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玉 玲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地位获得状况是判断代际社会流动开放性的重要依据。回顾了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的相关成果，认为在个体主义取向上，现有研究对改革进入中期以后的地位获得趋势尚有较大分歧；在结构主义取向上，制度与非制度机制与地位获得开放性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澄清。基于对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条块分割和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分化的认识，文章认为具体化应该是破解地位获得研究矛盾性结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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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流动；地位获得；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６５－２２７２．２０１5．01．０3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与初职获得”（项目编号：１０ＹＪＣ８４００２４）。
作者简介：高玉玲（１９７９-），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政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26
“地位获得”是代际流动研究的重要范式。该范式的开创者布劳和邓肯，通过路径分析方法，建立了个人社会地位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并证实了美国社会代际流动的开放性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对中国人地位获得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本文将从早期的理论争论入手，分别从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研究视角，对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后续研究提出展望。当前，在公众媒体日益关注“阶层固化”、国家日益关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公平配置的背景下，对已有文献的系统回顾将增进对中国人地位获得状况的了解，并为进一步的分析社会机会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奠定基础。
１ 早期的理论争论
早期的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争论，第一是地位获得模型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以及它需要做怎样的修正；第二是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对中国人的地位获得有何影响。
１．１ 地位获得模型的试用及修正
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最先来自国外学者。白威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ａｒｉｓｈ）利用在香港收集到的样本， 运用地位获得模型，对中国城市居民从１９３０年~１９７８年的五个代际群体是如何获得教育、职业和收入的进行了分析，结论认为，文化革命将中国从一个革命后比较平等的结构推向几乎是“非阶层化”的大平均主义的结构。这表明在子代教育和职业获得方面，父亲社会地位的影响微乎其微。
以“职业获得”代替“地位获得”的布劳－邓肯模型在中国适用吗？林南和边燕杰认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职业地位为资源分配的标准不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主要通过国家科层组织，按企事业的各系统进行分配，因而研究中国人的地位获得过程，应该着重研究单位地位，而且不仅仅是职业地位。基于此，他们将单位地位操作化为“国有与非国有”，并运用于１９８５年在天津的调查中，结果表明，父亲单位地位的传承关系是非常强的，工作单位部门的确是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的重要准则。
模型的试用与修正对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有两个贡献：一是确定了转型期中国人地位获得的两个向度：职业地位和单位地位。二是细化了改革前中国社会的平（均）等化特征，即平等更多的体现在同类型单位内部，不同单位间的分层状况明显，父代的影响主要通过单位地位得以传承。
１．２ 市场转型与权力维系的争论
随着改革的发轫及推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对于地位获得的影响成为学界关注的新议题。倪志伟（Ｖｉｃｔｏｒ Ｎｅｅ）的市场转型论在这一议题下颇具影响力。该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与之相联系的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机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改变再分配经济中以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企业家会成为一种类似于官僚的成就指示器，与之伴随的是权力贬值假设和人力资本升值假设。然而，让市场转型论者未预计到的是，他们在调查中发现有干部背景的农户向上的收入流动非常明显。之后，很多研究发现也与权力贬值假设不符，于是如何理解转型经济中的再分配权力及其收入回报成为学术焦点。
市场转型论及相关争论帮我们厘清的社会事实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市场作为提升人们社会地位的机制得到认可，但在由政府推行的这场自上而下的转型中，权力发挥作用的机制尚未彻底改变。
早期研究不仅为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后续研究开辟了两条不同路径，一条以个人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为关注焦点，另一条则以探讨地位获得的机制为要务。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两条路径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微观的个体主义视角和宏观的结构主义视角。
