和政府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2011年延续这一态势：当年湖南财政总收入增长31%，其增速远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13.8%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速16.8%。
其次，社会成员内部收入差距相对扩大。一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从相对差距看，湖南城乡居民差距指数从1978年的2.27增加到2011年的2.87。从绝对差距看，2011年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距达到12277元，比1978年差距扩大了12096元。如果考虑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实物福利和补贴等隐形收入，城乡差距会更大。二是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11年，长沙、株洲及湘潭三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2万元，省内中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为1.7万元左右，西部地区处于1.3万～1.4万元的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长沙市（26451元） 几乎是最低的湘西自治州（13591 元） 的两倍，相差12860元，与2005年相比，扩大6955元，差额扩大了1倍多。三是城乡内部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以长沙为例，长沙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尽管逐年增长，但高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是不平衡的。据长沙市城镇住户700户抽样调查资料，2011年，长沙市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6681元，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151元，高低收入比为3.5∶1，二者相差33530元，收入差距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3595元。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总量差距进一步扩大。
受收入水平的影响，高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差距也较大，调查资料显示，2011年，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13151元和10124元，边际消费倾向为77%，其中仅食品消费就占到消费性支出的47.2%，生活压力较大。而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46681元和27820元，边际消费倾向为60%，高低收入家庭的比较消费倾向差距为17%。高收入家庭由于收入水平较高，在必需的日常消费之后，他们可以把剩余的收入积累起来择机投向更高的消费领域。而低收入家庭虽然有较高的即期消费倾向，但因收入增长缓慢，很难向更高的消费领域拓展。此外，城乡居民对未来收支预期不确定，也降低了即期消费。
从图3可以清晰地发现，财政收入增长一直远远高于GDP增速，而居民收入增速大多数年份都低于GDP增速。也就是说，近年来经济增长的红利主要被政府和公司企业获取，这是制约湖南民间消费的根源。
3.“低端制造业陷阱”引致“消费洼地”。湖南工业传统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低端制造业陷阱”，而“低端制造业陷阱”又造就了“消费洼地”。近年来，湖南尽管涌现出以三一重工等为代表的本土机械装备行业龙头企业，但湖南工业总体的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出现减缓迹象。2011年，全省研发经费增幅比2010年降低了近20%，研发经费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几乎没有提升；专利授权量增幅比2010年低50.9%。此外，湖南产业集聚集约水平不高。产业园区规模较小，全省仅3个千亿产业园区，园区工业增加值占比不足4成，发展水平远低于发达省份。总体而言，大多数产业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大多数产业仍然属于传统的低端制造业。低端制造业为了保持其竞争力，只能实行低价策略。要实行低价，只有降低成本，而降低工资是降低成本的主要手段之一，从而形成低端制造业-低工资-消费洼地的恶性循环。
四、民间消费成为湖南省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的条件与机制
（一） 民间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的条件
当前经济结构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近年来，剔除价格因素后湖南投资需求每年的增长率在13.5%左右，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从理论意义上讲，经济增长10%中消费需求会占6%～7%。而湖南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来自于投资拉动。要实现消费需求，特别是民间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最终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保持在45%～60%；资本形成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该保持在38%～44%；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保持在8%、2%。在实现这个阶段性目标后，保持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推动力的最终消费率应保持在60%～75%，投资率应保持在40%～25%。其中，最终消费中居民个人消费所占比例为65%～75%，政府消费占比35%～25%。
（二） 民间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的作用机制
经济学理论表明，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有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的大小由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决定。一般情况下，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均等化程度越高，消费需求就越高。消费意愿则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以及供给结构，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大，人们就越不敢消费，转而倾向于多储蓄。此外，供给结构与人们的消费需求结构越脱节，人们的消费意愿就越无法实现。当前居民消费偏低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人均收入水平偏低，而且结构不合理，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不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存在不确定性，加之供给结构不合理，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不足。
第一，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导致民间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对此，需要提高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例，也就是俗称的涨工资。但在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涨工资必然挤占企业的利润，随着企业利润的减少，会引起企业用工需求的下降，从而失业率会上升。涨工资不但不能提高老百姓的总体收入水平，反而可能因失业增加导致社会问题。基于政府税收连年超越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率，目前理论界的共识是政府要减税。只要政府减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机制，才不会挤占企业利润，保证老百姓收入增长的目标才具有实现的可能。
第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社会保障程度完善、充分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善能够提高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一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可以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是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关键所在。目前，湖南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包括保障标准较低和覆盖面较小。这需要逐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扩大覆盖范围，增强社会保障的普惠性，同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二是充分就业不但能够直接增加居民的收入，还能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三是调节社会收入结构，是提高湖南边际消费倾向的重要方面。由于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消费增长。因而，应通过税收等手段，合理调节社会收入，对行业垄断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进行合理限制，在保障效率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
第三，产品结构升级拉动消费。现在消费者并不完全是缺乏消费意愿，而是没有更多地给他们提供一些愿意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对此，一是要加强市场调查，深入了解市场的供求情况，了解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二是要引导出口型企业面向国内市场。面对出口受阻，要引导更多的出口型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将适合国外消费的产品调整为适合国内消费的产品，确保企业生产和满足居民消费需求。三是要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市场，服务消费将是未来消费的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如家政服务、老人护理、健康保健、休闲旅游、金融保险服务以及信用消费等，这些消费将在居民消费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与此同时，要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加大打假力度，净化市场，使人们敢于消费，放心消费。
五、推动民间消费成为湖南省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的思路
（一） 新型城镇化
在湖南城镇化率不到50%、人均GDP 不到7000美元的状况下，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湖南经济社会仍将保持持续高增长，仍将处于一个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目前国内经济总体处于调整的背景下，湖南的出路是新型城镇化。以往的城镇化实现了“人进城”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进城农民真正过上城镇生活的问题。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其实就是主导产业的城镇化、人的居住地的城镇化和人的消费观念的城镇化。为此，一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城镇的承载能力。二是加大收入分配改革，让应进城的人可以享受到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三是大力发展湖南城镇化发展比较慢的地方，比如邵阳、怀化等区域，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四是激发民间经济的活力，民间资本可以解决国有资本不能解决或者是无力解决、居民急需的发展问题。实现了这四点，毫无疑问就实现了真正的城镇化，就真正为未来十年找到了增长的新动力。
（二） 提高居民消费率
对湖南而言，今后应逐步扩大消费占GDP的比例，相应降低投资的比例，提高居民消费率。而要提高居民消费率，关键在于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鼓励提高资本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改变社会财富过分向政府集中的分配体制。如果“十二五”期间能使湖南居民消费率提高10%，那就意味着每年能新增1000亿元到2000亿元的商品销售，这将持续拉动湖南经济增长。当然，由于湖南省人口基数大，本身的消费潜力非常大，这也为提高居民消费率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三） 升级消费模式
以电子化、信息化为手段，以网络化为平台，大力推进湖南信息化网络建设，提升消费模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能够提高城市承载能力的服务业，例如环保、文化、传媒等现代服务业；降低中间资本投入，从而带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引导居民消费结构由工业消费品为主转变为以第三产业提供的住房、教育、旅游等服务类产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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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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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