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远方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提供了方便。传教士来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快速融入中国社会，这是他们能够在华顺利传教的基础，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汉语的学习。对于传教士来讲，汉语学习存在着很大困难。一方面，汉语在语音、语法等方面与英语存在着明显差异；另一方面，传教士最初缺乏能够听懂外语的汉语老师，只能采用自学等方式艰难地进行汉语学习。利玛窦是传教士汉语学习方面的典型代表，“记忆之宫”的方法在汉语学习方面的应用使得他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可喜的成就。然而，这一方法却始终未能得到当时中国士人的学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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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教士；汉语学习；“记忆之宫”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2-0262-02
一、传教士与汉语学习
从16世纪开始，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对于这些初入中国的传教士来说，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问题。语言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利玛窦神父传》中曾提及：“在世上任何一个国家传道若要富于成果，首要的条件是：熟悉新登上的这块土地的文明及其表达的各种语言。”另外，在当时的传教士看来，学好汉语也可以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并且吸引周围中国人的注意。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士学习汉语存在着巨大的困难。首先，传教士很难找到可以听懂外语的汉语老师，罗明坚指出：“起初为找一位能教我中国官话的老师非常困难，但我为传教非学官话不可；可是老师如只会中国官话，而不会讲我们的话也是枉然，因为我听不懂啊！因此后来找到一位老师，只能借图画学习中国语言了。”但是为了传教事业的正常进行，传教士毅然坚持着汉语的学习，以至于出现了像罗明坚、利玛窦、金尼阁、马约瑟等多位精通汉语的传教士。
对于刚刚接触到汉语的传教士来讲，学习汉语主要存在语音、语法、字词等方面的困难。语音方面，汉语声调多，且声调与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传教士本身使用的是表音文字，而汉字属于表意文字。所以，掌握汉语复杂的语音情况成为传教士需要面对的问题。语法方面，汉语并不依靠性、数、格的变化表示单复数、时态等，这为传教士理解并使用汉语造成了障碍。字词方面，汉语字词数量庞大。“中国人有六万多个方块字，但却无法完全表达人们用欧洲语言所表达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利玛窦将“记忆之宫”引入到汉语学习过程中，促进了自身的汉语学习。
圣方济各·沙勿略较早认识到学习汉语是传教的方法和手段。“来远东传教的人士，应当具备的特长，除了富有经验，不怕辛苦之外，应当是有学识的人，善于讲道，能够用日本话或者中国话回答教外人和僧侣的许多质询。”虽然沙勿略满腔热情尝试进入中国传教遭遇失败，但他这种认识为之后传教士制定正确策略来进行汉语学习奠定了基础。
将沙勿略的建议付诸实施的是范礼安。在他看来，传教士首先应该做好的就是掌握中文。为此，他指示今后的传教士必须以先学华语为要旨。罗明坚是落实范礼安指示的第一人。他长期的不懈学习并加之自身的天赋使他在汉语学习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罗明坚中文能力的提高大大推动了他的传教事业。”此外，“罗明坚之所以成为晚明时天主教进入中国内地居住的第一人，这也与他娴熟的中文能力有直接关系。”另外，罗明坚学习汉语的一个突出成就便是他将《大学》翻译成拉丁文本并在罗马发表。
利玛窦成为传教士汉语学习的一座高峰。他曾指出：“我认为它（指汉语学习）比发展一万名基督徒还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为整个帝国的全面归化做准备。”利玛窦的汉语学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口头上，利玛窦可以和众人的辩论中脱颖而出。而是书面上，利玛窦在华期间写作了大量中文著作，如《交友论》《西国记法》《天主实录》等。
学习汉语，并且在此基础上了解中国文化是西方传教士的目的。他们希望进一步以此为手段来攻击那些与基督教教义相悖的理论，从而推动基督教的传播。对于传教士来说，学习汉语是手段，而非目的。就像马约瑟曾经提到的：“不仅仅如一般的传教士那样单纯地为了讲道传教而学中文，更崇高的目的是为了协助其他传教士进修这门艰深的学科，达到能用中文进行写作之余，能自己去发掘中国文化宝库中各种有关宗教问题的资料，从而得以掌握武器驳斥谬误，宣扬真理。”
马约瑟的《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便是从索引派的观点和角度出发去探讨中国的经书，他的根本观点在于“中国的经书是蕴含着基督教神迹的神圣文本”。
二、传教士汉语学习研究方向
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历来都是海外汉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近年来，这一领域常见的研究方向有以下几种。
