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提高优质基础教育覆盖率及均衡分布、控制大城市房价高涨是当前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领域的讨论热点。以广州市街镇一级行政区划为案例研究单元，基于2018年POI在内的多源数据，探究学区化管理政策下不同类型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与住房价格的空间关联性。研究发现：1）决定二者空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包括公共财政投入、教育改革、招生政策、人口、生源、街镇所处的市辖区历史及地方空间规划和发展功能定位等；2）从不同学段来看，优质小学的分布密度与房价的相关性最高，其次是幼儿园、初中、高中依次递减；3）从全市范围来看，基础教育资源的质量和房价分布在空间上均有“中心高-边缘低”的特征，街镇一级的优质学校密度越高，房价越高；4）把城市划分为中心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三个圈层，发现中心区的学区房效应极高，各级各类的优质学校均与房价呈强关联；在近郊区，优质民办学校聚集的特征明显，其中市一级民办幼儿园与房价的关联性最强；而在远郊区，优质学校分布较少，房价也明显比中心区低，二者在街镇一级尺度的空间关系并不明显。研究呼吁未来应打破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和住宅间的空间关联性，通过均衡选址规划名校校区，改善中心区与郊区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状况。
关键词:优质基础教育;房价;空间关联;均衡发展;广州;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igh-quality basic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housing prices to pursuing a balanced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LIN Yiting CHEN Hong YANG Jiawen HUANG Huiming
LIN Xiongbin
Schoo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Survey
Research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Abstract：The studies on balancing high-quality bas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trolling the increasing housing pri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quity in big cities have drawn a huge academic attention. Taking Guangzhou’s sub-districts as study areas,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between housing prices and the high-quality schools with different grades and stages through examining point of interest (POI)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ublic fiscal investment, educational reforms, enrollment changes, population numbers, applicant poll, as well as the local history, spatial planning and its functions ar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gh-quality schools and housing prices.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stages, high-quality elementary schools contribute the greatest correlation with housing prices, while sequentially the kindergartens, secondary schools and high schools are less related. 