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永强
“过年”性质的绘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绘画，包括中国画、木版画、油画、漫画等；二是年画，主要包括民间木版年画、剪纸窗花、月份牌年画等。
中国画中“过年”题材的作品较多较早的属于“岁朝图”，“岁朝图”大致兴起于宋代，当时的“岁朝图”题材与如今不同……
“过年”可以说是中国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管身在何处，在做何事，都从四面八方回到家，和家人团聚，一起“过年”。关于“过年”有一个神话传说，传说远古时期，有一种凶残的怪兽叫做“年”，每逢到了冬天，不好觅食时就会来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寻找食物，它生性残暴，每年冬天都会残害不少牲畜与百姓。老百姓又恨又怕，但又没有办法，后来，人们就总结出了它出没的日期，于是到处寻求能够制服这一怪兽的办法。一天，镇上来了一位法师，他告诉人们“年”是邪恶的化身，只要将他画的“红符”贴在家门口、窗户上，“年”便不敢入内。于是，各家各户都将这种“红符”贴在了家门口与窗户上，并且依照法师所言，制作了很多爆竹，到了晚上大家都不睡觉，并且开始燃放爆竹，“年”看到那些具有威慑力的“红符”，听到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吓的掉头就跑，再也不敢祸害百姓了。于是就有了“过年”的说法。随着时间的更替，这些“红符”就变成了如今的春联、年画，也衍生出来了“过年”性质的绘画。
“过年”性质的绘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绘画，包括中国画、木版画、油画、漫画等；二是年画，主要包括民间木版年画、剪纸窗花、月份牌年画等。
中国画中“过年”题材的作品较多较早的属于“岁朝图”，“岁朝图”大致兴起于宋代，当时的“岁朝图”题材与如今不同，大多表现一些冬天里见不到红花绿叶，一般多是繁花似锦，一片欣欣向荣之态，寓意春天的到来，增加节日喜庆的气氛。目前我们可以见到的有传为宋朝画家赵昌的《岁朝图》，此图水仙、山茶、梅花、湖石等繁密交错，营造出了春日暖阳的气氛。画中色彩丰富，有朱砂、白粉、胭脂、石绿等，色彩明艳、富丽堂皇，颇具装饰的效果。之后，历朝历代都有“岁朝图”题材的作品流传下来，如明代朱见深画的《岁朝佳兆图》，此图与赵昌《岁朝图》的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者画钟馗手持如意缓步前行，随从小鬼双手托盘，盘内放柏树枝与柿子，上方有蝙蝠随行，取“百事如意”之谐音。画中有作者自题诗文一首：“柏柿如意。一脉春回暖气随，风云万里值明时。画图今日来佳兆，如意年年百事宜。”由此可见，“岁朝图”的内容从表现百花齐放的春天景色转变为具有祥瑞寓意的物象。再看清代郎世宁、丁观鹏的《乾隆帝岁朝行乐图》，画乾隆皇帝端坐祥和，侍者端果盘，小孩燃放花炮，等等，描绘了乾隆过年享乐的内容。到了近代，吴昌硕、潘天寿、齐白石、丰子恺、蒋兆和等著名画家都画过一些“过年”性质的绘画作品。如齐白石的《岁朝图》，画家将大红灯笼、鞭炮、牡丹、鱼、美酒等和谐的统一于一个画面，传达出吉祥如意，连年有余的美好祝愿。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艺术作品一般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过年”题材的绘画也不例外，很多作品都画有领袖毛主席，以陕西省美术创作组的《延安新春》为例，该画描绘的是毛主席与延安的父老乡亲一起过年的场景，画中的锣鼓、红绸带、彩旗等都营造出过年的喜庆氛围，也突出了“文革美术”的典型特点——红、光、亮，政治属性与“过年”气氛融为一体，具有典型的时代性。
不少油画家也有“过年”题材的绘画作品，如近代的吕斯百、林风眠，当代的王沂东、王宏剑，等等，吕斯百的《春节野味》画的是静物，主体是两只山鸡，此作画于1962年，在当时计划经济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这两只山鸡无疑是春节意外的惊喜，让这个年过的无比幸福。
民间木版年画在“过年”性质的绘画中属于重中之重，它是人们长期过年张贴、悬挂的首选。在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四大年画”，分别是天津杨柳青年画、江苏桃花坞年画、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四川绵竹年画。在这“四大年画”之外，还有河北的武强年画、河南的朱仙镇年画等较为著名。木版年画大致兴起于明代，到清代中叶，木版年画的发展达到了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之后便逐渐萧条。年画的题材十分广泛，大致有神话故事、现实生活、幽默讽世、历史故事、神像迷信、吉祥喜庆等等。
天津杨柳青年画大概兴起于明崇祯年间，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发展至鼎盛时期，之后便逐渐没落。鼎盛时，杨柳青周围的数十个村庄到处都能见到绘制年画的场景，可谓“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戴莲增”“齐健隆”两家是较早的著名年画店。天津杨柳青年画用宣纸与国画颜料印制，色彩经久不褪。天津杨柳青年的题材多是传统戏曲、福娃、美女等，在绘制技法上采用木刻水印与手绘结合的手法。康熙、乾隆年间的杨柳青年画背景简洁，注重人物神情的表现，嘉庆、道光年间的杨柳青年画画面丰满、色彩丰富、鲜明活泼。杨柳青年画的线刻十分特殊，它的粗细、刚柔根据故事内容、人物的不同性格而变化。色彩上不推崇强烈对比，比较温和，但也忌“灰”。画面中十分强调人物的脸部刻画，细腻俊美，脸部工序十分繁琐。整体上说杨柳青年画刻工精美、工整细腻、人物秀丽、色彩明艳、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喜气吉祥。
