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教育的实践过程当中，基本上也是有很多老师对于当前教学状态都是会感觉无可奈何的，而且对于大学生的人生定位的缺失也是深感遗憾的。本文就整理了关于大学教育论文范文，供大家欣赏借鉴。
第1篇：现代大学教育与古典自由教育精神的回归
刘徐湘
摘要：古典自由教育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围绕自由知识及其教育问题展开的，经由教育理念到教育实践形成的教育体系。古典自由教育精神则是对该理论与实践的自觉意识与践行，主要体现为“免于实用”的自由精神，追求“自由知识”的原理精神，“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形而上学精神。现代大学由于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影响，解构形而上学的盛行，失落了古典自由教育精神。中国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作为研究型的一流大学，需要回归以人为本位、以学术为本位的古典自由教育精神，回归古典自由教育的本心、本位与本真，让中国的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大学。
关键词：自由知识；自由学科；自由教育；教育精神；大学回归
现代大学发源于欧洲，在其理性传统的继承中，以“自由知识”为核心的自由教育思想处于重要地位。当今世界一流大学依然秉承自由教育思想，以高深学问和原理追求作为大学的命脉，以人类理性文明和知识整体性的理想作为精神寄托。本文试图集中讨论以自由知识为核心的古典自由教育精神，期待中国现代大学回归这一理性传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
一、古典自由教育与教育精神
古典自由教育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围绕自由知识及其教育问题展开的，经由教育理念到教育实践形成的教育体系。
自由教育发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首次提到liberaleducation（直译为“自由教育”，后人多翻译为“博雅教育”），是西方自由教育的首次现身。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开设政治学讲座，讲座内容整理成《政治学》。在这本西方政治学的开山之作中，亚里士多德用大量篇幅讨论公民的教育问题，提出公民需要一种既非实用又非必需的教育，它专注于人的自由和高尚的品格，即“自由知识”与“自由学科”的教育。亚里士多德详细讨论了自由知识以及自由学科的特性问题，为尔后西方“七艺”课程的完善和成型埋下了伏笔。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经由古罗马西塞罗阐发，落实到教育实践，形成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七艺”课程，它们是文法、修辞、逻辑、音乐、数学、几何、天文。
古典自由教育精神则是建立在自由教育理论与实践之上的理念与信仰，它是对古典自由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自觉意识与行为操守，经过漫长的文化浸染与发展，体现为影响西方大学文化的精神力量。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免于实用”的自由精神
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自由必须免于实用性的束缚，“处处寻求实用，则不可能造就自由而高贵的灵魂”。“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是为了实用目的。”[1](P31)他把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真理为目的的思辨知识，一类是以行动为目的的实践知识，前者是“为知识求取的科学”，后者是“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1](P30)，真正自由的科学是为自身而存在的思辨科学，它是免于实用的。在人类活动的目的中有最高的善，其他的活动从属于最高的善。人类的幸福是最高的善，而幸福是指人的灵魂和肉体各方面的圆满实现，人的灵魂和肉体的最好的实现方式是沉思，即对理论的深刻而长期的非功利的思考，“幸福就在于某种沉思”[2]。我们是为了幸福本身而追求幸福的，它远离实用的目标。最为充分的沉思表现为学术而学术，可见，“为学术而学术”是多么幸福之事！“为学术而学术”是自由教育的精髓所在，它成就人无目的无功用的独立思考与反思能力，并常常使人达到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
古希腊时期，人们以远离实用为高贵。我们不应该总追究其贵族性，而应看到该文明在知识追求中的精神力量与价值，欧式几何产生于远离实用的思辨与思维体操，浮力原理的发现也与实用无关，但是它的精神力是那样迷人，甚至让洗浴过程中的阿基米德忘情狂奔。这种精神深深感染着大学，巴黎大学产生于没有任何实用的“唯名论”与“唯识论”之争。在现代的一流大学里，住着一批不问实用的教授们，他们专注于看似无用的理论而无暇他顾，但就是他们推动着人类理性文明的前行，牛顿的力学原理无关乎实用，爱因斯坦的广义与狭义相对论无关乎实用，普朗克的量子理论也无关乎实用，但其理论的光辉却为尔后人类的科学实践产生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理论的先导价值恰恰源于这远离实用的精神魅力。
2.追求“自由知识”的原理精神
“自由知识”是关于事物根本原因的知识，“在全部科学中，那更善于确切地传授各种原因的人，有更大的智慧。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智慧”[1](P30)。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由知识的思想发扬其师柏拉图理念论的论断，理念是普遍的，它追求变动不居具象背后的普遍性原理，让原理居于优先的地位。
原理精神深刻地影响着西方文明发展的进程。深受西方哲学传统影响的马克思这样评论道：“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杜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因而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3]（P146）对原理的偏好一直影响着西方的文明与教育，至今为止，诺贝尔科学奖坚持奖励科学原理和新物质的重大发现而不奖励应用原理的发明，一些国家甚至为研究自然科学的博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因为他们认为哲学博士是最高级别的学位，它充分体现了西方理性文明的原理精神。
追求“自由知识”的原理精神对大学教育的影响也一直延续至今。比如现在很多大学依然保留着博雅学院，并对全体本科生实行通识教育；在本科生学院中坚持学院寄宿制，配备导师，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住在一起学习与讨论；一些一流的大学坚持知名教授给本科生上基础课（原理课）的传统，一开始就将他们引入学术的殿堂，让他们在教授们的引领下养成“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原理精神。
3.“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形而上学精神
形而上学被亚里士多德作为“第一哲学”，它探究“存在之存在”，即事物存在之最为根本的原因。“世上必有第一原理”[4]，在世界的繁杂与多变之中，形而上学研究永恒与不变之性，当人们对这些永恒与不变之性有充分的把握时，才会有“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勇气和智慧。因此，形而上学既关乎人类的学问，也关乎人类对知识和自身理性的信仰。
于是，古希腊人形成了对于世界思考的理性情怀，即理性的逻各斯，它坚信对事物的研究可以找到其逻辑起点与体系。当人们找到这一逻辑起点与体系时，就会有“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信念与信仰。当阿基米德发现杠杆原理时，他充满自信地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形而上学精神寄托的是人类理性的情怀，直指人类对于理智的理想：对世界普遍性与一致性的理解与观念，对人的理性能力与知识统一性的信念。
这种理性情怀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的形而上学精神，世界一流大学是各种学科与专业的综合，以达成人类对知识整体把握的理想。其哲学院往往享有最高的地位，因为哲学精神是对“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典型代表。其他学院的学科，也秉承大学的理性精神，努力把该学科的原理研究通透，并由该学科最为权威的教授给本科生上原理课，让学子们通过对最为基础课程的解读，拥有学科知识理解的通透性，树立起“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理想。