3) The general spatial correlation presents a "core-periphery"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inner city and the suburban area from high to low in the municipality of Guangzhou; while in sub-districts level, the higher the density of high-quality schools, the more costly the housing it is. 4)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nsity of high-quality public schools and the high housing prices in city core, and there is a high agglomeration of high-quality private schools in the suburbs, especially the private kindergarten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which contributes the greatest correlation with housing prices, while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igh quality schools and housing prices as their numbers are lower in the outskirts. The research calls for a reform to decrease the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igh quality basic education and housing prices through rational planning by locating more better schools to suburban areas to change the imbalance of basic educa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ese cities.
Keyword：high-quality basic education; housing price; spatial correlation; balanced development; Guangzhou;
0引言
人本导向的新型城镇化要求公共服务的空间均衡发展。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一环，深刻影响着城市民生幸福与社会公平。然而受限于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有限性、历史路径依赖性及特殊的分配机制，目前我国普遍存在名校和高房价同时集中于城市中心区的现象。以北上广深51个市辖区为例的研究显示，名校对区域房价存在正向影响[1]。优质教育资源已成为居民购房选择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部分地区甚至成为影响房价的首要因素[2]。快速城镇化进程下城市不断向周边扩张，单中心圈层蔓延向多中心转型的趋势[3]给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优化带来新的挑战，如何促进教育均衡及区域协调发展、调控房价、维护空间公平，已成为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目标已从“基本均衡”转向“优质均衡”，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是一个动态的“不均衡-均衡-不均衡—均衡”的螺旋式推进过程。相关研究指出，区域间共享教育资源的做法能够有效促进教育均衡，名校办分校、集团化办学、街镇捆绑式帮扶、学区化管理等政策已将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覆盖范围扩大[4,5,6]。
随着新时期教育规划“全链条、一盘棋”整合的思维转向[7]，对城市全域内各级各类公办、民办优质学校的研究也提上日程。为进一步探讨不同空间尺度上优质基础教育资源与房价分异的空间规律，本文选取广州市的省一级、市一级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后简称“幼小初高”）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空间分布与房价在街镇一级的空间关联特点。
1文献综述
城市公平、空间正义、公共资源的享用权话题一直广受国内外学者关注[8,9]。Rawls的正义论提出机会均等、自由平等、最少受惠者利益最大化的差别原则[10]，成为目前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教育公平领域的重要价值理念。Tiebout最早提出关于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经典理论[11]，认为居民在选择居住地时会综合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成本负担、个体收入和偏好等要素进行决策，在“用脚投票”的机制下住宅价格往往体现出公共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差异[12]。
教育作为公共服务资源，其配置不平等、分布不均衡问题在各国均普遍存在。目前关注基础教育与住宅价格的研究大多从经济学、管理学、房地产等视角分析教育资本化效应[13,14]，如通过经济计量模型测度溢价程度，发现重点学校的数量、质量等级、距离对房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住宅周边每增加一种教育配套或一所重点学校会使房价上涨[15]；市重点学校的溢价程度大于区一级重点和普通学校[16]。从不同学段的教育溢价来看，上海[17]和厦门[18]的重点小学对房价影响最大，在杭州[19]和南京[20]则是重点中学；还有少数研究验证了邻近幼儿园和高中对房价的影响[21,22]。总的来说，相关研究较少同时覆盖不同质量等级和幼小初高四个不同学段的公办、民办学校[23]，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组合叠加效应及类型区划分、与房价间的系统性分析不足[24,25]，关于优质学校、房价本身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仍有待探究。
