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兴福
（空中中国有限公司，北京100044）
摘要：“人人创新，万众创新”是基于大众的、自下而上的创新过程的一个恰当表述。创新不能简单理解为科技进步，还应该包括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进以及个人精神的再造。企业创新行为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背景下进行的。政府应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消除体制约束对企业家精神的反作用力。经济繁荣的原动力并不是科技进步，而是人类思想的解放。政府、媒体等公共部门应该引领一种积极向上、锐意进取、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并使之在法治框架内有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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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制度约束；活力主义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5-0068-03
一、引言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2014年6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式上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只要大力破除对个体和企业创新的种种束缚，形成‘人人创新’、‘万众创新’的新局面，中国发展就能再上新水平”。“创新不单是技术创新，更包括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规模宏大的创新行动，今后创新发展的巨大潜能仍然蕴藏在制度变革之中。”
政府将国家繁荣的关注点聚焦到以制度变革和解放思想为基础的大众创新上，这无疑切中了经济繁荣的脉搏。制度和文化的成功改进应该以导致自下而上的市场导向的创新行为增长为特征。
谈到创新，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科技发明。科技发明确实是创新的一部分，但创新的涵义却远不止于此。正确理解创新的涵义很重要，而找到影响创新的外在约束和内在动力更加重要。
二、技术因素在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地位
简化分析是人类面对极度复杂的研究对象时的一种有力的认知手段。虽然剪枝去蔓、只抓主干的认知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事物最基本的要素和最本质的联系，但由于人类自身在认知上的局限性，有时候这种删繁就简反而会扭曲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以这种被扭曲了的理论去指导实践，其结果可想而知。生产技术水平在传统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变迁就体现了这样的认知过程。
西方经济学通常将生产技术水平作为一个既定的常量看待。这种假设源于对技术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的观察和体验。在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中，技术变迁是缓慢的，技术增长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明显的。所以，把生产技术水平看作是各种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外部约束，而不是作为一个重要自变量看待，有其合理性。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并非前人有意忽略技术因素，技术因素其实已隐含在资本要素中加以考虑了。但这并不能否定技术因素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曾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的事实。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不过区区二百多年的时间。相比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而言，这段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但科学技术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技术增长因素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再也不应被人们所忽视。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比较受人们推崇的主要是三大增长理论。第一种被称为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该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于储蓄率和资本变化率，显然生产技术仅被看作是内含于资本中的一个常量来加以考虑，注重资本的存量而非质量。第二种是新古典增长模型⑴，该模型仍然以假设不存在技术进步为前提。虽然在模型中引入了技术变迁因素，也仅仅是把技术看作是整体地作用于各个生产要素的外生变量。第三种理论被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把技术变革看作一种经济产出，以内生技术进步、人力资源投资和知识积累等来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⑵。相比而言，内生增长理论无疑更具有现实性，对技术进步的驱动力作用做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从这个理论发展路径来看，技术作为一种经济增长要素，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外而内的认识过程。而这种认知的变化，与其说是对经济行为的洞察力的进步，毋宁说是一种回归。亚当·斯密早就认识到技术进步和分工的巨大作用，新古典经济理论却过度迷恋形式的完美，一再把技术进步排除在外，绕了一个弯路后终于在内生增长理论上“重新发现了新大陆”（张维迎，2014）。
三、从“技术”到“创新”——认知的飞跃
技术不能只理解为产品改进或科技发明。福特汽车公司采用高效的流水线取代传统的装配过程，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的例子充分说明：操作流程上的改进一样是重大的创新。
在1985年出版的《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中，丹尼森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2/3的贡献！丹尼森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拓宽了知识进展的范围。管理和组织知识方面的进步对降低生产成本具有重大的意义⑶。把管理和组织方面的知识进步也看作是技术进步，无疑具有极大的合理性。