二、现代大学教育与古典自由教育精神的失落
现代大学教育中的自由教育及其精神在社会发展中面临现实的挑战。当大学由边缘走向中心时，社会的欲望与需求，政府的干预使得古典自由教育精神受到威胁。现代大学教育在功利的计较与实用的权衡中，在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介入的过程中，在解构形而上学的喧嚣中，失落了古典自由教育精神。
1.专业教育与“非实用”之自由精神的失落
现代大学教育随着专业教育的介入，失去了古典的非实用本性，失落了“非实用”的自由精神。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来自民间组织，最早的大学之一巴黎大学甚至是学生们创立的，并不依赖社会其他组织，也不依赖政府，它的创立与当时的哲学论争“唯名论”与“唯实论”有关。尽管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按照神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分类，但其人文色彩依然十分明显，学科设置和课程体系并不受政府的干预，课程与教学大多遵循古典自由教育的理念精神加以实施。但是，随着社会对大学教育介入的加深，专业分工与需要改变了大学的专业与学科结构，专业教育率先进入大学，大学逐渐脱离其非实用本性。专业教育进入大学后，大学似乎忘记了亚里士多德“处处寻求实用，则不可能造就自由而高贵的灵魂”的教导，失落了古典自由教育之“自由精神”。
教育家纽曼敏锐地感受到危险的存在，他指出：“一些纯专业化的工作尽管需要很强的心智活动，而且尽管与贸易、体力劳动比较起来更加自由，但并不能够简单地称其为‘自由’，商业也就根本谈不上‘自由’特征了。”[5](P28)“知识按照其程度变得越来越特殊时，知识就越不能称其为知识。”[5](P33)纽曼看到当时专业教育越来越偏向实用和特殊的事实，强调其与自由教育的差异。
专业教育并非不重要，但如果专业教育只是追求片面的专业分工，只是以实用为导向，便失去教育养育人本身的自由特性，失去其长期价值。以中国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为例，当时撤销了很多综合性大学，办了与实际应用相联系的钢铁学院、煤炭学院、石油学院、纺织学院等学院，这样的办学理念虽然可以为短期的生产建设培养实用人才，但是随着知识的更新与产业转型，其培养的人才并不适应社会长期发展的需要，更不利于人本身的发展。
2.职业教育与“自由知识”之原理精神的失落
职业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发生在近现代。职业教育“最初采用学徒制，19世纪随着工业的发展，一些欧洲国家开始采用学校教育形式，一般设立中学阶段的职业教育和职业补习学校”[6]。到20世纪中叶，职业教育以高职的名义进入高等教育，中国职业教育进入高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
职业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是必要的，但如果它只是对口社会的职业，而不关心教育本身，不关心人本身，那么就不会关心应用知识的原理，更加不会过问远离职业需求的“自由学科”及其原理。职业技术学院一般不会设立文史哲专业，因为社会没有与之对口的职业。
高等教育是分层次的，职业教育应该在高职高专实行，综合性大学即使在大众化时代也应该保持精英的本性，依然需要培养社会精英，依然需要以原理的掌握作为培养人的根本标准。这是一个现代国家保持高等教育结构完整性与合理性的标志。当职业教育倾向在美国不断侵扰其“自由教育”本性的时候，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警告说：“我们不能欣然看着大学的基本活动为一波又一波的职业教育主义所淹没。”[7](P26)“职业性的气氛对于引导学生理解学科是灾难性的”，“将大学职业教育化对大学而言显然是有害的”[7](P22)。
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是一流的在于其对西方理性传统的继承。其中“自由知识”的原理精神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哈佛大学校长萨莫斯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时强调：“在大学中我们教的是最抽象的科目，从一定意义上说，可能就是数学，数学中应用性最小的领域可能是数论——研究数字的理论，可是我们发现电子邮箱都受益于过去25年数论的新发现。因为对于质数的研究构成了算法的基础，编码算法是今天电子通信和电子交流的基础，而这一切来自最抽象的知识。”[8]萨莫斯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大学不会惧怕理论知识的抽象与艰难，相反，大学就是要把研究原理性的理论知识作为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虽然原理性知识看不到与现实职业的任何关联性，看不到任何唾手可得的眼前利益和实用价值，但它一旦作用于实践，可能的价值就是决定与转折意义的，是长期与深远的。一流大学必须以抽象的理论知识的研究为主旨，承担起世界文明长远发展的责任与义务。
但是，我们一些大学管理者没有对于大学理性精神的领悟，不了解西方大学强盛的奥秘在于其秉承大学的理性传统。在一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副校长公开说：我们大学也要培养蓝领。类似的笑话还有不少，曾有一所综合性大学为了特色甚至成立“马铃薯学院”。这是对大学古典理性精神的公然漠视，如果那所中国知名大学也要培养蓝领，那所综合性大学也要成立瞄准就业与职业的所谓学院，那么这样的大学永远也成不了一流。
3.解构形而上学与“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之形而上学精神的失落
解构形而上学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后现代倾向中，后现代思潮与倾向是对人类理性完整性的挑战。一方面，西方以“逻各斯”为核心的理性传统发展到现代的确有独断与专制之嫌，从奥古斯汀的“上帝”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从伽利略“世界是由数来构造的”到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理性的构造是绝对与权威的。后现代对绝对理性的解构也是对其封闭性与权威性的怀疑。另一方面，一些后现代理论在解构形而上学中连同人类理性的能力也一同怀疑了。他们设问的是：人们能形成关于知识本身的信仰吗？能形成统一性的知识体系吗？有些极端的后现代论者甚至认为人类关于知识整体的构架与信仰不过是关于知识的幻想与臆断。
现代社会失落了“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形而上学精神。按照后现代论者的理解，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不可能达到统一性，不可能再期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人类理想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的确，现代社会中人们面对知识爆炸的现实影响，要达到对知识理解的整体性与完整性遇到更大的挑战。但是，大学中“自由教育”的那颗童心，那“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那“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理想难道真的不复存在了吗？如果我们连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能力也要怀疑，对人类自己的理性认知能力没有任何自信的话，我们就不会期待人类以理智与情感立于自然与社会之间，不会期待大学的合理与合法存在，不会期待大学能培养充满理性力量与社会关怀的人。
三、现代大学教育与古典自由教育精神的回归
十九世纪中期，红衣主教纽曼受命组建北爱尔兰的都柏林大学，深感古典自由教育精神的失落，主张大学应该回归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中去，他在英国各地演讲，后来汇编成册为《大学的理想》。纽曼在西方理性传统受到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挑战后发出深切的反思，这是现代大学教育对古典自由教育精神的系统回眸。
中国的情况更加特殊，中国没有西方崇尚原理的理性文明，没有形成重视理论知识的理性文化，在理论知识、实践知识与技术知识之间，中国重视的是以伦理纲常为主线的伦理知识（实践知识），其次是技术知识[9]。在“实用理性”传统的中国，最早创办的北洋工学堂与南洋公学为的是实用的技术。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也是为了实用，至今为止，我们一些大学管理者和政府官员依然觉得实用比“无用之大用”更加重要。我们显然不知道西方理性传统的价值，没有反思为什么我们有四大发明，但没有四大发明技术背后的理论原理，没有反思为什么近代我们会落后。
