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泽
【摘要】连环画《枫》作为“伤痕美术”的代表作品，是陈宜明、刘宇廉、李斌三位画家经过对“文革”进行反思，用自己内心的血与泪构筑的，是特殊年代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文革”运动最生动的形象记录。
【关键词】枫；连环画；伤痕美术
20 世纪70 年代末，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结束了，人们开始痛定思痛，以《枫》为代表的文学领域中的“伤痕文学”和美术作品中的“伤痕美术”应运而生，把读者的目光带向了一段既有历史感而又并不遥远的岁月。
作为“伤痕美术”的代表作品，《枫》是陈宜明、刘宇廉、李斌三位画家经过对“文革”进行反思，用自己内心的血与泪构筑的，是特殊年代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文革”运动最生动的形象记录。
对于“文革”的反思和记录，无论是文艺作品、新闻报道还是美术作品，绝大部分都把视角集中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身上，却极少关注底层群体，而红卫兵这一底层群体的遭遇却最为悲惨和荒诞。
“文革”如一场梦魇，醒来之后依然无法抹去记忆中的伤痛，尤其是20 世纪60 年代中期，“武斗夺权”曾是那样惨烈。生与死在瞬间擦肩而过。无数热血青年卷进了那场本身就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庄严与荒谬，美好与丑恶的运动中，并在肉体和心灵上亲历了人情冷暖，亲历了严酷与温馨的交混，希望与绝望的相杂。
1967 年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一对曾经是恋人的青年学生卢丹枫和李红刚分别参加了井冈山和造总兵团两个相互敌对的群众组织。《枫》讲述的就是这对恋人，在所谓“派别”的压力下转化为敌人。他们互相认为对方是反革命组织，所以，为了革命，他们牺牲了爱情。在真枪实弹的武斗里，两人在战场上重遇，卢丹枫面对“敌人”，至死不做“叛徒”，高喊着口号跳楼身亡，李红钢则被后来掌权的井冈山派诬判为枪逼卢丹枫跳楼的凶手而处以死刑。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幼稚和冲动的结果，而这一切又被搅在说不清的政治漩涡之中，造成了那一代青年的惨痛悲剧。
看过连环画《枫》之后，不能不怀着沉重的心情为之叹息。《枫》有着天真而坚定的女主角，无论是爱人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为了“理想”，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将这些献祭，令人悲悯，更触人心弦。《枫》侧重于展示男女主人公曲折的悲欢离合，以此来发掘“文革“这样一个对千百万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内涵，并从他们的遭遇中更贴近了解那段历史。
对于“文革”的经历者而言，《枫》会带来一种心灵上的震撼。而对于侥幸“躲过”了“文革”年代的人，《枫》会让其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那样一个疯狂的时期，然而那种疯狂的产生竟是如此的“自然”与“合乎逻辑”。
《枫》的三位作者陈宜明、刘宇廉、李斌，均是来自江南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在东北农村生活了将近十年时间。都亲身经历过“文革”的艰辛境遇。因此几位青年画家有着丰厚的生活基础，在创作《枫》时，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处理脚本和画面的关系。
对于成长于“文革”时期有知青经历的三位艺术家，由于自身的经历，对那个时代的感受是复杂的，特别是当他们以“曾经”的方式回忆当年知识青年的经历，并在美术作品中给予描绘时，伤感而又悲悯的人生感受就成了这类作品的基调。
小说《枫》中的主人公卢丹枫和李红刚是一对单纯、幼稚、富有革命热情的中学生，由于受“四人帮”文攻武卫思想的蛊惑，为了捍卫他们各自所谓的真理，参加了不同派系的武斗，在所谓谬误与真理面前，本该是朋友、恋人的两人最后刀兵相见。失败者的牺牲显得那么没有意义，而胜利者最终也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真理被扭曲之后，热情会助长盲动者的无知，而无知则会进一步扼杀无知者所追求的真理。卢丹枫和李红刚的悲剧演绎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中参加派系武斗的青年的人生悲哀。
