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王磊 王璇 周庆宝
石涛的艺术创作高峰主要在1697-1707 这十年，即石涛身处扬州的晚期阶段，这是他现存作品数量最多的时期。通过从空间（画面中的点景人物的刻画以及画面色彩的运用）和时间（石涛在各个时期的自画像研究）对这些画作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即能指与所指，艺术的自指性研究石涛在其画作中符号学的应用，从而对石涛艺术有更全面的认识，阐述石涛作品内在精神——对士的解读及强烈的内在精神，并且努力掌握符号学的方法论。
一、画面空间内的符号表现
符号是某种事物的代号，而他的真正意义是采用对应的方式，把一个复杂的事物用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
符号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和传达人的思想和感情，所以，符号就是人们为了传达思想和感情而创造的有意义的表现性物质，是同一个母题元素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的表现，符号和符号文化演变的内在结构特征不同，形象造型不同，象征不同，表达方式也不一样。
（一）、画面人物的符号体现
能指与所指组成符号两个基本要素。能指——能被我们感官接受的显现，所指则是隐藏在能指背后的概念，也可以说是情感。当能指与所指处于同一符号中，其对象的内在精神会有更好的体现。
点景人物以一种特殊的视觉符号流露出艺术作品的主题、意义、审美概念并在画面中起到指涉作用，代表了不同含义，如自传式描述，历史性的概括，再者就是通过想象在适当的位置构之人物由此表达深层内在精神。
在《吴与桥像》中描绘的是主人公吴与桥身穿一袭白袍神态放松地倚在交缠的两棵松树上，身旁的空地上还放有一只鱼竿，人与鱼竿的组合已上升为一种符号，表现出人物脱离俗世的束缚，远离官场和追求闲适隐逸的桃花源般文人雅士的隐居生活。
石涛画作中人物的衣着通常很朴素，暗示以道德为基础的选择，也是暗示了对士的追求。石涛画作的空间中所描述的朋友或赞助者以道德为基础，朴素的装扮也隐含了他们属于士的范畴。士的标准很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必要时不惜为社稷献身，追求道德品行的高尚，也在于实现自我价值，例如在《自写种松图小照》中，画面人物以监督者的身份监督猴子和小僧的工作，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关注眼前的工作而不好高骛远，更加追求道德的层次。这也是旧时文人雅士对“士”的追求。
（二）、画面颜色的符号体现
难率符号就是不能被代替的符号，形式与内容集合得很紧，即能指与所指结合紧密已成为一种标记、符号、表现方式与内容紧密结合。绘画作品的原创性是一幅画中艺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具有很强的固定性，能指与所指重合的艺术符号，这个整体就是难率符号，这种符号有很强的自指性。
在《秋林人醉》中石涛与两位友人到宝城小游的情状，画中石涛倚林而行，其他两位友人正在饮酒，这些叙事性的细节由大量朱色、红色和基本的墨色混合满布秋叶的树林中。在此也可看出画家的隐喻性环境在画面形式里，石涛通过“万点朱砂胭脂”在画作材质上与“朱”同音，通过这种象征方式，以明代宗室的身份出现在扬州山水中，表现出强烈的遗民精神。
在石涛这幅画中，朱色已不仅限于颜色的范畴，更多的是因为朱砂与“朱”同音，朱色已成为一种艺术符号，通过这种能指的艺术符号，表现出所指——石涛以明代宗室遗民的身份出现在扬州山水中，表现出强烈的遗民精神。在此处朱色强烈的象征性使能指与所指联系尤为紧密，这种独一性与原创性使得一幅画中艺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有很强的固定性。而这种难率符号恰恰有很强的自指性。画作中白色也是一个重要的艺术符号。