1840年以后，日本与中国留学生都到德国留学，日本学生全面学习西方，从文化到原理、技术都不放过，而中国学生只学习他们的技术。看到这一现象的德国魏玛公国宰相俾斯麦预言日本会打败中国。“俾斯麦的预言”在若干年后的甲午海战中得到印证。他的预言应该让我们警醒：西方近代强大的背后有着其深刻的文明背景，那就是理性文明体系及其构建，它以原理性知识追求为核心，从理论知识到技术知识，最终表现出强大的知识力量。
当前我国大学正在进行“双一流建设”，这是我国政府提出大学发展的重大战略，即在21世纪中期，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从大国向强国迈进。我们已经认定了奋斗的目标，现在重要的是要形成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认识与实践方略。但是，对于何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当下很多研究注重量化的标准①，但我们也需要看到世界一流大学有着一些不可量化的质性特征，其中，古典自由教育精神乃是这些质性特征的重要方面，一些有识之士也注意到古典自由教育精神的对于中国当代大学的重要性[10]。真正超过西方大学，使自己的大学也成为一流，我们需要回归大学的理性传统，回归古典自由教育精神。
1.不忘初心，回归古典自由教育之本心
古典自由教育之本心，相信人类的理性，相信人类对知识的整体把握能力，因而有着“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形而上学情怀。
尽管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知识爆炸的挑战，人们也应该坚持对于知识的可理解性。胡塞尔认为，人类的理性天生就倾向于和谐与统一，形而上学精神发源于人的内在理性，并不是为了所谓权威的获得与知识的占有。只要我们保持对形而上学理性构造过程中绝对化的反思与批判，形而上学精神并不会构成知识的僵化与固化。
大学是最能体现人类形而上学精神之圣地。在大学的整体中，可以借助学科布局与整体构架创造“天地通盘予以考虑”的氛围与现实基础。个体可以在此氛围中，在知识的交叉与综合中，通过不断地学习达到通识的理解与理性的和谐。
现代大学的博雅学院依然存在，在英美等国还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这说明现代大学依然有着古典自由教育的精神追求。在自由知识的构架中并不去追求各门知识的精通，而是以博通的方式构建“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雄心。例如，博雅学院学生们的科学知识修养，不是对所有科学知识的精通，而是以科学哲学的方式进入学生的课程学习，让他们通晓科学知识的基本原理、方法与范式。这便是现代大学教育中自由知识与修养教育的案例[11]。
“自由教育是大学的一颗童心”[12]。她源于人们对真理的追求与信仰。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只要这种本性不改，自由教育的形而上学精神就将永存。
2.合理定位，回归古典自由教育之本位
大学教育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着眼于“人本身”的教学培养人，尽管现代大学增加了其他功能，如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但其他功能的实现必须以教学和培养学生为前提。
随着现代社会需求的扩张，现代大学面对定位难题：是以社会需求为本位还是以人本身的成长为本位。也许我们可以采用博弈论的观点，在社会需求与人本身的成长之间，在市场与学校教育之间达到某种博弈后的平衡，以取得定位的合理空间。但是学校首要的问题是对学生的培养，需要从人本身出发研究教育问题。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P9），如若把养成人的自由品性与修养放在首位，自由教育与人本身就成为大学不能回避的话题。
自由教育是最为养育人本身的，它不会为外在的功利目标所左右。相反，专业教育容易陷入“工具理性”的泥潭，因为它是应专业分化与分工而产生的，首先满足的是外在的社会需求。回归大学古典自由教育精神，即回到人本身，在此本位上发挥大学的其他功能。
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自由教育为专业教育奠基，人本身自由素养的养成更为基础。哈佛大学商学院只招收硕士以上的学生，他们认为，学习商业这样的专业应该在充分培育了自由精神，在“人本身”充分发展以后再加以实行。具体的培养思路可以总结为：首先，专业教育需要自由教育的精神基础。其次，在专业教育的教育教学中也应该有自由教育的理念与方法，不能过于拘泥于某一专业范围，而应该拓展其专业视野，不能只强调本专业的方法，还应该思考专业的方法论问题，因为方法论研究的是关于方法的原理，设问的是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这些本源性的思考必然导向专业哲学素养的追求，而专业的哲学修养即专业教育中自由教育的本意，专业教育与自由教育的融通由此达成。
3.追求真理，回归古典自由教育之本真
亚里士多德在回忆老师柏拉图时，说道：“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真理的追求成为西方理性传统的重要文脉。
在古希腊，真理追求就是对思辨知识的追求，在于刨根问底地不断追问，在于构建有逻辑起点与逻辑体系的知识。这是“自由知识”的本来面目，它对西方理性文明贡献巨大，现代文明实际上是按照科学的理性精神发展而来的。当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与实验科学结合，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得到充分的体现，它反映的是理论与技术结合后的理论原动力与技术改造力，使理论与技术双赢并不可计量其对现实的影响与力量。
自由知识或理论知识的价值得到西方文明的一致认同。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13]。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个体也是这样。个体在理论知识探究中，能表现出主客合一的审美力量，在忘我的“为学术而学术”中充分体现自己的精神力量。
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调和十分艰难。从知识结构与类型来看，前者是普遍意义的，后者是个别意义的；前者是学术型的，后者是应用型的；前者注重原理，后者注重实用；前者是理论，后者是技术。两者在教育价值与人性养成上有不同的路径：自由教育向往通识的普遍原理，通过哲学修养而形成人本身的价值；职业教育追求工艺的熟练，通过技术化的操作而追求教育的目标。通俗地说：自由教育的最高价值是作为原理的哲学，职业教育的最高追求是作为技术的艺术；自由教育关心真理的追求，职业教育则不会关涉真理本身。也许有人认为哲学与艺术不是和谐一致的吗？但两者无论怎样融通，自由教育的成果，通过理论和哲学修养养成的艺术是理论化的艺术；职业教育的结晶，通过应用与熟练化达成的艺术是操作化的艺术。它们从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
因此，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往往是用不同层次的结构来融通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难题，完整的高等教育结构自然有职业教育的位置，但它不能替代以综合性知识与理论修养为本位的综合性大学的地位。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依然是高等教育的塔尖，她依然以对高深学问和精神修养的追求来维护自由教育的权威。
自由教育依然以她独有的魅力而在大学存在，在真理的探究中没有功利的计较只问真理本身和人本身，“无用之大用”成为大学之为大学的本源意蕴。世界上一流大学深知自由教育的价值。当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不断干扰自由教育理念与追求时，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总是伴随着现代的大学。纽曼是这样，赫钦斯也是这样。
中国大学教育需要回到古典自由教育精神，回到追求真理的理性传统，在“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氛围中陶冶精神与情感。我们只有让古典自由教育精神渗入大学的血脉，这样才可能理解本源意义的大学实质。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表现在可以量化的外在标准上，也体现为一些不可量化的质性特征上，古典自由教育精神恰恰是这不可量化标准中的重要特征。中国大学有必要认真学习西方一流大学的精神特质，回归古典自由教育精神，这样才可能真正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大学。
第2篇：传统茶文化与大学教育融合的美学特性分析
卢文玉（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11）