此外，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教育对房价的单向影响、或仅关注名校周边的高价学区房现象，较少涉及教育与区域整体房价、城市空间的双向互动及形成机理[26,27]，未充分揭示空间现象背后的社会经济动因及不同作用主体间的关系。最新研究提出的教育导向空间开发模式(Educational-oriented-development,EOD)体现了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28]，而目前关于城市内部不同空间圈层的优质教育资源布局模式[[29],[30]]、不同类型教育公共服务设施的聚集模式及原因的探讨较缺乏[31]。
从研究尺度来看，国外已有文献主要从街区（block）、社区（community）、邻里（neighbourhood）、学区（school district）等层面分析学校与房价的联系[32,33]；国内相关文献集中在公办学校的学区房住宅层面，或以城市、市辖区为单元。相关研究显示，我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均衡性深受行政因素和教育属地管理体制的影响，省市级公共财政经费与教育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表现出空间关联效应[34]，而对于市辖区以下的行政单元间是否存在类似现象还有待验证。
广州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房地产发展的先行城市，也是我国最早实践学区化管理的地区之一。为探讨基础教育与住房价格在街镇一级空间发展的关系机制，本文选取广州市的省一级、市一级的幼小初高四个学段的公办、民办学校为研究对象，以街镇一级行政区划为研究单元，通过空间分析探究不同等级不同学段的优质学校分布与区域房价的空间圈层关系，并从不同类型基础教育资源的供需机制差异、城市空间结构、郊区化进程等方面解读原因，以期为地方制定促进优质学校合理布局及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的策略提供参考。
2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2.1研究区域概况
广州全域面积7434.40km2，辖11个区、172个街镇。2018年基础教育阶段包含1846 所幼儿园和1492所中小学。作为全国教育前沿城市，其整体教育水平、教改实践走在广东省和全国同类城市前列，但教育公平发展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质量非均衡问题突出[35]。
根据广州市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空间结构，本文将其划分为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中心区包括荔湾、越秀、海珠、天河4个辖区，近郊区包括白云、番禺、黄埔3个辖区，远郊区包括花都、南沙、增城、从化4个辖区（图1）。
表 1 广州市2018年各辖区基本情况统计
广州于2017年正式采用“学区化管理”模式，构建了由多所学校组团构成的校际协作、资源共享的教育单元。不同于以往按划片入学的地段学区，学区化的空间范围以名校为核心，与街镇区划边界基本保持一致，依据均衡分布原则进行划定，以最大限度打破不同学段和不同类型教育间的壁垒。鉴于各辖区不同学段、公办和民办学校的学区化管理模式和入学方式不同1，本文统一采用街镇单元，一方面可与学区化单元相衔接、且空间尺度更精细，另一方面可与教育资源配置的行政、财政、管理方式相对应2。通过矢量化2017年《广州好教育地图》的学区化单元，与广州11个市辖区和172个街镇边界图层叠加，得50个二者边界完全重合的研究单元、18个学区包括不完整的街镇单元、18个学区包括2个以上的完整街镇单元，二者完全吻合的单元占学区化单元总体的58.14%（图2）。
2.2研究数据
2.2.1优质学校
依据“等级学校”评估制度3，优质学校是指包括公办和民办的省一级、市一级（后简称“省市一级”）的幼小初高，涉及2个等级4个学段共8种类型4。根据广州市教育局发布的2018年省市一级高中和幼儿园、历史评定的省市一级小学和初中名单，通过地址转坐标、网络爬虫得2018年优质学校POI，共计706所，占全市基础教育学校的21.15%，其中64.91%位于中心区、13.21%位于近郊区和远郊区。
2.2.2房价
通过2018年对链家房产网的网络爬虫得广州19837个房源、4337个小区的二手房单位均价（包括学区房在内），经地址转坐标、清洗整合得2018年房价POI（表1）。广州市的平均房价在街镇一级的分布呈现出单中心格局，最高房价在越秀区东部和天河区西部，呈岛状的价格梯度圈层由内向外递减（图3）。
2.3 研究方法
以优质学校密度指标反映教育设施的数量、质量、距离因素，并表征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量和辐射能力。首先采用单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街镇尺度上优质学校密度、房价各自的聚集特征。其次以皮尔逊普通相关性分析为基础，参考相关研究[36]，采用双变量空间关联分析优质学校密度的典型组合与房价间的空间聚集模式。
2.3.1 单变量空间聚集性
