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冬悦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针对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与CEO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文献综述，结果显示，CEO 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显著影响：CEO 任期与社会责任表现呈倒U 型关系；CEO 教育程度和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同时也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CEO薪酬对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更大；与CEO不持股的企业相比，CEO持股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更好。本文有助于理解CEO特征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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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CEO任期；CEO教育程度；CEO薪酬；CEO持股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公司除了承担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责任外，还需要对债权人、消费者、供应商、员工等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一般包括保护环境、做慈善活动、捐助公益事业、提高员工福利等方面。大部分大公司非常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并且采取措施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进行投资，然而CSR 的目标对象经常是冲突的或是不清楚的，因为公司需要对各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作出回应并且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企业在履行哪些社会责任和如何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带有很大的任意性（Matten andMoon, 2008）。Campbell(2007)认为公司管理者的教育背景会影响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而关键决策者的主要特征和个人品质对公司社会责任产生主要的影响。CEO作为公司的关键决策者，负责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方面的企业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所以，CEO的特征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的情况。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的文献比较多，但是研究CEO 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文献比较少，本文试图在研究CEO 的学历、任期、薪酬和持股等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有助于理解CEO 特征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作用。
二、企业社会责任
李正(2006)发现从当期来看，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但是从一个较长的期间来看，由社会资本理论和关键利益相关者理论可得，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企业价值的降低。叶敏华2008 年的一个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提高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对监管企业再融资有积极影响。陈煦江(2009)则是从成本的角度来研究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问题。蔡剑和沈艳（2009）的研究发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越强，那么它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机会就越大。刘计含和王建琼（2012）认为良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有效减小公司资本约束降低企业发展阻力，同时也会提高企业形象以及社会认知度。
三、CEO特征
管理者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程度取决于管理者的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Hambrick 和Mason(1984)提出了“高层梯队理论”，即高层管理团队的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价值观等心理结构决定了战略决策过程和对应的绩效结果。但是，高层管理团队的心理结构在实际研究中难以准确度量，而高层管理团队的其他如年龄、任期、职业、教育等可以客观度量的人口背景特征与管理者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这个较为特殊的公司治理和管理环境中，CEO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发挥着重大影响，同时，中国权力距离较大，在决策时有自行决定的自由，所以CEO 在战略决策中的作用更为重要。CEO的价值观和认知结构影响了战略选择，即CEO 的人口背景特征导致不同的战略选择（Cannella,2008）。Wiersema 和Bantel(1992)认为年龄、任期和教育背景都是影响战略选择的主要变量，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四、CEO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是一个战略层面的主观选择，企业是否要履行社会责任以及企业怎样履行社会责任是由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来决策的，尤其是最高层次的决策者CEO 对企业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ick Borghesi（2012）发现CEO可能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原因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原因而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可能是出于自身利益（比如自身声誉和政治关联）而积极参与社会责任活动。本文主要从CEO的个人特征、薪酬和持股这几个方面来研究其对社会责任产生影响。
（一）CEO任期和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活动已经被视为一项投资，而这项投资在长期内是可以增加企业价值的，并且这项投资可以增加CEO 的声誉，吸引媒体关注。当CEO 的任期很短时，CEO 更多关注的是短期利益，Jensen and Meckling（1979）表明，当企业的管理者做出投资决策的时间比其潜在资产的生产能力的寿命期要短时，管理者在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时，就会去掉现金流的头和尾，用较高的贴现率来进行资本的预算，从而导致投资的减少。李培功和肖珉（2012）认为，CEO 的既有任期越长，企业的投资水平越高。同时，任期越长，CEO对董事会的控制权越长（Bebchuk and Fried,2004）。所以，当任期到达一定时，社会责任绩效并不能为他的声誉和权力带来更进一步的提高，CEO不再需要这项投资来增加自身的声誉和权力。所以CEO作出有利于利益相关者的决策的动力会降低，可能会更多地追求自身的利益，社会责任绩效会降低。
（二）CEO教育程度和企业社会责任
有研究表明，管理者的教育水平也会对他们其他各种能力的培养与发展产生影响，这些能力包括创造能力、认知能力以及辨别能力等等。Herrmann 和Medata(2005）认为CEO 的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CEO的认知倾向和知识基础。CEO的教育程度越高，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度也越高，邓丽明和郭晓红（2012）表明，企业管理者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比较高的企业，比对社会责任认知比较低的企业在法律责任、慈善责任和经济责任方面的履行情况都要高并且存在着及其显著的差异，它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也会越好。
（三）CEO薪酬和企业社会责任
薪酬作为一种激励工具会影响CEO 的决策行为。
当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贡献越多, 就越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 那么他们对企业各方面的投入也就越多, 企业的长期价值也就越大。同样的道理，当CEO薪酬越高，他们就越愿意考虑到企业长远的发展，比如创造一个良好的企业声誉等等, 从而就更容易做出利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的决策。Johnson等(1999)认为对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控制和有效的激励，能够使得企业更有效率地应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从而使得公司的社会绩效更好。LoisSchafer Mahoney and LindaThorn(2005)在对加拿大公司的实证研究后表明，高层管理者的报酬对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起着一定的作用，CEO长期薪酬更可能消除产品和环境弱点。朱秀明（2012）以沪深两市上市银行2006至2009年数据为样本，发现CEO 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正向的激励作用。并且，根据马洛斯需求层次理论可知：当CEO 的薪酬水平越高时，他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就会得到满足，那么他就会追求非物质层面的东西，而企业更主动得去履行更多社会责任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将企业的非经济责任放在首位，而且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国企CEO 很多是由政府直接任命，所以CEO 在做企业社会责任决策时，更多的是考虑自身的政治生涯，而不是自身的薪酬，所以与非国有企业相比，CEO 的薪酬激励对其在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会降低。
（四）CEO持股和企业社会责任
CEO 持股是使CEO 利益与股东利益一致的方法，所以当CEO 持股时，能够降低公司的代理问题，会更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而企业社会责任在长期内能够提高企业的价值，Zahra 等(1993)研究也发现公司内部的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越好，Johnson 等(1999)发现高层管理者持股的比例越高，其产品的质量和环境也就越好，而与员工和社区等不太相关。这是由于企业的管理者在持有企业一定比例的股份后，就会更多的考虑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与长远利益，在配置企业的资源时更具战略性，更加兼顾各个利益方的利益，努力地为企业谋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收益，使公司更有条件去很好地承担其社会责任，CEO作为高层管理者，在制定决策时，会做出有利于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决策。
五、结论及相关启示
本文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研究了CEO 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CEO的个人特征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影响，首先，CEO的任期跟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呈倒U型关系，即CEO 任期越长，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越好，但当CEO 任期到达足够长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越差；其次，CEO 的教育程度越高，其认知能力也越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第二、CEO的薪酬对企业社会业绩有显著的影响，CEO薪酬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特殊性，使得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第三、与不持股的CEO相比，持股CEO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更相关一致，所以CEO持股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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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Cannella Jr. A, Park J, Lee H. 2008. Top managementteam functional background divers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examiningthe roles of team member colo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1 : 768– 784.
[2]Jensen, M. C. and W. H.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the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4),305–360.
[3]Wiersema M, Bantel K. 1992. Top management team demographyand corporate strategic change. Academy of ManagementJournal 35 :91–121.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