摘要：我国传统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两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传统茶文化与佛家、道家、佛教等思想融合交流，吸收了大量的美学思想。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这些美学内涵，是我国传统美学的集大成者，对于培育和引导大学生建立积极向上的审美观和正确健康的美学素养有着不可小觑的促进作用。本文从传统茶文化在与大学教育的美学特性融合的角度，试着分析一二。
关键词：传统茶文化；大学教育；美学特征；路径分析
中国人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一代又一代的饮茶者将茶从单纯的饮品上升到了文化的范畴，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国茶文化。而这种文化的积淀也催生了极具内涵的茶美学，这种茶美学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美学内涵息息相关，同时也囊括了儒家、道教、佛教的精神精髓，展现出独特的美学特征。而对大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三观”形成、成熟和完善的关键节点，需要用健康向上的审美理念去引领和引导。所以在大学教育中融入传统茶文化的美学特性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1中国茶文化的美学特性
古往今来，众多的文人墨客和茶学家对中国茶文化的美学价值进行探讨和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基本可以把茶文化的美学特性归纳为三层，分别是清净之美、中和之美以及儒雅之美。下面笔者分别进行阐述。
1.1清净之美
茶文化的清净之美主要源于茶叶本身的自然属性，它是一种外在的美，也是一种静态的美。中国的茶叶，基本上产自于我国的南方丘陵地带以及西南一带的山野，远离市井的喧嚣，多了几分安静和幽雅。另外，南方微酸性的土壤和常年的阴雨天气，使得茶性的特点为微寒，味道或者醇厚或者清淡，没有浓烈的异味，让人饮之有先苦后甘之感，有清热去火、明目提神之功效。从实际中看，饮茶者在饮茶后，内心多会变得深沉而平和，往往会忘却凡世的嘈杂，而进入一种淡然超脱的境界。我国古代的饮茶者很早就发现了茶叶的这些特性，与儒家、道家和佛家所追求的境界和审美取向不谋而合，于是便在茶事活动中加入了很多仪式性的内涵，这些都与茶叶的自然属性息息相关，其美学特性可以概括为“清”和“静”。
一方面，清净之美会体现在茶事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如饮茶环境之幽静、煎茶水之清、饮茶者一举一动之雅和静。即便是在当代的茶楼、茶馆，也非常注重这种清净之美，比如说背景音乐要舒缓低沉，不能嘈杂，灯光也不能太亮，而是要烘托出一种抒情而清净的氛围。另一方面，清净之美还体现在茶事活动的和谐上，虽然茶文化讲究静态之美，但却不能没有动态之美，因为只有动静结合，才能形成一种完整而和谐的美。比如说在茶艺表演中，服饰、灯光、音乐等因素的选择，就要求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我们可以简单举个例子，与汉族舒缓、幽雅的茶艺表演相比，蒙古族的茶艺表演则更加豪迈，因为它们本身就生活在地广人稀的草原上面，日常生活单调而乏味，必须用豪迈高亢的歌舞和浓烈醇厚的奶茶来度过漫长的草原之夜。而汉族人口稠密，生活节奏较快，市井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便希望通过茶事活动来远离喧嚣，回归自然。
1.2中和之美
茶文化的中和之美主要源于儒家文化的审美追求，儒家文化讲究真善美，追求美与善的和谐统一。而茶叶本身平和的特质与中国人温和谦逊的性格很是契合，于是便将两者进行结合，并把茶拟人化，与儒家的人格思想联系到一起，通过茶文化来表达出一种积极向上、平和处世的人生态度。这种“中和”的审美情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就茶来说，注重饮用那些到时而收的茶叶，因为这样的茶叶既不早也不晚，味道不会过于寡淡，也不会过于浓烈，而是恰到好处。二是就饮茶之水来说，虽然讲究“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但是在实际饮用中，却有着较为严格的选取规矩，山水只能选取那些水势平缓的乳泉和石池中的水，不能选用那些激流的瀑布水。江水则要选用河面宽广水势舒缓的江中水，因为这样的江水水流较慢，水质清和，同时也远离人烟，没有污染。三是饮茶之器皿，以陶瓷茶具为上佳，因为中国的饮茶者认为金银器皿是奢侈而豪华的，代表了权贵和金钱，与茶文化相去甚远，而铜铁茶具则粗糙低贱，无法彰显茶文化的高雅之情，唯有陶瓷茶具既不奢侈也不粗糙，而且精美典雅，物美价廉，最能体现茶文化的艺术品位。这些都能体现出茶文化的中和之美。
1.3儒雅之美
这可以从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两方面来进行探讨。从审美主体来看，传统茶文化要求品茗者要温文尔雅，既要有很好的个人魅力，做到“独善其身”，也要有仁爱的良好品质，做到“兼济天下”。这种审美情趣不仅局限于茶事活动中，更是延伸到了饮茶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他们形成优秀的行为习惯大有裨益。从审美对象来看，还追求境之雅、器之雅和艺之雅。以境之雅为例，其指的是饮茶环境要幽雅。受到道家“天人合一”以及佛教“禅茶一味”的影响，中国饮茶者在品茗环境的选择和营造上，多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一方面，在饮茶时多选择幽静而深远的自然环境，在山水竹林小溪中，去感悟自然魅力，去抒发个人情感。另一方面，还会在室内或者庭院中，通过种植竹林、构建假山等方法，营造出一种超然洒脱的仿自然环境。
2当代大学教育在美学上的偏差和缺陷
眼下，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期，再加上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各种思想浪潮和审美情趣竞相涌现，整个社会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一特点对大学生群体的冲击最为明显。而现在很多高校对美学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并没有将美学教育放到学校整体教育的规划当中，这也易导致很多大学生在审美价值上出现一些偏差和误区。
一些高校对美学教育缺乏科学而正确的认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在当前毕业生就业压力逐年增加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专业老师，都会将就业率以及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能力水平放到首位，一切工作都围绕“找到好工作”来规划和实施。从大学生一进入学校便将授课的重点放到四年之后的就业上面，一切以学生的专业能力是否得到提升、是否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等方面为中心，来进行专业课程和课外活动的设置及安排。至于美学教育，大部分高校都会觉得虚无缥缈，其与学生就业没什么关系，也与学生日后工作情况相去甚远，基本不会花太大功夫去开展大学美学教育。即便有的话，也是一些泛娱乐化的内容，为了迎合学生口味，多采用一些时尚流行元素，甚至还有一些低俗的糟粕。另外，不少高校过于追求外在的“美学”，却忽略了对学生内心的审美教育。比如说，很多高校为了追求美观，会花费大力气去改善学校内部的硬件设施，如建设一些校园广场、楼台走廊、艺术雕塑等。当然，这种外在的内容的确能够增加一所学校的魅力，让人赏心悦目，得到一种美的享受。但是在注重外在美的同时，更要把重心放到培育和引导学生建立正确而积极的审美情趣上来，这种内在的美学虽然无法通过硬件来体现，但它却能够体现在一所学校全体师生的人文素养和气质风度上面，这种审美情趣代表了一所高校的水准和品位。
3传统茶文化与大学教育的美学共性
在大学教育中融入传统茶文化，可以为大学生带来更多的美学教育，提高他们的审美水平和能力。现在，在我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以及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的背景下，各式各样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相继登场，而这也让高校校园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的趋势，一些低俗庸俗甚至暴力色情的审美内容很容易对大学生产生不可小觑的负面影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在审美取向上的偏差。比如说，当前一些娱乐节目和影视剧，为了博得眼球和关注，大肆渲染一些低俗的“审丑”内容，还有一些互联网运营商，也为了搏出位，用一些搞怪、庸俗和色情的内容来吸引点击率，这种错误的审美取向对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极其严重的负面作用。而传统茶文化则有着极其深厚的美学价值，这些都是经受了两千余年时间考验的经典美学，对提升当代大学生的审美情趣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第一，我国的茶文化蕴含了十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可以丰富和优化大学生的知识文化结构，让他们了解到我国茶文化的历史之美。譬如说，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茶具，如唐三彩、紫砂壶、青花瓷等，不仅能够让学生了解到其背后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演变过程，更是能让他们学会欣赏这些茶具美在哪里，美在何处。同时，我国茶艺、茶礼和茶歌茶舞等茶文化的外在表现，还根据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差别，有着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比如说客家人的采茶戏、广西白族的采茶舞、蒙古族的茶艺表演，这些都可以使大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也能够提升他们的审美水平和审美情趣。