①单变量全局莫兰指数Iab：判断是否存在全局空间聚集性，衡量单元间某属性在整个研究区的空间相似或差异程度。②单变量局部莫兰指数Iiab：通过LISA图反映某属性集聚的具体位置和局部空间特征。
式中：X为单元的某属性；n为单元总数；Wij为两个单元i和j的空间权重矩阵，采用Rook邻接矩阵，下同。
2.3.2双变量空间关联性
①双变量全局莫兰指数Irm：分析空间单元的某属性与其邻近单元另一属性的分布相关性。②双变量局部莫兰指数Iirm：通过LISA图反映两个属性的局部空间关联模式。
式中：Zir、Zjm分别是单元i的属性r值和单元j的属性m值，第一属性为优质学校密度，第二属性为平均房价。以上莫兰指数计算结果取值为[-1，1]，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Z统计量检验），大于0表示相邻空间单元间的属性值相似、存在趋同集聚，小于0表示存在趋异集聚，接近0表示无显著关联、呈无规律的随机分布状态。
3 结果分析
3.1 优质学校分布的空间聚集性及原因
优质学校占同学段学校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在广州由大到小依次为高中（89.83%）、初中（37.95%）、小学（27.36%）、幼儿园（13.33%）。其中越秀的各学段优质学校比例和密度远高于其他区，尤以小学最突出，其次是毗邻的荔湾、海珠、天河（表2）。
优质学校密度从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减的圈层特征明显（表2），中心区的四个辖区“面积小、优质学校多且密度高”，近郊区的白云、黄埔、番禺三个辖区“面积较大、优质学校较多但密度较低”，远郊区的南沙、花都、增城、从化四个辖区“面积大、优质学校少且密度低”。受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行政管理、自然条件等影响，行政边界烙印深刻，各辖区间、城乡间的教育质量差异大。在中心区，大量历史悠久、师资优良、升学率高的老牌名校集聚。在郊区，仅城区中心有少量优质学校呈组团分布，此外还有大片边缘地区和乡村的教育质量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与城市空间开发时序、历史惯性及累积效应、教育财政投入、人口及阶层分布等有关。
表2 广州市2018年各辖区优质学校统计
全局空间莫兰指数显示，街镇尺度上各级各类优质学校的聚集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市一级小学（0.428**）>省一级小学（0.319**）>省一级初中（0.266**）>市一级初中（0.263**）>省一级幼儿园（0.189**）>省一级高中（0.179**）>市一级幼儿园（0.112*）>市一级高中（0.044*）。全部优质学校为0.551**，表现出聚集性的叠加效应。
从等级来看，市一级学校在郊区的分布较广、布局相对均衡，省一级教育资源由于稀缺性更强、明显集中于中心区（图4，按自然间断点分级法）。这种聚集性主要源于历史上的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公共服务投入的发达地区倾向，目前以区县为主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使得区域教育质量与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财政能力趋向一致，这在义务教育阶段表现最明显。
从学段来看，优质小学、初中的聚集性大于优质幼儿园、高中，究其原因，首先与入学方式、学校布局规范、人口分布等有关。高中由于数量较少、面向全市招生、且以寄宿为主，布局受人口分布影响小，高中位于郊区的比例高于其他学段，因此在中心区的聚集性较低；幼小初由于就近入学和居住区配套规范，主要围绕适龄人口布局5（图5，按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根据学校容量和配套服务半径，初中的服务覆盖面比小学广，这是初中聚集性低于小学的原因之一。
其次，不同学段间的聚集性差异还与教育的供给模式、公共服务产品属性、区域发展情况等有关。优质小初集中在中心区且几乎全为公办，优质民办小初十分稀少。这主要源于义务教育为纯公共产品，由政府主导配置的特征明显。在义务教育按地段入学政策下，居民通过“用脚投票”促成居住流动和教育群分现象，中心区的优质学校周边吸引着高收入阶层聚居，优质生源的聚集进一步稳固了名校成绩。而在郊区，低收入阶层和外来人口比例较高，与之匹配的是普通学校，生源上的“同群效应”强化了学校质量差异及优质学校分布的空间关联性。
相比之下，优质幼儿园的布局较分散、中心聚集性较低。此外省一级幼儿园近20%、市一级幼儿园近50%为民办，这些优质民办幼儿园中近80%-90%聚集在中心区外围，尤以市一级幼儿园在近郊区的聚集最明显（图4）。一方面，学前教育为准公共产品，受市场因素支配作用强，民办比例高于其他学段。另一方面，广州的新城开发和住宅郊区化大多以房地产市场先行，公共服务供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开发商的配建和管理，这种现象在全世界少见[37]。在我国广州郊区的教育地产发展较早，作为名校办分校、教育集团化的途径之一，包括社区办学、校企共办、引校进盘等模式。以番禺区的洛溪板块和华南板块最典型，其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的南拓重点、卫星城建设和住宅郊区化的主要方向，众多房地产项目在此开发形成综合大盘，通过引入优质教育配套以抬高房价、吸引高收入阶层，如八大地产商和八大名校联姻提供从幼儿园到中小学的教育服务。