２ 个体主义视角下的历史脉络与影响因素分析
与西方国家社会流动研究基于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工业化的自然发展不同，新中国的成立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但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制度—政策安排”却处在不断的变动中，工业化的推进与中断、经济制度的确立与转型构成了中国社会流动研究的复杂背景。因而以时间为主轴，研究不同时期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与开放性状况就成为个体主义视角研究的主要内容。
２．１ 中国人地位获得的历史脉络
２０００年前后，随着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调查”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等几项全国性调查数据的收集，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成果相继发表，这些研究以教育水平代表自致性因素，以家庭背景代表先赋性因素，分别呈现了文革、改革和改革全面推进等各时期中国人地位获得的基本状况。
教育水平对中国人初职地位与现职地位的正向影响分别被张翼、郝大海和李春玲等人的研究成果证实。在分时段模型中，教育水平对职业地位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教育水平对“单位地位”的影响也显示出同样的结果与趋势。教育水平对社会地位的全面、持续、增长的影响力，说明中国人地位获得中自致性因素具有强劲影响，这为代际流动的开放性提供了基本前提。
与教育水平的一贯影响不同，家庭背景因素对中国人地位获得的影响在不同时段是有起伏的。首先，与文革前相比，文革时期由家庭背景引发的地位获得差异最小。文革在很大程度上割断了职业地位获得的不平等，但在国有单位的父亲还是能增加子代进入国有单位的几率。职业地位的均等化和单位地位的继承性是此时地位获得的基本特征，这与白威廉和边燕杰的早期研究一致。其次，与文革期相比，改革初期的家庭背景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是增强的。不仅非体力劳动者家庭的子代在职业地位上的优势迅速扩大，并且与在集体单位工作的父亲相比，父亲在党政机关、国有事业、国有企业单位能够增加子代进入相应单位的机会。即在改革初期，职业地位和单位地位的继承性均得到了强化。再次，与改革初期相比，改革全面推进后家庭背景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却存有较大分歧。在职业地位上，郝大海等认为父亲的职业对子代职业不再具有显著影响，但高勇等认为虽然基于权力经济资本或知识资本的继承效应在改革初曾略有下降，但权力与知识精英与非精英间的流动樊篱却不断生成和强化。在单位地位上，父亲的影响缩小与父亲的影响强化的结论并存。
虽然教育的影响得到认可，但由于对１９９２年后家庭背景影响地位获得的状况存有分歧，学术界对中国人代际社会流动趋势的判断也出现了三种结论：以郝大海、蔡禾为代表的持续开放论、以李春玲为代表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同时增长论和以高勇、李路路为代表的封闭性趋势论。因而，如何澄清１９９２年后中国人地位获得的走势成为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的重要期待。
２．２ 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
除了在同一模型中比较先赋性因素与自致性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单独研究某项社会性因素与地位获得的关系，也是个体主义视角研究地位获得的重要方面。而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网络）的关注则是其中的重点。
与地位获得模型中教育水平是自致性因素的代表不同，在经济学中，教育水平是个体人力资本的主要标志之一。依据人力资本理论，职业地位会随人力资本的增加而提升。
国内的研究证实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上述命题，人力资本的三要素——知识（教育）人力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和经验人力资本均能提高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具体到教育水平，在控制了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之后，受教育年数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城镇居民的子代获得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进入高收益行业和高收入组群的可能性。历时性研究结论与此相同，但又有补充，即教育水平对职业地位的提升作用是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的。进入中高（职业）阶层的优势人群，在改革初期是中高级职业技术教育资格拥有者，到了改革中期则是高等职业技术资格拥有者，９０年代后则是正规系列的高等教育资格拥有者。从人力资本角度看教育同社会地位的关系，与功能主义“社会筛选遵循绩效原则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的观点相吻合，同时也与地位获得模型中教育水平的影响相一致。
社会资本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综合各种定义，基本可以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给个人带来资源和机会的社会关系，即社会资本能以社会资源的形式，在个人资源之外对工具性行动产生影响。地位获得是社会资本研究的重要主题，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及其对社会地位的影响是此类研究的关注焦点。
对于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马克·格兰诺维特（Ｍａｒｋ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的贡献具有开创性。他以美国的样本研究了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获得新工作的情况，并提出了弱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弱关系及其中传递的非重复信息是工作获得的关键。然而，边燕杰通过对天津的调查发现，基于再分配经济条件的特定社会制度，特定人物获得工作是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与分配工作的权威部门有联系，而这种联系主要是以亲戚和亲密朋友为代表的强关系，其传递的核心资源是权力或人情。强关系及其中蕴含的影响力才是再分配经济中地位获得的关键。