第二，可以用传统茶文化包容万象、通融万物的特点，让大学生的审美观念更加立体和宽广。我国传统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博大精深和包罗万象，在将近两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传统茶文化已经渗透到了我国社会文化和民俗的方方面面，与世间万物充分融合。一方面，是精神上的美学追求，茶文化在发展中与儒家、佛教、道教等思想相互融合，追求一种和谐之美、自然之美以及孤寂之美，这对于培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审美取向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传统茶文化还与生活中的美学和艺术相互融合，具体呈现在中国传统建筑、书画、音乐、室内环境等方面。在大学教育中融入传统茶文化，能够使学生们在学习茶文化的同时，去更好地感受到茶文化的美学价值，培育出他们一种积极向上又高雅脱俗的审美情怀。
4传统茶文化融入大学教育的路径分析
在大学教育中融入传统茶文化，不能简单一刀切，而是要根据茶文化的不同美学特性以及大学不同专业的授课情况，来合理设置和安排茶文化的课程。比如说，针对那些很少接触茶文化的大学生来说，应当先给其普及一下茶文化的基础美学，如饮茶环境之美、茶艺表演之美等，使之对茶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一个总体而全面的认识，为下一步的美学教育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而对于那些对茶文化了解较为深入并且有一定审美水准的大学生来说，则可以从精神的高度和文化的深度入手，让他们从茶文化的各个角度去更好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之美。同时，还应当根据不同院系的学生去安排不同的茶文化教学内容，譬如说对于旅游专业的学生，可以把教学重点放到茶文化的环境之美上面，这样能让传统茶文化与其专业知识有机结合。而对于艺术专业的大学生来讲，则可以用茶文化蕴含的艺术之美，如茶艺、茶具的艺术价值等，让他们更好地感悟到茶文化的艺术内涵和美学价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教学内容和方式上，还要多进行创新，多采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去传授茶文化的美学内涵。茶文化博大精深，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因此在教学课程的安排上，就不应只是局限于简单的课堂教学，而是要开动脑筋，结合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譬如说，在一些条件允许的高校，可以设立一些户外课程，带领学生前往茶叶的原产地，去认识和学习茶的生产、采摘、炒制过程，去观摩采茶戏、采茶舞、采茶歌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去参观一些茶叶博物馆等场所，如此可以帮助大学生在广度和深度上对茶文化有更好的认识，让其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更好地发挥茶文化在提升人文素养方面的作用。
第3篇：论顾毓琇大学教育的实践智慧
李福春、李良方
摘要：文理大师顾毓琇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他主张中华民族应以文化立足，以教育发展文化。在自身长期的大学教育实践中，顾毓琇始终致力于如何以教育发展中国文化的探索。顾毓琇视文化建设为大学发展的灵魂，以学术文化建设为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着力点，践行应用导向的学术文化观；以学术权威的教师群体为大学文化建设的主体，凸显教师在高校中的重要地位；以学生为大学文化建设的明显影响因子，践行全面发展的育人观。在构想和助圆中国教育梦的征程中，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研习顾毓琇大学教育实践蕴含的实践智慧，具有鲜活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顾毓琇；大学教育；教育实践；教育思想；实践智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被定义为“中国梦”。中国教育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教育的有力助推。在构想和探索中国教育梦的道路上，离不开对既有教育改革经验的研究，以找出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具有真正价值的改革理念、举措与做法。顾毓琇(1902—2002)所进行的大学教育改革与实践探索值得我们研究。顾毓琇，字一樵，江苏无锡人，是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文理大师，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集教育家、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禅学家于一身。《顾毓琇全集》(2000年版)编委会认为顾毓琇“是中国近代以来惟一能够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旷世奇才”。1923年，顾毓琇由清华大学选派赴美入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简称MIT)留学，主攻电机工程，在四年多的时间里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成为首位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9年，顾毓琇返回他深爱着的祖国，旋即投身于教育事业。从浙江大学到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再到国立政治大学，无不留下顾毓琇教育实践的串串足迹。在顾毓琇辗转于各大名校期间，曾先后主掌中央大学(1944—1945年)和国立政治大学(1947—1949年)等学府。1950年，顾毓琇又回到美国，先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为了弘扬顾毓琇的卓越成就与贡献，传承顾毓琇鲜活的为学之道与精神，勉励广大青年学子的奋发与上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一流学府，均设有以顾毓琇冠名的奖学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至今仍保留着他的公办室，足见其对中美高等教育的影响。综观顾毓琇的百岁人生，他终生服务于大学教育，通过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活动诠释着如何站在文化的高度发展学术、尊重教师、培育学生，至今仍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一、切合国情，倡言应用导向的学术文化
文化是大学之魂，学术文化是大学文化之魂。对学术文化的科学定位是建设大学学术文化的核心着力点。具体言之，学术文化发展不仅应顺应时代发展，还应超越时代发展，这样才能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共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遭遇内忧外患，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造成中国各类事业不能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正常进程，给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对学术文化来说，频仍的战争对战时学术研究造成重创——使中国学术囿于一隅，无法更科学、更及时地把握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发展脉搏。面对此学术发展窘境，顾毓琇深为痛心疾首，他对战争给中国文化前景造成的不利影响极为担心。在顾毓琇看来：“在此数年大战之中，我学术界因对外缺乏联系，各种新科学理论技术之新成就均无从介绍研究，影响我们文化前途极大。”*这种现实带给顾毓琇以极大冲击，使他的大学教育思想中时刻充满着忧国忧民的深深情感，也使他把这种情感自然延伸到大学教育实践之中。
