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 广州工商学院财金系 吴红宇 刘梁炜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系
摘要：文章基于麦可思公司的毕业生质量调查数据，研究了毕业生党员身份所带来的工资溢价问题。数据表明，学生党员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明显的就业优势。计量结果说明，党员身份对工作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影响，其高收入另外还可以用性别和招生口径来解释。学生党员的高收入是由于其能力强所引致，这种能力主要是由于其在学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或“社团干部”所获得，而学习成绩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能力强，起码在工作收入中无法体现学习成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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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高职毕业生 党员身份 工作收入 能力 干部
一、前言
近年来，政治身份（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员）对收入的影响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刘精明，2006；Li et al.，2005；李爽等，2008），本文将在第二部分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大多数研究都确认了党员身份可以提升工作收入。但党员身份首先可能是个体能力的体现，可以说这种收入溢价应该是能力强的表现，所以其收入更高。尤其是在大学期间入党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品学兼优者，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能够加入共产党意味着，该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发送了能力强的信号标志。
从理论上看，能力强意味着毕业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在工作中劳动生产率应该更高，也就是说该毕业生将获取更高的工作收入。那么高职院校的党员毕业生是不是真的具有就业优势，而且收入更高呢？我们将在文章中利用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学生党员在就业过程中是否拥有优势。另外我们还需要研究学生党员的能力强究竟是来源于哪方面？或者说其工作收入溢价的原因，这也是文章中试图回答的内容。文章的最后部分是一个简短的结论，但存而未论。
二、数据来源及学生党员就业优势
1.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2013年度，广州市三所职业技术学院的《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数据（三所学院为分别NGS、GC、NZ）。麦可思公司的调查方法是：对各校向毕业半年后的2012届高职毕业生发放答题邀请函、问卷客户端链接和帐户，由答卷人回答问卷。该调查完全是第三方行为，不受学校方和企业的影响，其相对权威性目前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普遍的认可，例如，广东省教育厅和绝大多数职业技术学院目前均委托麦可思公司进行调查，并出示年度报告。本文使用的有效样本数据量有3523份，其中在大学期间入党的有432人（占12.26%），另外大学期间未入党的有3091份。具体计量时，有效样本量还会减少，因为在上述有效样本中，文章所需要选取的个别问题，有些学生并没有进行回答，本文将在相关位置标出具体计量时的样本量。
2.党员就业优势
我们首先利用数据分析学生党员和非学生党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如表1所示。
根据表1的统计结果，我们发现学生党员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明显的就业优势，具体表现为：
第一，学生党员的月平均收入要高于对比组7.2%（约200元），收入高，起码说明就业状态更好。
第二，学生党员的就业与专业相关度更高，工作与专业相关意味着，大学期间的人力资本积累得到了运用，这也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其收入更高。
第三，学生党员离职的概率更低，如果学生在毕业半年内离职，基本可以肯定其原有工作的资本积累为零，这种离职一般不会带来收入的增长，进一步也说明其就业稳定性差。
第四，一般来说，民营或个体企业劳动用工相对不正规，数据表明，非学生党员更多的是在“非正规企业”工作；第五，学生党员具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比非学生党员多17.5%。
表1中，虽然党员学生比非党员学生每一项的优势并不是太大，但所有特征均显示学生党员在各项就业指标方面更占优势，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学生党员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就业优势。那么这种优势的来源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下一步试图回答的问题。
三、模型和回归结果
1.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学生党员身份对工作收入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收入方程。假设毕业半年后学生的月工作收入由以下半对数方程决定
其中，lnw为毕业半年后月收入的对数，P1表示毕业生的党员身份，如果是党员记为1，否则赋值为0。X1表示学生个体特征变量，例如性别、招生口径、家庭职业阶层等，X2为毕业生工作情况，包括工作单位的情况，及个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等等。ε为误差项。
当且仅当P独立与误差项ε的时候，普通最小二乘法对b的估计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P可能会与误差项ε相关。
第一，很多学生干部本身就是党员，或者说党员大多数都担任了学生干部。在大学期间担任学生干部可以锻炼能力，在步入社会后，可能更适应工作，所以有必要把“是否学生干部”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
第二，学生社团是学生为了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和满足个人兴趣爱好的需求、自愿组成的、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群众性学生组织。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学生在社团组织中也可以锻炼能力，无疑学生党员在社团中参与度更高，同样我们也把“是否社团干部”作为控制变量。