再来看人的因素。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一般把生产要素划分为三大范畴：土地、劳动和资本。而最新的西方经济学则增加了一个新的要素即企业家才能。之前只把企业家才能内含于技术之中了⑷。企业家在组织建立企业和后续经营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无疑是重要的，独立出来进行强调意义重大。萨缪尔森深情地写到：“一个国家如果不具备一批乐于承担风险，勇于开办新工厂，采纳新技术并敢于引进新式经营理念的企业家或管理人员，就不可能走上繁荣丰裕之路”⑸。企业家精神同技术进步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企业发展壮大的动力源泉。
从认识到“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到采用“创新”这个更具外延的词汇来描述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是认知上的一个巨大飞跃。他使我们不再局限于可触摸的工具性技术，转而去更多地关注计划、流程、模式、控制等具体的管理过程，并试图从人的精神层面去发现经济发展的原始动机。
四、企业内部视角下的创新行为约束
很多公司都喜欢把“创新”放到公司愿景或企业宗旨中并不厌其烦地加以强调，这说明企业主希望通过创新增强自身活力并保持自身在竞争市场中的地位。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垄断前景和竞争前景是两个推动创新活动的力量。但创新首先有一种来自其自身的阻力。正如罗素评论亚里士多德时认为其权威性在其死后2000年内不容置疑，这反而成了科学和哲学进步的严重障碍⑹一样，当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往往由于成为既得利益者而趋于保守甚而固步自封。对外部世界而言，原来的创新者变成了新一轮创新者的杀手。从创新者到阻碍创新者，尽管这种角色的转变看上去是颇为吊诡，却与市场经济下经济人的自利逻辑相吻合。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新者既要克服各种阻力实现创新，又要考虑对创新成果的保护，避免被更新一轮的创新者所模仿和超越。苹果公司通过打造一个面向企业或个人开发者的配套软件平台（AppStore）加大模仿难度。技术、理念等具有天然的外溢性，创新者需要制定策略避免或限制被抄袭、被模仿，尽可能长久地维持所开创出的市场地位。这些需要高昂的维持成本。
企业创新行为既有来自企业自身的内部阻力，又有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内部阻力相对容易克服，而对于来自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既需要经营智慧，又需要充分的制度保障。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机制，是对企业的两个方面的激发。市场机制是一个长期的渐变过程，短期内变化并不明显；宏观调控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更大的激励和支持作用（朱丽颖，2010）。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新的微观动机固然是一切的源头，但宏观制度环境却是一道关键的闸门。
五、制度环境对创新行为的激励作用
上面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并非无源之水，需要在产权明晰、税率较低且可预测、扭曲盈利行为较少等前提下才能不断壮大⑺。缺失了这些前提，企业家精神就变得难以维系。企业家精神是现代经济所不可或缺的。政府应该依靠自己的权威地位主动消除制度缺陷，适时地实施制度创新，扫清阻碍市场良性发展的各种阻力。政府不能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可以任意发号施令的管理者。政府跟企业应该成为一种共生关系。体制缺陷对自由竞争精神的杀伤力巨大，因为它破坏了游戏规则。
技术具有公共品的特性，容易被复制，但研发代价却是高昂的。一家企业敢于使用一种创新技术，绝不仅仅意味着丰厚的回报。它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政府必须做好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履行、适度监管等保障性工作（钱颖一，2003）。缺乏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系，创新注定无法持久。
此外，要确保宏观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真正起到激发创新的作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譬如某些城市在发放科技服务业专项补贴过程中，流于形式的情况屡见不鲜。为了得到这笔基金，企业可以把已有项目进行重新包装，攒制出复杂的文档和表格，俨然充满创新的气象。其实，真正的创新并不存在，仅仅是对日常工作的再包装而已。只要分配中存在特权，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寻租的空间，归根结底还是制度本身存在缺陷。
自然科学的重大进步，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只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才凸显出其对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从这个角度看，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断值得商榷，至少可以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被严重低估了。缺失了资本力量的支持，在这么短时间内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创新成果是不可想象的。一定的技术发展水平是与一定的社会体制相适应的。
面对全新的课题，理论界应不断解放思想，放弃成见，勇于跳出陈旧的话语体系，勇于冲破人为设置的条条框框。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应永远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但在理论创新方面，只责备其勇气缺失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没有自由的学术表达，如果他在表达见解前，必须首先考虑自身利害，那么指责他不敢说话、不敢作为就是一种苛责。
六、经济繁荣的内在动力并不是科技进步