总体上优质教育资源的空间均衡配置滞后于住宅发展进程。从优质学校密度、房价各自的空间聚集性来看，全局莫兰指数分别为0.551**、0.780**，局部莫兰LISA图6、7显示，自城市中心向外两者均分别呈现“高高热点区-过渡区-低低冷点区”的特征。但优质学校密度比房价的衰减变化速率要高，其热点区和过渡区更少、冷点区更多，而房价的热点区空间范围相对扩展、向近郊蔓延的趋势较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名校品牌声誉的形成需要时间沉淀，郊区尚未形成与中心区同等水平的教育质量。另一方面，优质教育资源并未随着人口和住宅向外扩展，郊区基本的学位配套尚未得到保障。以住宅郊区化为主的房地产开发“重住宅、轻配套”，以产业郊区化为主的开发区建设“重生产、轻生活”，重视经济效益却忽视城市建设的公共利益。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和市场主导的住房之间缺乏系统的成本收益转换机制，导致公共服务发展时序滞后。
3.2优质学校分布与区域房价的相关性及空间关联
将省一级、市一级的幼小初高2个等级4个学段的优质学校进行数学排列组合得共45个，对各组合的优质学校密度与街镇一级的平均房价进行皮尔逊普通相关分析，相关系数呈0.1-0.5的中弱度相关，验证了高房价区域的优质学校密集、低房价区域的优质学校稀少的结论。本文通过分组组合进一步发现，省一级学校与房价的相关系数明显高于市一级，优质小学与房价的相关系数高于幼儿园、初中、高中。
以“Ⅰ省市一级幼小初高全学段”“Ⅱ省市一级幼小初”“Ⅲ省一级幼小初”“Ⅳ市一级幼小初”4个典型组合为例，与房价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496**、0.495**、0.455**、0.434**，进一步地，以学校密度组合、房价为双变量展开LISA空间关联分析，得到5种不同的空间聚集特征：①高-高热点区代表“优质学校高密度区域，被高房价区域包围”，集中在越秀老城及周边。②在热点区外围的是低-高过渡区，代表“优质学校较低密度区域，被高房价区域包围”，天河作为广州CBD新区，房价和老城同样高企，但除高中外，幼小初的教育质量不及越秀老城。③不显著区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的近郊，优质学校密度和房价的空间异质性均较强。④高-低区仅出现在Ⅳ组合中远郊的花都区新华街道，代表“高密度的优质学校区域，被低房价区域包围”，其作为城区中心和城市次中心，优质学校密度和房价相对周边较高，因此形成岛状的密度梯度。⑤此外大片的远郊和城市边缘区为低-低冷点区，代表“低密度的优质学校区域，被低房价区域包围”。总体上，优质学校密度与周边区域房价呈空间正相关，两者的局部空间关联类型自城市中心由内向外呈“高高、低高、不显著、高低、低低”的圈层（图8）。
究其原因，城市区位、区域发展水平及公共财政投入决定着地方的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反之，由教育质量差异带来的居住群分效应和房价分异也会作用于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向。随着名校布局的空间扩展，分校选址往往倾向于地段优良、原有资源基础较好、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的区域中心，其中涉及政府、教育局、学校、民间资本等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名校集团借助分校扩大品牌影响力并吸引优质生源；开发商借助“名盘名校”提升房产价值，为高房价区域周边的学校注入优质基因；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通过房地产开发获得土地收益，借助名校建设带动土地增值，将优质教育资源外迁与郊区新城建设整合在一起。此外，城市规划及战略布局、重点功能区的建设还发挥着引导作用，如近年来南沙、黄埔、增城的城市新区相继通过优质教育配套吸引人才进驻，并配合其产业发展和综合城区的功能转型。
以优质教育资源为触媒的方式成为城市扩张进程和郊区空间开发的重要动力，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区域吸引力、推动城市多中心格局形成。但另一方面，房价和地价的抬升进一步诱发房地产投资和名校引入，新区、新房与名校间的“强强联合”形成马太效应，促成了优质学校布局的区位路径依赖和聚集效应，引发学区房效应的重蹈覆辙和新的居住空间分异，带来部分公共资源的私人化及社会不公平问题。
4结论、讨论与建议
4.1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区域综合教育资源的视角拓宽了相关研究的分析对象，打破了以往仅关注公办义务教育的学区房、或仅关注同一学段或同等级学校的研究范围。将学区化管理政策和行政街镇单元相结合，从街镇尺度上补充了全国省市域尺度的教育空间研究和住宅层面的教育溢价研究。
根据广州优质基础教育资源自身的空间分布，街镇尺度上优质小学和初中的聚集性高于优质幼儿园和高中，义务教育发展由于深受行政等级和财政能力的影响导致空间依赖性较强[34]。邻近区域间优质学校密度的相似性主要源于城市发展和空间规划建设历史、区域功能定位及发展水平、公共财政投入、人口及生源等因素。在学区一体化管理、教育集团、学校联盟等政策下，邻近区域间、名校与分校间、不同学段间存在资源互动和空间联动影响[6]。