绵竹年画源于北宋，兴于明，盛于清。清代中期绵竹年画十分发达，早期著名的有“傅兴发”“云鹤斋”等店。绵竹年画分为红货与黑货两大类，红货是彩绘年画，包括门画、画条等；黑货是烟墨或朱砂拓印的木版拓片，包括山水、花鸟等。它与其他地方的年画有着较大的区别，独具特色。绵竹年画的线板只起轮廓作用，不用套色制作，全靠手绘。它构图讲究对称、饱满、内容丰富。绵竹年画的材料也比较特殊，使用当地的粉笺纸与鸳鸯笔（特质毛笔，扁平，一边上色，一边蘸水），颜料用矿物质颜料，设色单纯、鲜亮明快，效果强烈。山东杨家埠年画在明代已经初具规模，创立了“同顺堂”“万曾城”“恒顺等”画店，清代中叶达到空前繁荣，有“万顺”“公兴”“公义”“公泰”等名店。杨家埠木版年画早期古朴雅拙，但题材比较单一，主要刻印神像年画，后来逐渐广泛，题材有祈福迎祥、消灾除祸、美女娃娃、神话传说、男耕女织等等。山东杨家埠年画绘制比较粗狂朴实，构图完整饱满，色彩鲜亮，整体风格古朴雅拙、简明鲜艳。
桃花坞年画源于宋，清代中叶最为发达，比较著名的画店有“张文聚”“陆福顺”“季祥吉”等。它构图对称、场面大、饱满、色彩绚丽，多以紫红色为主要色调，基本全是套色制作而成，有着“姑苏版年画”之称。早期的桃花坞年画内容偏重于城市习俗风景，比较接近传统中国画，有些作品还有题画诗。清代中期的年画追求“雅俗共赏”，题材有城市风景、市民生活等，也有吉祥题材，技法上还受到了西方艺术铜版画的影响。
月份牌本不属于年画，是19 世纪4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上海推销商品时所推出的广告宣传画，形式上加入中国民间的月历节气。最初的月份牌题材都是传统山水、仕女、戏曲故事，后来几乎都变成了美女形象。技法上，早期以中国工笔淡彩、重彩为主，后来发展为以西洋擦笔水彩为主，因为后者更写实，色彩更鲜丽，以铜版纸胶版彩色印制，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每到过年时，这种月份牌更是大量发行，赠送客人，久而久之，也就有了年画的性质。
月份牌年画的内容是以美女为主，她们穿戴时尚，使用着最新潮的电话、钢琴、唱片等等，摆出各种姿态，如抽烟、骑马、游泳、骑摩托车等等，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形象，她们是引领潮流的摩登女郎。当时绘制月份牌的名家有郑曼陀、周柏生、徐咏青等，郑曼陀开创了采用擦笔水彩画法绘制月份牌的先河，影响甚大，其他画家也跟着效仿，逐渐成为画月份牌年画的专用方法。这幅《西湖垂钓》就是郑曼陀所画，美女穿着时尚，脚登高跟鞋，手持鱼竿，在西湖边钓鱼，转身回首，十分媚人。背景配以各种鲜艳的花朵，温馨阳光，极具装饰性。这种印制精良的“月份牌年画”的出现与风靡，加速了传统木版年画的萧条。
传统的木版年画到了近代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题材上，抗战时期的年画主要是宣传抗战，内容多是抗战必胜之类。新中国成立后年画的主题就是宣传解放军，如《五子英雄》把传统的“五子登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结合在一起。20 世纪50 年代，国家号召“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扫除文盲”等等，年画《把余粮卖给国家》《学文化》均属此类。这些年画的内容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也成为当时文化、政策在艺术作品中的缩影。
此外，还有剪纸，是运用剪刀将红纸剪成各种具有吉祥如意性质的图案，根据用途可分为窗花、门笺、墙花、灯花等。剪纸与古代农村节日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这红色的图案装扮房间，让节日更加喜庆。剪纸的题材很多，都是老百姓身边经常见到了，作者把他们随意地组合在一起，通过谐音、寓意来塑造出一个美好的愿望，如连年有鱼、喜结连理、喜上眉梢等，也有一些戏曲人物、神话故事等等。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剪纸，比较著名的有山西江萍剪纸、湖北沔阳剪纸、广东佛山剪纸、江苏扬州剪纸、河北蔚县剪纸等等。
伴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之前“过年”才能享受到的东西现在都可以随时享受，“年味”也越来越淡，尤其是在城市，上述的那些“年画”也越来越少，没有了春联、没有了剪纸、没有了年画……在逐渐没有“年味”的“过年”期间，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年画与有“过年”性质的绘画，的确让人感慨颇多。这些独具特色的年画的变迁，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不同审美与“年”文化，让我们可以去怀念、去感受历史上别样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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