1944年8月，顾毓琇成为中央大学校长，旋即把尊重学术视为育人、培植文化的根本原则，申明了“注重学术研究，提高研究风气，改善研究人员待遇”这一治校方针。在顾毓琇看来，学术文化发展应切合国情，他认为当时我国社会最为需要的是以应用为导向的学术文化。具体而言，大学教师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应多从国家现实状况出发，多就现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发表意见，从而推进现实的发展。可见，顾毓琇的学术文化观包含双重意蕴：一方面，大学应给予社会其所需，而不是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因为大学自身最终目标的实现，便意味着国家目标的实现，并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因此，大学应对纯粹的学术研究有所追求，为学术而学术。另一方面，大学要给予社会其所要，优先满足现实需求，直接为社会服务。所以，大学应当服务于国家前途，重点发展应用性学术研究，注重学术研究的现实应用性。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纯粹学术研究与应用学术研究之争是我国学术界争鸣不断的焦点。究其实质，学术研究在理论层面的价值是长效的，而学术研究在应用层面则相对注重实效性。就理论渊源而言，顾毓琇所提倡的应用导向的学术文化观，是中国整体主义大一统观念文化的承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根本的精神思想，大一统观念强调国家民族的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国民的安定。顾毓琇的这一学术文化观切中了当时国难时期的民族背景。就其现实意义而言，挽救国难、复兴民族是顾毓琇强调学术研究应用价值的主要原因。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负起救国使命对学术而言责无旁贷。在学术救国的时代境遇下，“国”是主体，要求救国目标明确，效果明显，并且兼顾时空的迫切性。*因此，顾毓琇特别呼吁国内学术研究应多注意于国家的实际问题，大力强调应充分利用既有的研究成果，主张国难时期学术研究增强针对性，建议在学术研究上切合国家社会现实问题。譬如，对于中国农村组织的研究，顾毓琇指出，我们应找准出发点与参考的基点，围绕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他国农村，切不可本末倒置。*
执掌中央大学期间，为使学校树立良好的研究风气，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顾毓琇借中央大学30周年校庆“献词”之际，表达了他对学术发展的识见，认为学术贵在创新，学术风气的树立在于教师所具有的广博清通的水平与能力：“夫学术之昌盛，不必从同，而风气之树立，端赖人师广博清通。”*顾毓琇充分肯定大学教师对学术研究的贡献，着力为教授们做好服务工作。顾毓琇代表学校与校内诸多知名教授进行多次磋商，商定编印《南雍文征》《南雍丛书》《南雍新志》，辑录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众多名家的代表之作。正是顾毓琇敏锐地抓住了中央大学30周年校庆这一难得机遇，通过系列言行，逐渐开启了中央大学注重学术研究的风气，起到了良好的示范、辐射效应。1944年到1955年，中央大学教师出版的教材和专著就多达40种。*另外，学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学术刊物的支撑。中央大学亦通过创办学术刊物，为专业学术发展打造平台。譬如，《农业经济集刊》由中央大学农业经济系创办，该集刊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不少佳作。这些文章不仅从理论层面对农业经济进行探讨，并对当时农村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如，由农业经济学家、农业教育家张德粹(1900—1987)撰写的《物价剧变与农民》一文，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战时物价变动对农民实际生活状况所产生的影响，反响很大。另外，中央大学还非常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时常与社会相关部门合作，联合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工作。
具体做法是：①焚烧炉设置单独的上位机（监视操作站），与全厂DCS分开，各自操控互不干扰；②设置单独的ACC控制柜，该控制柜设置有较强大运算功能的PLC，能够分析处理各种运行数据。系统配置如图1所示。
综观顾毓琇应用导向的学术文化观，不仅切合当时国情，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有引领意蕴，更体现了超时代的教育发展理念。在传统社会背景下，纯粹学者是制度性的精神气质的代言人；在当今社会条件下，讲求应用的学者才是当家的主人。无论是现代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还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追求，无不表明高等教育机构已然走出固守传统的象牙塔，在走向开放、多元的过程中不断融入社会，并应理性呼应时代发展之所需。因此，关注现实接地气式的学术追求被推向大学学术文化的前台。
二、还原本色，明确大学教师的应有地位
大学教师承载着、聚集着、建设着、发展着、创造着大学文化，尤其是作为大学文化之灵魂的大学精神文化。深谙于此的顾毓琇在应用导向的学术文化理念的范导下，特别强调教师群体在大学文化发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除在中央大学30周年校庆“献词”中强调教师群体在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正面意义外，顾毓琇于1944年8月17日首次通过报界，强调大学实为学术机构，而不是行政机关，并对中央大学教授们对教育事业所作出的牺牲奉献大加褒奖。顾毓琇认为，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教务长等人均系民主政治中负责公务的国家公仆。因此，他始终坚持，拥有学术权威的教授应为学校行政的首要考虑，应充分尊重教授的地位和他们的学术成就，给予他们更高的荣誉。*
基于对教师群体在大学发展中应有地位的正确定位与清醒认识，顾毓琇十分重视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用尽心力延揽高标准英才。在教师选聘方面，顾毓琇遵循“学术第一”的总原则，倾向于延揽具有国外留学经验的高学历人才。在顾毓琇任中央大学与国立政治大学两所大学校长之际，两校均十分注重对已聘教师的充分利用，还基于学校发展有针对性地延揽学术精英，为学校储才。1944年，在中央大学筹建边政系之际，顾毓琇对系主任人选费尽心力，经过多方考察，认为凌纯声是边政系主任的不二人选。凌纯声(1902—1981)是我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音乐家，早年就读于中央大学，后留学巴黎大学，师从法国实地民族学派创始人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等，以人类学和民族学为主攻方向，取得博士学位。他对我国人类学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凌纯声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历史上率先运用科学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对东北赫哲族进行调查，首开我国民族学实地调查的研究传统。基于上述调查，凌纯声于193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科学的民族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堪称人类学研究的范本，影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西南、西北边疆问题的研究。可见，顾毓琇选聘凌纯声为边政系主任，自有深意。*
