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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府主导下城市化对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启示

  • 投稿无哀
  • 更新时间2015-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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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婧

(黄淮学院国际学院河南驻马店463000)

摘 要:韩国在较短时期内迅速、成功避免了“拉美陷阱”、“中等与高等收入陷阱”,实现城乡以及区域的协调发展,为创新我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通过分析韩国城市化的动态演进逻辑,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设计城市化发展路径,推动我国城镇化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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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镇化;韩国模式;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F29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5-0266-02

一、引言

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国土面积小、人口众多,自然资源贫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由世界上贫穷落后的国家,跃升为中上等发达国家,缔造了举世闻名的“汉江奇迹”,并且顺利的完成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全面转型。目前,韩国城市化水平已高于日本。与欧美国家相比,韩国城市化进程是其时间上的“压缩型”版本,而且如此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中,没有出现像拉美等国家由于城乡分割而导致的城市化不彻底,以及由于城市内部的人群分割、地域分割而造成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等现象,即跳出了“拉美陷阱”、“塔西陀陷阱”以及连续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和“高等收入陷阱”。韩国城市化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目前城市化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韩国迅速城市化避免二元结构的成功经验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必然选择,也是全球经济发展中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趋势。韩国能在短短30年间实现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汉江奇迹”,得益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1、强化规划引领,促进社会阶层融合。1960年,韩国只有39%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10年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达到94%。在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韩国政府面对城市规模不断膨胀,加强了对城市发展的引导。以全球的眼光,制定各个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与目标,成功走出韩国自己的“融入型”城市化轨迹,避免了类似拉美的“失业—非正规就业—贫困”、“贫民窟—基础设施—交通—环境污染”、“社区隔离—公共空间交流萎缩—社会政治的空间破碎”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打造了世界公认的快速城市化的成功模式。

2、合理引导人口流动,避免出现群体分割。伴随着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大规模、持续移民。针对此现象,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限制和禁止农村向城市迁移,而且韩国政府给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与市民相同的地位和待遇,同时也把农村向城市移民中涉及到的就业、住房、教育、文化、生活、社区服务管理等都纳入到国家的建设规划中,为农民融入城市提供一切便利。在新兴城市的发展中,通过区域经济的布局和工业选址政策,使其具备吸纳大规模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支撑城市内涵发展。同时韩国政府把中央的部委办公地点、一些半官方化的机构迁移到新兴城市。这些政策合理引导了人口流动,积极促进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融入城市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有效防止了群体分割、区域分割现象的发生,有效避免了“边缘群体”和“边缘阶层”的形成。

3、高标准规划和管理,防止出现区域分割。在新兴城市建设中韩国政府按照城市的TOD开发模式,对工业、商业、社区、学校、医院等功能部门进行整体规划,使生产、生活等基础设施合理布局,形成绿色交通、绿色环境、绿色建筑、绿色产业、绿色生活方式的城市体系,不仅有效实现对外来人口的吸纳,而且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融合发展。同时,韩国政府注重对不同阶层采取不同的城市融入策略,防止城市区域分割。通过采取不同的方式,使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群都能融入城市生活,避免了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群体隔离而产生的社会冲突和动荡”。

4、遵循客观规律,集中发展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韩国政府遵循生产力浓缩和转移的客观规律,优先发展城市群来迅速推进城市化,采取资源和资本的不平衡分配战略。确立了“工业为主,大企业为主,大城市为主”的政策,从而使韩国的产业、经济都非常集中,由此推动了首尔和釜山等六个城市群的繁荣,城市群的超前发展又推进了韩国经济的增长。

5、不断开发新兴功能卫星城市,增强城市人口吸纳能力。在新兴城市的建设中,韩国当地政府注重发挥其地理优势,依托其区位优势,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等城市基础设施,同时加强政府的监督和治理功能,通过减免新城市的建设税负,激励城市的发展。在建设大量价格低廉的公寓住宅的基础上,增强新城市支撑人口转移的吸纳能力。以处于首尔核心都市圈辐射下的京畿道为例,该地区大力发展城市规模,其户籍总人口到2010年高达1146.061万人。在人口迅速集中的发展势头下,京畿道地区的城市化显得尤为迅速,新兴城市也持续形成。到2009年京畿道设区的城市已有水原、城南、富川、安养、安山、高阳6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尤其是水原、城南、富川、高阳这些周边城市的发展壮大,承担了首都的一部分职能,促使以首尔为中心的大都市圈内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功能型城市。