白色有很多指代——首先很典雅很圣洁；其次中西方在此有很大不同。在中国白色与黑色多为不祥之色。而在外国白色为婚纱之色，当然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如此。在石涛的画中，白色已不仅限于其颜色和功能，而是体现文人士和区分社会其他人。为了体现自己的道德情操穿着白色夹衣作为区别于他人的符号。用白色为能指来反衬画家文人的情感的所指，以及借物抒情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淡泊名利。
在此处石涛运用朱色以及白色作画的点景人物不仅体现“能指”与“所指”的艺术符号学方法论，同时也体现了难率符号。
二、画面时间中的符号体现
所谓时间性的艺术自传体现在石涛画作中是画作以时间顺序，以及石涛在不同时期的自画像进行符号学的分析。涉及到的符号特征是象征性、指物性以及艺术的自指性。
艺术的自指性——艺术本身就是艺术家思想与情感的直接载体。这样一来，能指必然指向自身，符号的艺术性就是由于所指过程侧重于能指本身造成的。
象征性意味着艺术不仅作为艺术品供人欣赏，更是作为象征性的符号，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建构起稳定的象征关系。
在1667 年《黄山册》作品中，黄山成漩涡状的岩石以及倾泻而出的瀑布，与推向天际的山峰互相呼应,主人公迎风而上，强烈曲卷的线条成为一种象征符号，在硬挺线条的背后所体现的所指是一种勇敢无惧的内在精神。
在1696 年《舟中隐士》中，画面中石涛已留有头发，身着传统隐士所穿的薛萝(道服)，说明此时期石涛已开始信奉道教且与清朝律令抗争，画家用遒劲的笔法勾勒出蓬散的头发与胡须，还有干枯的树枝，亦大亦小的墨点点缀其间，与衣服平稳的纹理成为鲜明的对比，体现了艺术符号的自指性，表现了内心的焦躁，符号般象征内心的挣扎: 石涛在是否要脱离寺院的戒律问题上而困惑，加上经济焦虑也使他分心。
在1701 年《松崖独坐》自画像中，石涛用干涩的笔意将自己画成一个似满腔抱怨独自坐在悬崖上的人，背部的夸张弧度的线条与悬崖弧度的线条有一种对比的感觉，在此处干涩的线条成为画面的符号，象征着主人公因身体疾病加上经济上的不如意而抒发的委屈与抱怨的情感。
在最后的自画像《清湘大涤子三十六峰意》中，晚年的石涛坐在小舟中垂钓，披散长发满脸胡须，手持一支竹竿坐在船头，癫狂的笔触，粗糙的岩块，扭曲的松枝，充分体现了艺术符号的指意性。物象都有自己的外部视觉特点和内部结构，画中造型简化、夸张、变形等手法抽取物象的特点，勾勒出物象的外在轮廓和内部结构特征，从而使图形的能指与所指在视觉上构成“相似性”或“对应性”关系。画面中怪异的人物与癫狂的笔触，粗糙的岩块和扭曲的松枝，充分体现了艺术符号的指意性，有一种疏狂的意味。
在以上的陈述中，石涛的艺术在时间上有自传式的特点，通过对各个时期石涛自画像的分析反映了石涛在不同时期的心境：开始时充满期许，中间心境安详，直到最后充满无奈的三个人生心境的过程，画中一切信息都指向画家自己，反映的是他在当时关于自身的感悟，这种方式就体现了符号学中的艺术的自指性。
三、结语
文章通过对石涛艺术在画面空间内对于点景人物和画面色彩的运用进行分析，以及分析了在画面时间中石涛不同时期的自画像，我们了解到作品中具有符号意义的“能指”背后都有深刻的“所指”，通过对能指的描述，用所指体现其内在精神。通过对作品能指的具象分析，可以看到象征性的所指，石涛画作中通过白色夹衣来强调自己对“士”的解读和追求，运用朱色的艺术符号表现了强烈的遗民情结，从各个时期的自画像中反映了石涛在不同时期的心境，开始时充满期许，中间心境安详，直到最后充满无奈的三个人生心境的过程。
【王磊王璇周庆宝，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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