在顾毓琇带领下，至中央大学1945年30周年校庆之际，学校名师云集，时有236名专任教授，54名副教授，224名助教，28名研究部助教，76名讲师，教师总人数比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还要多。与顾毓琇未就任校长的一年前相比，增加了43名专任教授，增长幅度高于22%；增加了18名副教授，增长幅度为50%；增加了15名讲师，增长幅度约为25%。其中，包括著名画家徐悲鸿、著名核物理学家赵忠尧、著名英语教学理论家和改革家张士一、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国学大师胡小石等学界翘楚。1944年，中央大学有66位教师荣获“教育部”的优良教师奖励。*历时仅一年左右，中央大学在师资队伍上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实属难能可贵。
作为国立政治大学首任校长，顾毓琇任职期间为谋学校学术政治专业更上一层楼，特聘萧公权等学界贤达来校执教。萧公权(1897—1981)，现代政治学家，终生从事政治学研究，对我国政治学的发展以及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贡献巨大。萧公权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1920年赴美主修政治学，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萧公权给世人留下了大量著述，其中《中国政治思想史》运用历史学与政治学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叙述、分析了数千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延续，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顾毓琇邀萧公权赴国立政治大学讲授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极其合适。顾毓琇延请的学界名家，连同学校原有著名的词曲教授卢冀野等人，使国立政治大学的“教授均为全国第一流之学者”。*
其实，顾毓琇在主掌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两校之前，便践行着“学术第一”的大学运行逻辑。1929年至1930年，顾毓琇从教于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科，出于建好电机专业学科的初衷，他在1929年秋季力邀赵曾钰前往任教，并聘其为教授。当时，赵曾钰刚从哈佛大学电信工程专业毕业不久，顾毓琇便慧眼识珠。后来，赵曾钰与顾毓琇等人共创《电工》杂志社。1930年秋季，顾毓琇为进一步充实电机专业学科的学术力量，又把章名涛、倪俊等人聘为电机科的教授。不久，顾毓琇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请前往清华任教。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顾毓琇创建了清华无线电研究所、清华航空研究所，1932年任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1933年出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为谋电机系发展，他特别注重延揽人才。1931至1932年，章名涛任上海亚洲电气公司工程师，专事电池研究。顾毓琇再次力邀章名涛北上，前往清华大学电机系执教。章名涛到清华后即被聘为教授，随后便会同顾毓琇合力进行清华大学电机系的筹建工作。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章名涛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与研究上，成果倍出，专长得到充分发挥。
为扩建电机工程系，时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顾毓琇，又聘李郁荣为电机工程系教授。李郁荣，曾于1924年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专门研究电机工程，先后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李郁荣与数学权威诺伯特·维纳(NorbertWiener)联合研发出了新的电网络装置，并以他们两人的名字命名为李—维纳网络(Lee-WienerNetwork)，这项发明不仅被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AT&T)购买，而且于1935年获得美国专利。其后，两人合作的研究成果又于1938年再次获得两项美国专利。在清华大学履职期间，李郁荣身兼数任，可以说，在顾毓琇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期间，工学院的教学、研究工作基本与美国保持同步。顾毓琇有留美的切身感悟，深知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以他为首的工学院特别支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李郁荣在这种学术文化的氛围感召下，遂诚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维纳博士前往清华大学电机系讲学。作为世界顶尖的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在清华大学一留就是两年，为数学系亲授傅里叶变换理论，还同李郁荣就电网络技术、初级模拟计算等进行合作研究，给清华大学计算机研究留下了宝贵财富。*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为我们留下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从该意义上讲，教授便是大学的灵魂。因此，教授、教师群体才应是大学中的权力主体，而非大学中带有行政级别头衔、拥有行政权力的专职行政人员。在中国，教育与政治、官位、权力一直交织，可以说大学行政化是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表述。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学术机构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大学必须去行政化。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由于其特殊的办学背景，历来都是官僚、党政之争的集中营。顾毓琇上任伊始便向媒体明确指出，中央大学为学术机构，自然应突出代表学术权威的教授、教师的地位；中央大学不是行政机构，所以，校长、院长等虽拥有至高的政治头衔，但却只是为中央大学师生、校务服务的公务人员。这种立场彰显出顾毓琇学者式的正义风范与卓然品质，一位教育家办学的本色跃然纸上。在今天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顾毓琇式的品格与风尚、卓识与勇气兼具的大学教育开拓者不断涌现出来。
三、融通学问，高扬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生对大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影响，因为人们往往从他们日后的成就来反观他们的母校以何种文化抚育了他们。*职是之故，顾毓琇十分重视校园文化对学生的熏陶与默化，注重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顾毓琇本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文理相济，通过自身全面发展为世人树立了典范。顾毓琇认为：“一切学问可以互通。”*这实质是顾毓琇历中美之教育文化，积多年之经验所得出的对实践智慧的学理表达。可以说，顾毓琇在教育领域的践行，实为“一切学问可以互通”的鲜活诠释。对于大学教师，顾毓琇力倡学高为师，学术至上；对于身处大学的学子，顾毓琇则明确指出，应融通学问，使他们获得全面发展，窄化的大学教育培养不出全面发展的学生，因为没有丰富而多样化的知识，学生的思维会流于片面。顾毓琇站在人成才的规律上来认识学生、培育学生，他强调：“学生的知识面一定要宽，要注重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知识功底，不能太窄，否则学生的思维与发展都会受到影响。”*这与梅贻琦提出的大学“通才教育”理念深为契合。顾毓琇一贯坚持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更为可贵的，他无时不把这一理念付诸于大学教育的实践之中。
