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煜敏 邓可卉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汶川地震灾区生态环境受损严重，地震及伴随的次生灾害使当地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灾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如何通过灾后建设恢复灾区经济，保障灾民长期物质生活的同时修复脆弱的生态系统，这是摆在灾后建设决策者面前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问题。从灾后重建的步骤看，涉及到的人和自然关系分为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本文从认识层面着手，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探讨这一问题，力图科学地揭示长期的生态保护与尊重大自然在灾后建设和规划中的重要性。文章通过回顾建国以来历次大地震后我们在灾后重建中的生态修复措施，反思并思考我们在未来的灾后重建中如何促使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向良性互动转变。我们要将灾后恢复重建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良好契机，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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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灾后重建；汶川大地震；人与自然；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8-023６-03
一、前言
灾后重建工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面对大自然的报复，如果不重申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任意重建，灾区的生态系统将更加脆弱，如果我们不正确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国以来重建地区的困境很可能重演。如何快速将“恢复功能”与“发展提高”相结合一直是灾后重建中矛盾的课题。我们应根据灾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修复等方面做出科学的决策。尊重客观规律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将是衡量恢复重建成败的价值标杆。汶川地震是建国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如何科学的反思这次的灾难，在灾后重建中吸取以往的教训，更好的防灾减灾，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未来面对自然灾害时，我们应进行总结和反思，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纳入灾后重建的机制。
二、建国以来灾后重建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困境与出路
我国自然灾害众多，地震也极为频繁。我国位于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表1为南京地震局官方微博的一份建国以来大地震统计表，统计的是建国后中国历次的大地震（7级以上）及死亡人数：
灾后重建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背景划分为三个阶段，受思想意识，历史环境等影响，我们在经历多年徘徊、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才发现自身的错误所在，最终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历史教训一幕幕在眼前，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史也反映了我国在面对地震灾害时思想的变迁。
（一）第一阶段（1949～1965年），这一时期主要地震有河北邢台和西藏察隅县地震。西藏察隅县地震更是20世纪中国最大地震，这一时期超过7级以上的大地震有10次。
邢台地震发生以后，抗震救灾的热潮在全国展开。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临着改变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的紧迫任务，自然在人们眼中是一张等待书写的白纸，一个需要征服的对象。在“战天斗地”的口号鼓舞下，垦荒活动大规模展开，大片的森林、草原、湿地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农场、工厂。
尽管当时党和政府对地震工作极大关注，周恩来总理三次亲临地震现场对灾区群众亲切慰问，但受制于思想意识和科技水平，当时很难将防灾减灾等整体长远规划纳入重建体系。在1958年至1960年间开展的“大跃进”活动中，人定胜天这个谬论被当时人们所认同和接受。结果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西北地区发生大地震后，灾后重建中提出对当地沙漠化的彻底治理。对客观条件过于乐观的估计导致我们认为沙漠不仅可以被制服，而且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结果浪费了大量资金和资源。在错误的人与自然关系意识的主导下，重建地区无休止的“向自然要生产力”，违背规律向自然索取。新闻传播方面也以浓烟滚滚彰显工业的欣欣向荣。人们没有意识到，此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已趋向对立，不计后果的索取已经给未来投下阴影。灾后重建中灾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大炼钢铁砍光大量的森林资源，给灾后重建地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林木积量大幅减少，水土滑坡等次生灾害不断发生。换来的发展成果却是微乎其微，导致大量二次重建工程。
（二）第二阶段（1966～1977）这期间我们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也有丽江地震等，唐山地震后几乎没有更深入的长远规划和风险预测，就选择了原址重建。在一个完全不适合人类群居的地带，大兴土木，导致的结果是年复一年的修复和重建。
当时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我们盲目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拒绝吸收国外先进理念和重建资料主观意志的作用被无限夸大，客观规律被忽视了。政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主导着灾后重建工作，缺乏吸收合理的建议和理念，在农村的建筑也缺少技术指导，导致建筑物抗震能力有限。
唐山、丽江、邢台诸多城市在当时都选择了在原有的地震带上重建。实际上这些区域仍然是地震高发的核心地带，地震板块依然活跃，事实证明，过去30年这些区域地震依旧不断。而由于当时建筑物抗震等级不足，以至于在后期的一些自然灾害中给当地带来严重损失。如果当时把不适合原址重建的地区迁址再建，将地震原址改造成一个纪念场所或者在原址修建博物馆，从未来长远发展和旧址利用方面都是一个双赢的决策。唐山市委原书记赵勇谈起唐山震后重建经验时表示唐山的灾后重建工作也存在一些遗憾。一是灾后选择了原地重建，有些地区没有完全避开地震断裂带；二是没有对地震遗址实行完整保护；三是城市规划设计总体水平不高，建议四川地震灾区做好重建的选址工作。
（三）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新时期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当属汶川大地震。这次的灾后重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为未来的灾后重建指出了一条明路。汶川大地震之后，我国防灾减灾的建设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理论作为实践指导。各级政府成倍增加了灾后重建投入，在重建方略上前所未有地加大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力度。我们已经开始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人口、资源和国土安全等更加广阔的视野上深入灾后重建。我国政府快速启动了高起点、高标准的各项灾后恢复重建准备工作。史无前例，迅速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专门制定了《重建条例》，将保护灾区生态理论指导贯彻到实践中的重建，很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汶川大地震中，成都市的恢复重建工作展现了令人惊叹的韧性，取得了瞩目成就，建立了一套综合防控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验和成果。因此获得联合国颁发的“灾后重建发展范例城市”。