社会资本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通过对职业流动中“信息网”、“人情网”、以及“双重资源网”的区分和测量，边燕杰指出：截止２０世纪初，关系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显著增长，通过社会网络资配置劳动力已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主导方式。同时，随着社会资本对于下岗工人再就业、对于农民工获得高声望与高收入的职业，对于私营企业家进入私营经济领域、获得资源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对于干部获得更高职业地位，对于大学毕业生获得更高职业地位、进入体制内单位的积极影响被证实，林南的下述总结得到了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的支持，即社会资本从接触和动员嵌入性资源两个方面增加了获得较好地位的机会。不仅作用空间广泛，而且影响方向基本为正，这是目前社会资本与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的基本结论。
因为个人及其家庭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中蕴含的资源）与其所处的阶层位置密切相关，社会资本作用空间的扩展及其对社会地位的正向影响似乎表明了地位获得的封闭性。
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因素的关注呈现了中国人地位获得的细节，但却没能对地位获得的矛盾性趋势给出解释与回应，而人力资本贡献的增强和社会资本作用空间的拓展从另一面印证了这种矛盾性。
３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机制概括与分割性探讨
在西方学术界，对结构性因素的考量曾是布劳－邓肯模型完善的重要方面。在中国人的地位获得研究中，除了从个体主义视角分析地位获得的开放性，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概括地位获得的主要机制及其与地位获得开放性的关系、分析分割性对中国人地位获得的影响也构成了地位获得研究的重要内容。
３．１ 中国人地位获得的机制
如何从理论上概括中国人地位获得的机制，以及这些地位机制与地位获得开放性的关系，这是结构视角研究地位获得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
在市场转型论及其引发的争论中，隐含着对两种地位获得机制——再分配权力和市场交换的概括，但这种概括主要是基于正式制度层面的。张宛丽对中国人的地位获得机制的概括关注到非制度层面，她认为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人的地位获得被分置于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中运作，分别反映了两种形态的地位获得机制，即制度安排机制（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非制度安排机制（社会关系网络）；其中，非制度因素在中国社会群体成员的地位获得中具有独特功能，而制度－政策性因素的作用在于为“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留下潜在或明显的空间。综合来看，再分配（权力）、市场和关系可以视为中国人地位获得的三种途径，并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机制：制度机制与非制度机制。
改革生成了中国人社会地位获得的新机制。在市场转型论者看来，市场机制的引入是地位获得开放性的前提条件，因为市场主体在绩效原则下会更加看重“你能干什么？”而非“你是谁？”于是，在市场转型论者看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人的地位获得是持续的开放过程。但李路路认为市场机制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与再分配体制相联系的政治因素在社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下降，另一方面虽然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分配机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阶层相对关系的再生产特征却依然持续地被再生产出来，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分层结构再生产的“中介”。因此，正式机制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换是否一定导致代际社会流动的开放性目前仍无定论。
由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非制度机制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与社会资本和地位获的关系基本一致性，因此，社会关系也被视为家庭地位传承的主要机制。对于市场为何能够容纳以特殊主义为原则的非制度机制，边燕杰的解释是，体制洞（即从再分配向市场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体制断裂）的存在为社会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但也有研究结果可以视为对社会关系的作用的质疑，比如：根据社会资本与正式机制的结合方式（或者是制度机制为社会关系发挥作用留下的空间形式），吴愈晓将职业获得方式分为“正式”、“关系＋正式”、“关系”三类，并运用于地位获得研究，结果发现：通过“正式＋关系”渠道获得的初职是上层的；完全通过关系处于下层；通过正式渠道获得初职的群体则处于中间阶层。这说明，社会关系与高社会地位的关系并不是稳固不变的，而是依赖于其发挥作用的形式——是单独发挥作用还是（与正式方式一起）复合发挥作用。
从地位获得的机制来看，中国人的地位获得的开放性状况也与不确定性密切相关。
３．２ 分割性对地位获得的影响
制度机制，不仅在社会层面上为非制度机制（社会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留下了空间，也在个人层面上为先赋性因素与自致性因素影响地位获得的提供了背景。因为均质统一的制度机制并不存在，分割性如何影响地位获得于是成为结构主义取向研究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而对分割性的关注主要包括制度分割和劳动力市场分割。