6、韩国政府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在住房领域里角色的不断变化。1962年,韩国开始实施住房政策,解决城市化过程中住房供需矛盾。为适应城市化发展需求,当地政府在新兴城市建设中,激励城市建筑商大规模建设13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住房,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扩大住房供给量,提升住房质量和人均居住环境。此外,政府针对住房建设用地问题,实施了综合性的政策,具体包括建设综合性居住社区,实现土地的集约化;通过金融机构支持房地产建设资金,满足公共住房建设的投资需求,以此改善居民的住房体系。同时,严格对申请租住政府补贴公租房家庭的资格审查程序,并且完善与住房有关的税收体系,对高收入阶层从重征收财产税,抑制住房假需求。

7、实施“新村运动”,重塑国民的价值观念。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了“新村运动”。“新村运动”以“勤勉、自助、合作”为基本宗旨,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为根本目标,通过相关教育活动,有效激发了农民全面建设新农村、新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把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价值观导入到农村,重塑着国民的基本价值观,为鼓励个性发展、培育开拓精神和形成新型社会秩序奠定基础。在实践方面,韩国成立了社区新农村学校,通过大量培养新农村运动指导员,对农民进行指导和教育,增强农民的技术、技能水平,以此提高农民的流动性,转移农民,富裕农民。韩国的新农村运动被国民视为“救国爱民的实践运动”。通过“新村运动”,国民精神得到振奋,国民素质得以提高,国民上进心日益增强,形成了以勤俭节约、自主自助、相互信任、相互帮助为主的新型社会秩序、风气。

三、韩国模式对我国城镇化的启示

我国城市化进程与韩国城市化阶段具有相似的特征,因而,韩国城市化实践经验为我国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期与社会复合转型过程,设计一条适合我国城镇化可持续与健康发展的道路,对于构建“美丽中国”,全面迅速实现现代化、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

1、坚定城市化目标,打造世界级大城市群。21世纪,城市化和城市群化重塑着世界经济地理。大城市,尤其是核心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主导性作用。核心城市率先实现土地的集约、人口的集中、产业的集聚、资本的聚集,发挥出规模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的快速增长,共同推动城市的繁荣。在借鉴韩国城市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未来构建具有高度聚集和辐射功能的大城市群,就要利用核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加快周边地区城市化进程,实现城市的繁荣,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坚实基础。

2、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各阶层互通共融。韩国城市化经验表明,其城市化过程中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住房、就业需求,实现了社会各阶层融入城市以及相互之间的融合。在我国未来城市化过程中,首先,顶层设计,高起点、高标准的出台具有权威性、预见性、连贯性的长远规划。其次,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给进城农民以一视同仁的市民待遇,给农民工更多的居住和就业的机会,防止社会割裂与马赛克化,警惕拉美陷阱,促进城市融合发展。第三,将不同社会层次的人群混居,各阶层互通共融,避免社会马赛克化,促进城市和谐发展。

3、以开发新兴卫星城市的模式扩大都市圈,不断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发展卫星城市不仅可以承接核心城市功能,而且可以实现城市间的融合发展。卫星城市通过吸纳农村转移人口,承接核心城市产业转移以及承担核心城市服务职能,形成一个以主城区为核心,以交通互联系统为纽带,功能互补、层次分明、规模有别城市体系。布局卫星城市,政府要加强城市宏观管理,按照现代化、高标准的规划,围绕大城市布局新兴卫星城市,提高城市对外来迁移人口的吸引力,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条件,以此推动新兴卫星城市的不断发展壮大,承担吸纳人口转移、聚集产业转移,带动区域发展,以此全面实现城市间的融合发展,形成城市圈、城市云,促进城市跨越发展。

4、重塑农民的精神伦理,加速农业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转型。通过对农民进行再教育,推动农民不仅从身份上向市民转换,而且促进农民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摆脱农业文明束缚下的小农经济意识,接受现代城市文明洗礼,塑造新型社会秩序,支撑现代城市发展。传统农业文明中,围绕“土地”而产生的人际关系、政治框架、文化观念、宗教信仰、道德标准以及生产、生活都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来展开,由此形成了一个个小范围的利益共同体。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表明,通过教育和实践,能够有效激发国民进取、向上的精神,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加速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因此,加快我国城市化,需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动力。一是增强社会垂直流动与横向流动,激励农民改善自身状况的内在动力;二是提高农民的技术、技能,同时使农民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知识,推动农民融入城市,促进城市发展;三是增强农民市场意识,遵循社会分工,融入现代社会秩序,发挥农民在当前城市文明中的主体作用,推动城市的和谐有序发展;四是建立正向激励制度体系,激发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以此创建现代、和谐和有创造力现代社会,引擎中国城市化持续跃升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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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