第三，高校党员发展对象主要是品学兼优者，他们可能能力更强。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可以衡量能力的代理变量，并将其包含在回归方程中。本文将使用大学成绩作为代理变量，因为大学成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来衡量学生不同方面的能力。
另外，由于工作地和行业的不同，导致收入差异很大，也就是说工作地和行业对月收入有促进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毕业生的工作地和就业行业进行控制，即对工作地和行业变量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处理。
2.估计结果
我们采用最小二乘法对上述收入方程进行估计，由于都是2012届高职毕业生，所以可以忽略个体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影响。文章选取的变量是这样安排的，学生个体特征变量有：政治身份、性别、招收口径（“3+X”或“3+证”）、家庭职业阶层（“农民或农民工子女”或“农民子女”）；工作单位情况变量有：工作与专业相关、用人单位规模、单位类型（“民营/个体”或“其他”）；控制变量有：学生干部、社团干部、大学成绩（取组中值）、就业地、就业行业。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知，党员身份对于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除此以外，其他因素的影响是有差异的：
第一，在个体特征中，性别和招生口径对于收入的影响显著。男性收入明显高过女性，这说明，工资的性别歧视普遍存在。而“3+X”的学生由于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更强，所以其收入显著高于来自中专、职中和技校的同学。
第二，家庭职业阶层对于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来自城市的学生并不一定比来自农村的同学收入高，但存在正的影响。
第三，工作单位的情况不影响收入。可能的解释是，在市场经济已经比较完善的背景下，由于工资的攀比效应，大多数单位的工资水平基本相同。而个体工资的差异是由个人的能力和职位所决定，与工作单位的情况关系不大。
第四，学生在校期间的人力资本积累或者说能力，对于工作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非常有意思的是，学习成绩对于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学习成绩并不能说明能力的高低。而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或“社团干部”却显著影响毕业生的工作收入。我们认为在担任这些干部，虽然没有经济收入，而且还需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可以获取经验和各种能力的回报，人力资本因此得到提升，进一步入党的可能性更大。最终由于其能力更强，所以工作后收入更高。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学生党员的工作收入溢价是因为其能力更强，这种强能力的来源是其在大学生活中，担任“学生干部”或“社团干部”时得到的锻炼，而学习成绩并不能衡量能力的大小。
第五，在第（7）列中我们控制了学生就业地和行业的固定效应，在控制了这些变量后，党员身份对工作收入的影响基本没有改变，仍然在1%的基础上显著为正，大小为8.2%。
四、结语
基于麦可思公司的毕业生质量调查数据，文章研究了毕业生党员身份所带来的工资溢价问题。我们选取的样本是来自广州市三所职业技术学院2012届毕业生，这样一来，可以忽略样本和教育程度的影响，计量结果将更有说服力。统计数据表明，学生党员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明显的就业优势，尤其是半年后的月收入比对比组要高上200元左右。在引入系列控制变量后，利用OLS回归分析，计量结果说明，党员身份对工作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影响，其高收入另外还可以用性别、和招生口径来解释。学生党员的高收入是由于其能力强所引致，这种能力主要是由于其在学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或社团干部所获得，而学习成绩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能力强，起码在工作收入中无法体现学习成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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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精明.市场化与国家规制——转型期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分配[J].中国社会科学,2006(5):110-124
[2] Li.Hongbin, Pak Wai Liu,Ning Ma and Junsen Zhang, Economic Returns to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Evidence from Chinese Twins, Working Pape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 李爽,陆铭,佐腾宏.权势的价值[J].世界经济文汇,2008(6):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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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pplenton,s.,L. Song and Q.Xia,Has, China Crossed the River?The Evolution of Wage Structure in Urban China during Reform and Retrenchm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5(33),644-663
[6] 李宏彬,孟岭生,施新政,吴斌珍.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基于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调查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2(3):1011-1025
[7] 杨瑞龙,王宇锋,刘和旺.父亲政治身份、政治关系和子女收入[J].经济学(季刊),2010(4):871-890
作者简介
曹和平，1952—，男，湖南长沙人，经济学硕士，广州工商学院财金系专任教师，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实务、人力资源管理。吴红宇，1970—，男，湖南长沙人，经济学博士（后），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系教授，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刘梁炜，1981—，男，河北无极人，金融学硕士，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系讲师，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