第一，针对传教士汉语学习对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如肖应云的《明清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文化交流（1582—1795）》主要探讨了传教士汉语学习的基本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从“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两个角度论述了传教士汉语学习对促进中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作用。作者在文中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作者在统计传教士汉语学习地域分布情况后发现，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地点经常变换，这与传教士的传教路线存在一致性，说明很多传教士是在传教的途中边学边用。
第二，针对传教士汉语学习字词翻译方面的研究。如朱志瑜的《<天主实义>：利玛窦天主教词汇的翻译策略》一文阐述了利玛窦在以教理问答形式写成的《天主实义》这本书中基督教词汇的翻译方法。利玛窦在翻译过程中用他独有的方式， 把儒家经典和基督教教义联系了起来，从而冲破了儒家壁垒。又如李瑾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外来词研究》一文以《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为研究对象，从人文科学类、自然科学类两个方面阐述了其中外来词的语义范畴。同时，该文还对利玛窦对外来词的译借方式进行了研究。
第三，针对传教士汉语学习程度方面的研究。如肖应云的《明清之际在华传教士研习汉语程度略辨》一文便提出以明清之际在华传教士能以汉语论争、布道，且著述颇丰而判定其汉语水平之高，未免有些牵强。若以此来认定在华传教士汉语普遍水平较高，则未免显得更过了。
三、利玛窦的“记忆之宫”
“利玛窦不是第一位进入中国大陆的欧洲耶稣会的传教士，却是第一批入华耶稣会士中间最具历史影响的杰出人物。”据统计，利玛窦本人在华28年间独著或与中国士大夫合译了17种汉文著作，仅《四库全书》种收集和存目的就有13种。可以说，利玛窦居华期间，在汉语学习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记忆之宫”这一方法分不开的。利玛窦在罗马耶稣会学院所学的这一方法为他迅速记忆大量中文字词提供了捷径。“利玛窦在建造记忆之宫时却没发现有任何奇怪或特别困难之处。他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建立记忆之宫的过程。”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多少人愿意自寻麻烦去学习它。利玛窦所介绍的这一记忆方法在中国的影响有限。
关于“记忆之宫”的原理，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提到：“人受造物主所赋之神魂，视万物最为灵悟，故过万类悉能记识，而区别以藏之，若库藏之贮财货然。及欲用时，则万类各随机而出，条理井井，绝无混杂。”简言之，“记忆之宫”就是要我们将纷繁复杂的词汇进行归类，从而使词汇系统化、条理化以及位置的确定性与关联。这样之后，当我们需要某个词的时候就可以从我们所构建的系统中迅速找到它，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其它词汇。
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词汇的秩序与意象。在意象建立方面，利玛窦采用了六书理论与反切法。具体方法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人作象的，即用于词汇相关联的人物作为记忆的关键。如利玛窦用耒、耜等农具来记录农。第二类，重叠本象以成象，如山字上下重叠为出，三个牛字重叠为犇。第三类，借用反切的方法以两象合为一体，取其前半为音，后半为韵。如以人首羊身，取人羊反切出的攘字。
利玛窦的这一方法为自己快速记录汉语大量的词汇提供了方便。中国的士人对这样一种记忆法起初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是真正愿意学习并使用它的人却不多。1596年，利玛窦在南昌期间，曾经面对南昌文人表演了自己的记忆能力，并向当地巡抚献上了《西国记法》。由此，利玛窦得以在南昌购买房屋，并在南昌士人群体中产生了影响。这为利玛窦的传教事业创造了条件。但是，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利玛窦所介绍的“记忆之宫”并没有太多人去实行。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记忆法讲究诵读的重要性。诗歌等文体的韵律正是为了便于诵读。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诵读有韵律的文章并不困难，没有必要像利玛窦那样为记忆而去设定复杂的意象。这种建立“记忆之宫”的繁琐使得中国士人在感受这一方法的神奇时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去学习。上面已经提到，利玛窦的一生就是不断建立“记忆之宫”的过程，这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但对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士人来说，诵读也是十分有效的记忆法。另外，在中国，对“记忆之宫”感兴趣的往往是那些为应对科举考试的士人们。但实际上，这一方法对他们熟记程朱理学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如史景迁提到的，利玛窦将“记忆之宫”传授给巡抚的儿子们。然而，巡抚的儿子们最后的优异成绩依然得益于中国传统记忆法。
可见，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在利玛窦看来行之有效的“记忆之宫”在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但是，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今天依然被人们所称赞。正是像利玛窦这样的传教士不断到来，西方的文化不断被介绍进入中国，这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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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