在全市范围内从不同等级和学段来看，省一级学校和房价的关联性高于市一级学校，印证了公共服务设施等级对房价的正向影响[16]；优质小学分布密度和房价的关联性最强，其次是幼儿园和初中，这与现有基于广州的研究发现“处于小学阶段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中心城区”[23]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发现优质幼儿园分布和高房价间的关联性较强，随着义务教育学制的下沉趋势及当前社会教育焦虑的下移，幼儿园作为基础教育的第一个门槛逐渐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面对我国城市普遍存在的公办园比例低、城乡差异大、优质幼儿园稀缺、入园贵等现象，结合当前家庭养育负担、三孩政策的趋势，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公平普惠和优质均衡发展亟需更多关注。
从广州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来看，长期以来中心区的老牌名校和房价间的关联性明显，表现于各学段各等级的公办学校，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特征明显；在近郊区，优质民办学校尤其是市一级幼儿园的聚集明显，体现了房地产带动的住宅郊区化和以市场为主导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模式。在目前优质教育资源的空间扩展过程中，由于涉及政府、学校、开发商等多方利益博弈，名校办分校的布局倾向于城区中心和优良地段，其区位选择存在路径依赖和空间聚集性，强化了优质学校分布和房价间的关联性及相互促成关系，而这一发展模式有违社会公平，在实践中需要进行调整。
根据优质学校密度和房价的分布关系，两者自城市中心向外的递减规律表现出相似的空间形态，但房价的空间分布具有更明显的多中心化趋势。优质学校密度的空间分布衰减速率比房价的高，表明优质教育资源的空间均衡配置进程滞后于住宅的发展速度，印证了相关研究发现的公共服务郊区化速度低于住宅郊区化速度[30]。基础教育与其他公共服务一样，在等级分布上存在沿城市空间圈层由内向外递减的结构规律[29]，本文从空间密度衰减的角度补充了关于中心区与郊区间在基础教育资源数量与质量、房价方面的差异理论。目前郊区公共服务滞后的现象在我国城市普遍存在，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的郊区化并未出现城市中心区的衰落和中产阶层的明显离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源于优质公共服务的中心聚集性，而这也制约着高密度人口和高房价的疏散，加剧城市空间的功能错位、人户分离、交通拥堵等影响城市效率和公平的问题。
4.2讨论与建议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高额住房的可支付性门槛下优质教育资源仅为少数人群享有，由公共财政投资的优质教育溢价通过房地产市场转移到私人口袋，这部分优势人群同时得益于优质公共服务和房产价值但并未对教育投入作出贡献，加剧了社会不公和财富差距，未来应通过完善价值捕获和成本回收途径等方式进行调整。可借鉴国外基于学区制的房地产税制度，依据受益者支付成本原则，捕获回收学区房的价值增值以反哺公共服务支出、补充市区级的教育经费并由政府进行再分配，加强对薄弱地区和普通学校的财政转移支付，建构“教育质量高-房产价值高-通过房地产税征收增加教育投入-教育质量更高”的循环，促进居民税收负担和所得福利的匹配。此外，通过改革财税体制和土地财政模式，将房地产税作为代替土地出让金作为财政来源之一，有助于增强公共服务供给和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根据本文在街镇尺度上的研究发现，未来应完善以街镇为基础的学区一体化管理政策和区域协作机制，通过资源整合和联动合作打破区域间、不同学段和层次学校间的壁垒；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在空间上共享流动和协同共建的长效机制，借助教师轮岗、强弱校交流和联盟等政策，扶持城乡结合部和乡村的薄弱学校，以名校资源带动区域整体的教育质量提升；加强学区化单元的招生统筹功能，通过多校划片、随机派位等措施，扩大优质教育入学机会的辐射范围和受益群体。
在空间安排方面，未来应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多中心布局，在住宅和人口郊区化进程中，强化政府对郊区公共服务配套的宏观调控和区域协调，在完善新区功能的同时疏解城市中心区负担、缓解优质公共服务过度集中及其与高房价的空间关联现象；在名校布局决策中，政府应兼顾城市建设的效率和公共服务的公平原则，除考虑区域发展基础、社会经济效益外，还需关注优质教育的空间均衡性，避免由过度聚集带来马太效应的重蹈覆辙和新的不公平问题；应从城市空间全局谋划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展时序，充分整合不同区位的空间资源、用地价值和优势条件，结合区域功能定位、人口结构等，科学规划统筹不同学段和等级的优质学校布局。还可结合教育导向的EOD空间开发模式[28]，建立土地溢价回收和价值捕获途径，优化教育投入与城市空间、经济发展间的传导机制。借助名校建设的积极空间效应，引导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并适应其多中心组团发展的需要；加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教改措施与住房、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将教育资源从过去的“被动跟随需求配套”转向“主动配置统筹布局”，促进教育资源的优质均衡分布及其与城市空间发展方向的良性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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