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萍萍 陈 敏
（常州工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0）
摘 要：本文采用2000-2011 年的时间序列样本数据，对江苏省农村生物质能源消费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均纯收入水平、农村传统资源状况等因素对农户人均沼气消费量具有显著影响；产生沼气的生物质资源量、农村商品能源价格等因素对农村人均沼气消费量影响不显著。最后文章提出了相应的促进沼气消费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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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生物质能源；沼气消费；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6-0090-02
一、引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世界性能源危机以来，世界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生物能和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与其它不可再生能源相比，生物质资源具有地域性、一般不进行地区间的贸易、不易输送、能源密度低、不确定性程度大等特点。
江苏是能源消费大省，能源消费量约占全国的7%。但江苏的能源资源十分匮乏，一次能源自给率在 20%～25%之间，而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原煤自给率在25%左右，原油自给率仅为 10%左右。因此开发利用好生物质资源是江苏社会经济和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沼气作为一种重要的生物质能源，目前已经成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观点，如Wang et al（2006）通过对江苏省射阳县农村的调查发现，沼气占当地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的 2.1%，并认为农村沼气消费的增加有助于减少农村对商品能源的需求。Wang et al.（2007）通过对江苏、安徽两省的调查指出，农户沼气主要用于炊事，在一些地区，农户炊事所用的能源约有1/3 来自沼气，沼气已经成为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的首要来源。Li et al.（2005）通过对云南省农村能源消费状况的研究指出，沼气将是未来农村能源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
由于中国农村居民的生物质能源消费存在着较大差异，那么，江苏省农村生物质能源消费状况及影响因素又是怎样的？本文主要以沼气作为生物质能源的代表，立足于江苏省的实际情况，探讨江苏省农村生物质能源——沼气消费的状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更好的为发展生物质能源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二、模型的建立
农村生物质能源是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收入水平是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农民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结构两个方面：关于收入水平对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影响，虽然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但目前尚未发现经济增长与生活能源消费之间普遍存在着长期或短期关系的证据（杨冠琼，2006）；而收入水平对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大部分学者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优质能源在农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将会增加（Tonookaet al.，2006；陆慧等，2006）。
人口因素也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因素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数量对生活能源消费量有正向影响，即人口的增加会导致生活能源消费的增加（王桂新等，2005）；二是居民的能源消费观念或消费习惯会影响生活能源消费的品种结构。
农村生活能源消费可能还受到农村能源资源的数量和供给的稳定性的影响。一些研究指出，尽管商品能源的消费不断增加，但大部分农村家庭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将生物质能源作为生活能源消费的主要来源（Wang et al.，2006）。这表明，农村薪柴、秸秆等传统生物质资源状况和煤炭、液化气等商品能源的供给状况对农村居民的生活能源消费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农村生物质能源消费可能受人口规模、收入水平、当地可供利用的能源资源状况、能源消费观念或习惯、生物质资源的拥有量等因素的影响。出于便于比较和数据可获得性等方面的考虑，本文将农村生物质能源消费量（以农村沼气消费量表示）作为因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可以量化的因素作为解释量，建立以下模型 ：
Y=C0+C1X1+C2X2+C3X3+C4X4+C5X5+u （1）
（1）式中，Y 表示农村居民人均沼气消费量；X1表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2表示当地可供利用的秸秆资源；X3表示当地可供利用的薪柴资源；X4表示当地商品能源价格；X5表示人均产生沼气的生物质资源量。其中，当地可供利用的秸秆资源X2用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来表示；当地可供利用的薪柴资源X3用人均果园面积来表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江苏省农村2000-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农村居民人均沼气消费量由农村沼气生活消费量与农村居民人口数相除得到，其中，沼气生活消费量（实物消费）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农村居民人口数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作物播种面积和果园面积数据均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
由于产生沼气的原料主要是人畜粪便等有机垃圾，因此，产生沼气的生物质资源量可以用农村人、猪和牛产生的粪便量求和计算而得。其中，人的粪便量为0.03 吨干物质/年，猪的粪便量为0.22吨干物质/年，牛的粪便量为1.10 吨干物质/年（袁振宏等，2005）；猪、牛数量用各地区年末存栏头数来表示，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
出于数据可获得性的考虑，农村商品能源价格用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水电、燃料）来表示，该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
四、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借助 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对估计的结果进行经济意义分析。具体结果如下（表1）：
从计量结果来看，模型R2 值十分接近于1，拟合优度较好；除了当地商品能源价格和人均产生沼气的生物质资源量未能通过t检验，其余变量均通过t检验，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当地可供利用的秸秆资源、当地可供利用的薪柴资源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由F检验可知回归方程在总体上显著成立。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农村居民追求方便、清洁能源消费的意识有所提高，于是，很多农村居民选择了沼气，不仅可以使农村居民从传统烟熏火燎的炊事中解放出来，还可以废物利用、发展循环经济。
人均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表征了农作物秸秆资源在当地的可获得性，即农村居民使用农作物秸秆作为生活能源的可能性。X2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说明指标对农村人均沼气消费量具有反向影响且较为显著，表明农作物秸秆使用增加，农村居民会减少沼气的消费。这说明，沼气与秸秆是可相互替代的生活能源。
人均果园面积指标表征了薪柴作为生活能源的可获得性。从回归结果看，该指标对农村人均沼气消费量具有正向影响且较为显著，表明即使薪柴增加，农村居民也不会减少沼气的消费。这说明，沼气是比秸秆更受农村居民欢迎的生活能源，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发展农村沼气对制止滥砍乱伐、保护生态的积极作用。
当地商品能源价格对农村人均沼气消费量具有负向影响，这与经验的观点相悖，可能是因为本文采用的价格数据是水电、燃料价格指数，不能全面地反映农村电力、煤炭和液化气等能源价格的信息，造成估计结果不理想。另外，若考虑到生产沼气使用的劳动力成本因素，则可以理解为水电、燃料等价格上涨导致沼气池建造成本、劳动力成本等上涨，农民不愿意花费更多的劳动去生产（使用）沼气，导致沼气消费下降。
人均生物质资源量对农村人均沼气消费量具有正向影响，表明农户饲养牲畜数量越多，农户消费沼气越多。该变量不显著，表明研究沼气消费量与生物质资源量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环节——沼气池，若较多的生物质资源不能通过沼气池转换为沼气，较多的沼气消费则无从谈起。
五、总结与讨论
目前，生物质能源已经成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之上，本文采用江苏省农村2000-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了江苏省农村人均沼气消费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均纯收入水平、农村薪柴资源状况、当地秸秆资源情况等因素对农户人均沼气消费量具有显著影响；产生沼气的生物质资源量、农村商品能源价格等因素对农村人均沼气消费量影响不显著。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促进农村沼气消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加大对农村沼气的宣传和扶持力度，让更多农户了解和使用沼气。（2）减少农民的劳动付出，探索沼气小规模集中供应模式。（3）继续加大对森林资源实行封山育林等保护性措施的力度，坚决制止滥砍乱伐。（4）促进畜牧业与农村沼气协调发展，开展农村生物质资源的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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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