经济繁荣的原动力并不是科技进步，而是思想的解放。科技进步仅仅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结果而非原因。有学者通过对欧美各国的比较分析指出：科技进步并不是知识经济在19世纪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⑻。有的学者走的更远，干脆认为生产者、自然资源以及组织凝聚力才是根本生产要素，“有了这三者，再难的工具也能被生产出来，再高深的科技都可以被研发出来”⑼。资本被从生产要素中直接刨除了。但必须澄清一点：强调思想解放绝不意味着思想万能。像“人有多大胆，地又有多大产”的论调是要不得的，是违背科学的糊涂认识。这里重点应该是“解放”，即让思想在自由状态下发挥其最大的创造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著名论断，影响深远。茅于轼在《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一书中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不能把科学技术等同于生产力，只有极少数科学技术能够转化为生产力，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在一个价格系统的引导下才能丰富社会的物质供应”。这改变了我们对科学技术的过度迷信。费尔普斯则认为科技进步不能作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繁荣“一定是某种经济形态出现的结果”，这种经济形态，费尔普斯称之为“现代经济”⑽。此外，创新不是源于少数人的、精英式的、自上而下的推动力，而是基于大众的、自下而上的过程⑾。这些论断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创新的认识。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一个自由竞争、产权明晰和公平的制度环境中，科技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西方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假设是关于自利的经济人的假设。趋利避害，人所共之。这种基于直觉的对人性的假设虽然显得有些武断，但用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大体上还是吻合的。不过，在非经济领域，这个假设的解释力便显不足了。譬如在精神层面上，经济利益往往不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活力主义者眼中的美好生活可能是唐·吉可德式的挑战和冒险。尼采甚至认为克服障碍本身就是满足感的源泉⑿。对于已经习惯了唯物主义思维方法的中国人而言，这种颇具唯心主义意味的学说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不能期望一个捆住手脚的人，在舞台上给我们呈现一场精彩的舞蹈演出。适度的混乱、模糊的可自由跨越的界限，往往能产生变化。“对于变化来说最可怕的障碍就是秩序”⒀。
一个社会推崇什么价值，崇尚什么文化，是一个社会之所以繁荣和衰败的根本原因。是鼓励实现人生价值，还是追求社会地位；是鼓励实体创业，还是鼓励股市投机；是尊重知识，还是尊重财富，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未来能否持续的关键。价值观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文字，只有扎根于人心并成为引导人们行动的动力才有现实意义。在这方面，政府、媒体及公共部门，都有责任引领一种积极向上、锐意进取、诚实守信的文化取向。并尽可能将各种行为规范纳入法治框架中加以管理。当然，政府自身的行为尤其要做到公正、合理、合法。
七、简评与综述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先是强调了生产技术一度被发展理论所忽视。然后从技术创新入手，引向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再到管理和组织以及对企业家才干的重视，提出人的精神因素，创新的外延被不断拓宽。我们又把视角从微观转向宏观，开始探讨制约技术创新的各种因素。我们的视线从企业到市场，再到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得出制度创新和人文环境才是技术创新的最大制约因素。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究竟如何定位？笔者认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除了通过不断改进市场环境、不断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提高运作效率以外，应避免直接的创新干预，而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度创新和文化引领上来。通过制度创新，不断释放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这无疑是国家繁荣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⑴又称索洛-斯万（Solow-Swan）模型。
⑵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七版，第464页。
⑶转引自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第554页。
⑷参见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七版，第457页。
⑸引自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七版，第478页。
⑹罗素《西方哲学史》（上），第203页。
⑺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七版，第479页。
⑻费尔普斯《大繁荣》第13页。
⑼参见理纯《经济学辨析》第104页。这种激进的观点将人的因素和精神因素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人类的劳动可以创造一切资本，现代生产却从来不是在零资本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过分强调劳动力和人的精神的因素，不利于展开分析。
⑽费尔普斯的“现代经济”概念是指具有高度活力（即充满创新的意愿、能力和抱负）的经济形态。不能理解为“当前的经济”。
⑾参见费尔普斯《大繁荣》第21页。
⑿转引自费尔普斯《大繁荣》第291页。
⒀参见丹·塞诺、索尔·辛格《创业的国度》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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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2]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七版，箫琛主
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
[3]丹·塞诺、索尔·辛格，《创业的国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5]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
[6]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3年.
[7]理纯，《经济学辨析》，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年.
[8]钱颖一，“政府与法治”，《比较》第5辑，2003年3月.
[9]张维迎“反思经济学（下）”，《经济观察报》，2014-05-05，第
46版
[10]朱丽颖，“企业技术创新中的政府行为：诱因、动机及其耦
合”，《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