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庄 Zhang Xiaozhuang
杨岘(1819-1896)的著述，除了诗文集之外，存世的尚有《迟鸿轩所见书画录》四卷。关于此书，余绍宋在《书画书录解题》中云：
以上两书，皆记有清一代书画家人，系小传。李依时代编次，杨用韵目编次。骤观绝不相同，及细审其内容，则不惟人数相同，乃至文字无一字不同。两君皆同、光时人，究不知出于谁氏，其中必有一焉出于剽窃，则可断言。编中如《朱为弼传》、《顾莼传》称“先祖松岩公”，《齐彦槐传》称“先叔祖梅坡公”，《王维珍传》称“家君”者，亦复一字不易，剽窃者之拙劣可谓至矣。他日当据此以质两家后人，不难立决其真伪。杨书首有同治十年芙月俞樾序，李书则有光绪乙亥首夏皂保荫方序，其文则全同。杨自序题“同治十二年癸酉秋日”，李自序题“光绪二十年甲午伏甘”。杨序中有“余自从江苏松江府辞官，而后”一语，李序作“辛卯、壬辰从戎关外，凯旋，而后”，又多“以王公、宗室冠首，名媛、释道附末”两语，其余全文亦相同。兹以意揣度，决为李氏之书，而谓出于杨氏当系误传或伪托。兹故汇列于此，不复分叙。盖谓此书出于杨氏，仅凭吴县铁道人一序，序中亦仅云偶收得此书，为杨氏手钞旧稿本。铁道人为谁未详，既欲流传是书，奚为不署名姓？且从何处收得，亦不详其缘由。其证一也。均湖曾刊王奉常《书画题跋》，会稽倪壎为作序，有“将与前著《过目考》并行”一语，足证是编出于均湖，而近人著作如《海上墨林》等俱未言杨氏曾著是书。其证二也。李书卷首尚有张英麟、冯尔昌两序，潘曾绂、刘湘、张熊、吴元炳、文夔、王志修题词，又有僧明基、连成、潘蔚、符翕、卓椿、江清骥、陈衍、庶延喧、增瑞诸人题跋，各叙其与李均湖交谊渊源，似不能尽出于伪托。杨书则无之。其证三也。即以体例论，李书以时代为次，不失知人论世之义，合于著述体裁；杨书以韵目分编，便属类书性质，既有师友合传，又岂宜以韵目分编自乱其例？杨亦通人，何至若是？其证四也。颇疑铁道人所得稿本为李氏副稿，误传为杨作，遂署扬名，亦有怀疑，故不欲署己名耳。或黠者取李书改编，以掩耳目，藉以牟利，亦难言也。
余文所说的“以上两书”，指的是《迟鸿轩所见书画录》和李玉棻所撰《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二书“骤观绝不相同，及细审其内容，则不惟人数相同，乃至文字无字不同”，则“其中必有一焉出于剽窃”。余氏以意揣度，“决为李氏之书，而谓出于杨氏当系误传或伪托”。其证如下：（一）《书画录》的刊印者“吴县铁道人”名姓不详，“既欲流传是书，奚为不署名姓”；（二）倪壎《书画题跋》（是书乃李氏所刊）序有“将与前著《过目考》并行”一语（《过目考》即《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三）李书卷首有诸人序、题词、题跋，“各叙其与李均湖交谊渊源”，杨书则无：（四）李书体例较杨书为妥。
今人谢巍在《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中云：
……此乃考证是书究出谁手之关键。惜余先生未以此立论，却于两书内容之外，分析其他文字（序、跋、题词）之异同，而论证之。虽举四证，但皆不足以证此书必出李氏之手。以为杨氏书乃“黠者取李书改编，以掩耳目，藉以牟利”，意即书贾伪托。愚曾寓目《画韵辑》一书，初为二人同辑，后又各自成书。是书或初为二人同纂，亦未可知。有俟访杨、李二氏家谱，考“先祖松岩公”、“先叔祖梅坡公”，究为何姓，而作定夺。
谢文所说考证二书真伪的关键，是指余文中已提及的“先祖松岩公”“先叔祖梅坡公”。但可惜谢氏在指出“余先生未以此立论”后，自己在文中亦未加以考证，此可谓五十步笑百步，盖亦因查访杨、李二氏家谱之不易也。
关于《迟鸿轩所见书画录》一书的真伪，余、谢二人皆未作细致考辨，其实只要认真读所谓的“杨自序” 过，便能发现其中问题。序云：“余自从江苏松江府辞官，而后瑟居瘭踽，聊浪鲜欢……同治十二年癸酉伏日，见山杨岘识于归安迟鸿轩。”查检杨岘自编《藐叟年谱》，杨岘于光绪九年(1883)权知松江府事，十年谢松江府事，则焉能在同治十二年(1873)便“从江苏松江府辞官”？又，同治十二年，杨岘正总办苏省转漕事，忙于转漕公务而奔波于苏、津两地，故“识于归安”云云，亦令人生疑。此乃作伪者不谙杨氏之生平。序中还提到景其浚（剑泉），称“景剑泉（其浚）阁学”。案《藐叟年谱》中载，景氏为杨岘咸丰五年(1855)乡试座师，咸丰十年，“剑泉师奉督学河南之命，拉余偕往”，十一年，“余获罪剑泉师之庖丁，庖丁进谗，遂下逐客令”。在《藐叟年谱》中，凡提及景氏皆称“师”，而自序却称“阁学”。再则，杨岘自咸丰十年被逐后，在年谱、书札等资料中均未见与景氏交往之记述，故序中“因就正于景剑泉阁学其浚、曾笙巢侍御协均，探索两家秘笈，聆奇瞬美，晷旦不疲，夜分就枕，展转精思”云云，亦未足信。此乃作伪者昧于景、杨二人之交谊。由上所述，可知此篇与“李自序”几乎全文相同的“杨自序”，实乃据“李自序”稍加改动而成。
另外，杨岘自订的《藐叟年谱》，对自己的生平、著述等情况记载甚详，何以竟不提这部花费心力颇巨的《书画录》？此可为又佐证。
谢文云：“愚曾寓目《画韵辑》一书，初为二人同辑，后又各自成书。是书或初为二人同纂，亦未可知。”倘如是，则“杨自序”中的舛误又作何解释？余文云：“颇疑铁道人所得稿本为李氏副稿，误传为杨作，遂署杨名，亦有怀疑，故不欲署己名耳。”今杨书自序与俞序文字皆与李书同，则作伪者自是剽窃了李书，故。误传”云云，亦不应成立。“或黠者取李书改编，以掩耳目，藉以牟利，亦难言也”，余氏的猜测，虽有四证，但谢文以为尚不足以证实。兹更益以笔者以上之考证，那么，关于《书画录》的真伪问题，即便不“质两家后人”，亦应判然而明矣。
张小庄：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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