三、从人与自然关系透视汶川大地震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理论很好的解答了如何处理和修复人与自然关系这一问题。19世纪中后期，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自然辨证法》当中写到“尤其当客观出现了激烈巨大的变化的时候，作为认识及实践主体的人类，把握整个的变化过程，和它的发展必然的趋向，对于新哲学的研究，自然是更必要的了。很明显的，惟有记着正确的哲学认识，我们才能自觉地，理性地，能动地贯彻一门实践。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让我们对人与自然的理解更加透彻和升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基础。韩增禄教授指出，人和自然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一旦有一天人和自然的矛盾上升了，远远高于人和人之间矛盾的时候，那我们只有选择合作。在马克思看来，人和自然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离开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无法索解[]。马克思通过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公平与正义来获得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很多理论例如如何节约和合理使用有限的资源、如何正确对待科学技术及其世界历史的相关思想，对于指导今天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汶川地震中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取得成功。正确的自然观减少了地震可能带来的次生破坏，灾区人民能更好地投入生产生活中。
四、未来灾后重建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些建议和总结
1.正确的认识人和自然关系
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相伴随的是信仰缺失、欲望泛滥等人类精神方面的危机。人怎么对待自然，就怎么对待社会和他人。仅仅通过生态科学发展提高环保技术、完善环保政策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关键是要通过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的变革来培养一种新的生活世界观和生态文化。环保运动领袖约翰·缪尔的自然保护观要求寻找并重建我们思想深处的认识体系。汶川大地震给我们很好的启示，也让我们意识到科学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灾后重建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们的国情和灾区实际情况，逐步减少地震灾害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地震后的次生灾害。人和自然和谐关系的实现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有了灾后重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和科学实践，应该可以避免甚至消除。
2.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
未来的重建中，生产技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的防灾减灾提供更多支持和保障，如何利用好将是一把双刃剑。地震后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需要科学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的指导，否则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未来50年是我国从小康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未来城市化率将从30%平稳地提高到50～60%，我们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的指导下，建立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地震防灾安全保障体系。例如灾后成都建设了中国首个地震烈度速报台网以及地质环境信息系统等防灾减灾设施。在地震预测还是世界性难题的当下，灾后重建中提高建筑物抗震指数，建筑物合理规避地质灾害和板块活动区等都是我们地震局，地震科研人员等需要思考并研究的课题。所以既要清醒地认识到地震科技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又要明确地提出保障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阶段性实施目标，科学把握远期与近期的关系。科学技术为我们震后重建工作提供了专业指导和技术保障。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面对自然灾害时从应急到安置灾民，灾后重建都应有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灾区的生态保护也会是规划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只要把握好运用的度，科学技术能发挥好自身的正功能为灾后重建服务。
3.人与自然关系的评价加入社会经济指标
地震后的灾后重建是个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提出建立生态社会，意味着我们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同时调整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从理论上讲这具有多重含义，包括它们是否同时产生、是否相互影响、在什么情况下谁的影响更根本等多个方面，不能一概而论。就物质生产而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生产活动中同时产生的。从相互影响看，它们一个构成生产关系，一个构成生产力，不可分离。我们应该把生态保护，城市长远规划，人类宜居的舒适度等加以整体和科学的考虑。我们的价值观，自然观，思维方式都对灾后重建的效果起着决定性作用，思想领域的进步在实践中得到体现。汶川大地震中，成都市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展现了令人惊叹的韧性，取得了瞩目成就，建立了一套综合防控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验和成果。因此获得联合国颁发的“灾后重建发展范例城市”。根据这个范例评选标准，对未来的灾后重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将“恢复功能”与“发展提高”相结是未来灾后重建的必然要求。
五、结论
灾后重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项长远的，系统的，持续发展的工程。总结灾后建设经验，我们认识和实践人与自然关系时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始终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建立生态文明。汶川地震后的灾后建设已初见成效，灾后恢复速度让世人震惊，建国后的大地震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灾难，也让我们在每次灾后重建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未来面对自然灾害，我们应借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的经验，吸取建国初期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教训，以使重建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更加遵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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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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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2/3036463.shtml.
（责任编辑：王兰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