第一，力行科学与人文兼顾的全面教育。顾毓琇之所以大力践行科学与人文兼顾的全面教育，不仅在于在顾毓琇自身就是一位文理大师，而且在于他是站在文化的高度上来审视问题。在顾毓琇的视野中，文化是科学与人文的合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否形成一体的文化，是考量科学与人文兼顾的全面教育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顾毓琇对文化的理解简明、全面而深刻，并具有审时度势的时代大局观。顾毓琇特别指出：“文化必须包括文艺与科技。徒有文艺而科学不发达，技术不前进，则国家富强便不能保。”*换言之，徒有科学而文艺贫瘠，那么一切知识将缺乏价值内涵的导向，人类世界和人类生活便失去了意义。顾毓琇尤其强调，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世界文化的前途，必须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具体到大学中就要兼顾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他建议青年应先具备一定程度的科学与人文素质，再进行求学与立业。*为使学生知识视野能够得到拓宽，最大限度的得到全面发展，顾毓琇在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把学校包括文、理、工在内的各院系课程完全向学生开放，以便于学生能尽可能地修习到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此一举措，既是对战时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而且有利于学生宽泛知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培育学生全面发展的人性和人格。工程专业出身的顾毓琇，对文艺学科有着特殊的认识。在他看来，文艺与其他学科存在着共存共生的关系，分开只是表面现象，实质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艺创作离不开多方面的生活，离不开广泛的知识，离不开感情的投入。*在顾毓琇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期间，鼓励学生们的文艺创作活动。为此，顾毓琇曾特地邀请著名作家张恨水前来国立政治大学就小说创作进行演讲，邀请国画大师张大千亲自指导学生绘画，他自己曾亲自向学生讲解曹禺的戏剧《蜕变》的写作经过。顾毓琇亦请包括郭沫若、冰心等人在内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到校进行演讲。这些演讲充满人文魅力，给学生们以深刻的启迪，着实增长了他们的智慧。
第二，提倡理科与工科的平衡发展。顾毓琇之所以提倡理科与工科平衡发展，离不开他对学科的独到认识。在顾毓琇看来，学科的划分只是出于研究方便的需要。对此，顾毓琇作了明确的说明：“学科的分开，原为研究方便的权宜之计。”*对于理科和工科的划分及两者的关系，顾毓琇指出，理科属基础科学，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以培养研发人才为侧重；工科属应用科学，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以培养应用人才为重点。理科重理论研究，而工科重理论的实际应用；理科向工科提供理论支撑，又通过工科在实际方面的应用获得验证或在创新上的加速。科学技术必须理科和工科兼备才完整，这是因为没有理科的科学是没有生命的，没有工科的技术是缺少源泉的。在此意义上，所谓科技创新，实质指的是理科领域的科学创新与工科方面的技术创新。这就是为什么顾毓琇提倡理科与工科要平衡发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顾毓琇一再强调：“大学理工要一致，不可偏废，理要发展，工也要发展，理工要平衡发展。”*结合21世纪科技更新周期前所未有的缩短的实情，针对我国高等教育中偏工缺理的发展实况，顾毓琇还曾建言国内以工科著称的知名高校加强理科类专业的发展，如他建议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工科院校借鉴美国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办学的做法，与南京大学等理科类名校合作。*
第三，鼓励学生参与学校治理。学校是学生通向社会的桥梁。顾毓琇认为，教育改革千头万绪，当以抓青年人的思想为改革的关键。因为国家的前途系于青年，青年的前途在未来，对教育事业不可等闲视之。顾毓琇曾指出，青年学生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青年学生是最肯负责任的，是最有勇气的。*对于青年学生的意见，顾毓琇一向十分重视，他时常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校治理活动中来。掌校中央大学期间，顾毓琇不仅肩负全校教育行政事务之责，而且还负责教授“交通电网分析”“电工教学”两门课程。尽管事务繁忙，顾毓琇始终坚持每月亲自招待学生自治会理事一次，并与他们就相关校务事宜进行共同讨论，使学生明了、并主动参与学校事务，以此培养学生关怀学校发展的自动精神，进而为学生日后自觉投身社会事务，成长为合格公民奠定基础。与此同时，顾毓琇经常同学子们就时势展开讨论，鼓励他们各抒己见，由此增强他们对民族的认同感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从而提升他们的爱国意识，养成他们服务社会的观念。在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之际，顾毓琇曾与大一学生围绕“自由与平等”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借助社会学的观点分析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不仅增进了他们对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世界各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了解，而且有助于为他们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奠定思想基础。
第四，重视养成学生国际化综合素质。作为一位具有国际化综合素质的文理大师，顾毓琇有着对世界、教育、文化的关联性的整体认识。顾毓琇认为，世界只有一个，因此，在教育上需向一个文化逐渐努力。*“一个文化”理所当然的包括国际化元素。因此，顾毓琇极为重视养成学生国际化综合素质，尤其是学生世界通用语言——英语能力的培养，彰显了他以国际型人才为标准的大学育人思想。在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期间，顾毓琇等人将英语列为学生的必修科目。国立政治大学曾多次举办英语竞赛，旨在激发学生们对英语学习的兴趣，顾毓琇甚至担任其中一些决赛的评判长。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与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远东学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不仅积极开展合作研究，而且就交换彼此的图书、教授、学生等方面进行了切实合作。此外，顾毓琇还时常邀请国内外学者来校讲学，演讲者中包括文学大师林语堂、加拿大大使馆一等秘书Dr.ChesterfieldRouning等名人。林语堂的演讲，对东西方文化理解高屋建瓴、鞭辟入里；Dr.ChesterfieldRouning的演讲，直面现实、对中加外交关系分析到位。通过一系列演讲，给学生们呈现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中西文化面貌与世界局势动态。
21世纪的社会是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是各族群共处的社会，也是跨文化教育的时代。在这样的国际文化背景下，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必须融入世界发展的土壤，追求与世界教育的协调发展，以培养适应世界生活的国际公民。融通学问，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已成为现代社会高等教育领域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理念上共有的愿景，需要实践的智慧来达成。顾毓琇的文化观，既不激进，也不保守，体现出强烈的稳健中正的价值取向。在这种文化观的统领下，顾毓琇的大学教育思想与实践充满了调适的智慧。顾毓琇在大学教育过程中进行的科学与人文兼顾、理科与工科平衡、鼓励学生参与学校治理、养成学生国际化综合素质的有效实践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顾毓琇对大学教育的言论与行为体现了高度的科学性与前瞻性，颇多亮点切中我国教育发展的矛盾，适应我国教育对先进教育理念的追求，契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趋势，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仍然有着特殊的指导意义。特别是，顾毓琇顺应时代之需要，重视应用导向的学术文化，是对学术发展为教育人才和培植文化之根本的实践落实，凸显了教师群体在学术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还原了教师在大学中应有的地位。同时，这一学术文化观也蕴含着学术发展对学生发展的重大意义，即浓厚的学术氛围对学生是一种无形的熏陶和育化，蕴含着全人发展的理念，印证了“学生也是大学”的观点。这与我国当前教育界重新审视并开始着力推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理念具有趋同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