在“文革”爆发时陈宜明、刘宇廉和李斌的年龄正和卢丹枫、李红刚的年龄相近，充满朝气，充满希望，他们也同样经历了文攻武卫，所以对小说《枫》的体认要远比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们要深刻。
《枫》写得真实动人，似乎就是在当时的位置上记述了这一场武斗，立即把人带到了那史无前例的时代，重新回味和感受那震撼人心的一切。人们对这些记忆是犹新的，和丹枫同样经历过这场红卫兵运动的一代人尤其感到痛切。
连环画《枫》的主题和人物塑造遵循了原著，但给人的感受却更为鲜明强烈。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除了画家们充分地利用绘画语言，在从构图到人物形象塑造中倾注了心血之外，也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色彩的成功运用。彩色连环画的创作，在此前的连环画创作中并不少见，但很少有作品像《枫》一样把色彩运用得如此强烈并富有情感。
《枫》中的图画全部由写实的彩色基调构成，仿佛是一张张怀旧的历史老照片，极富沧桑感。连环画中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刻画，也深化了批判和反思“文革”的主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发展。
在三位画家的笔下，《枫》的色调和色彩在总体上呈现出热烈和响亮的红色，饱含着作者强烈的抒情和判断，但这红色调又能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有所区别，从而使表达的情感丰富起来。
表现“红海洋”时，红色鲜艳中又带有些冷，既使人有轰轰烈烈、昂扬奋发之感，也在单调中使人感到一种冷酷，充分地揭示出“文革”遍地红海洋、红语录的时代特点，也折射出斗争的残酷和青年的盲目。当我们把这种红色调与其他情节中的红色对比时，这种红色的冷酷似乎显得更加强烈。
枫树的火红树冠温暖厚实，似乎充满了阳光和流动的空气，身穿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的丹枫显得格外动人和可爱。这幅图画中的暖红色同样充满抒情色彩，但其揭示的却是女孩的善良和纯洁。当这幅图画与躺在枫叶上的女孩尸体相对比时，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便显得更加激烈和突出，也就更能引起人们的伤痛和思考。在这些图画中，色彩的力量摆脱了故事情节的束缚，具有塑造人物性格的强大表现力。
这篇作品既运用了较好的写实语言，也没有丑化江青与林彪的形象。画面中江青、林彪的形象就如“文革”宣传材料中的他们那样真实可感。与其他画面唯一不同的是，两个人物或处于冷色调画面，或出现在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中。正是这如梦魇一般的冷色和巨大无比的宣传画像，使图画中出现的江青、林彪的真实面貌具有了反讽的意味，进而加强了作品的批判力度。使人们得以站在一个新的立足点上，以新的目光审视历史和现实，对后来的美术创作在创作思想和表现方法上都产生了出乎作者意料的影响。
他们合作的《枫》大胆地冲破了美术禁区，真实地反映了那个特殊的时代，既让人赏心悦目，又发人深省，催人落泪。当《枫》在1979 年第8 期《连环画报》发表时，有很多读者对画面上出现江青和林彪的形象，以及硝烟迷漫中的大标语“横扫一切”“誓死捍卫”、大广播喇叭、袖标、钢盔等，表示不能理解，投书《连环画报》加以指责，旋即开展了一场关于《枫》的争论。
经霜的枫叶更红，冲破禁区的文艺作品更美。一场论战后，《枫》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它犹如伤痕美术的遗世绝唱，给人们留下一缕缕萦绕不尽的哀思和警示。《枫》的影响力从连环画扩大到整个美术界，《枫》荣获了1979 年全国美展一等奖，最终确定了其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为一部经久不衰、广为流传的艺术佳作，《枫》所蕴藏的丰富人文价值和美学价值值得我们继续去探究和挖掘。
【刘泽，中国美术出版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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