制度分割主要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安排对地位获得造成的影响。林南和边燕杰将“单位地位”引入地位获得模型后，地位获得研究开始偏离个体主义假定，而转向关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安排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学者许欣欣专门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割性纳入地位获得研究，结论认为：第一，工作单位的部门分割是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不仅是影响社会成员职业获得的重要外在因素，而且其本身也是一个地位达致的目标变量；第二，户籍制度中农与非农的区隔也是制度分割的重要内容，户籍分割对个人地位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主要功能在于限制拥有农村户籍的农民进入资源相对丰厚的单位部门，农村户籍不仅阻碍了大部分农民的后代向上流动，而且使得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的儿子很容易发生向下流动。这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并遗留下来的单位制度和户籍制度就成为影响代际流动和地位获得的重要力量。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是学者质疑劳动力市场均质性、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割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在转型期的中国，除了制度分割造成的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隔，市场化进程中的分割性也会影响地位获得。具体而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市场与人力资源市场的分割。吴愈晓发现，城市居民中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地位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则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地位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这说明，只有在人力资源市场中，教育才能成为人力资本而影响中国人的地位获得。二是经济结构的行业（垄断部门／非垄断部门）分割。李骏和顾燕峰在考察户籍身份的两种属性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时发现，城市经济结构的行业分割比所有制分割更能揭示户籍分层过程。这些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中新形成的分割特性也对中国人的地位获得具有了重要影响。
对分割性的研究说明了制度机制如何影响了社会机会的分布，而机会分布的不均衡又如何影响着个体的地位获得。虽然这种关注尚不能解释制度机制与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但却为后续研究提供重要的启示——在分割的不同部分，地位获得的开放性可能并不相同。
４ 后续研究的期待
现有地位获得研究利用丰富翔实的资料，展示了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个人与群体的命运及蕴涵其中的机制。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结论的分歧，这在个体主义取向上即表现为对１９９２年后地位获得趋势的判断分歧，也表现为地位获得中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影响的均被证实；而在结构主义取向上则主要表现为制度机制、非制度机制与地位获得的不确定关系。因而，理解和解释这种分歧成为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的重要期待。
研究认为，理解和解释研究结论的分歧，应该对两个隐而未宣的前提有所警觉。一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条块分割，二是改革所主导的社会分化。条块分割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它一方面阻碍着地位获得的公平性，但另一方面也为条块内不同的开放性程度创造了条件。改革全面推进后，条块分割还没有完全消除，由市场主导的社会分化就已经开始。这两个前提会导致地位获得的差异性，即不同的社会地位，有些可能是更加开放的，有些则可能是更加封闭的，而现有研究采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所获数据，以普通城市市民（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在逻辑上，或者采用“个体——社会”的方式推断社会流动的开放性，或者采用“流动机制——个体机会”来推断个体机会的均等性，从而导致现有研究均无法跨越地位获得的差异性，从而造成研究结论的分歧。
解开中国人地位获得的真相，应对地位获得的分化状况有所警觉，而具体化可以视为弥合分歧的研究策略，因为只有通过具体的结构和制度分析才能把握社会流动模式的形成机制，并解释地位获得的差异。具体化策略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具体化地位获得过程。从家庭背景到现职地位可以分解为教育获得、初职获得和职业流动等不同阶段，细化每阶段的开放性状况将有助于明确阻碍流动的关键所在；第二，具体化地位获得机制。如果将制度机制和非制度机制分别视为正式和关系方式，那么探究“正式”、“关系”以及“正式＋关系”三类方式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变化，将更有助判断地位获得的发展趋势；第三，具体化地位获得人群。研究人群的具体化，将有助于了解在一般居民抽样中难以反映的中上社会阶层的开放性状况，而成为地位获得研究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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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晓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