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铭 吴昊旻
［编者按］ 在中国新时期尤其是“一带一路”及“西向开放”宏伟战略背景之下，新疆及兵团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与现实挑战，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把握机遇，昂然面对挑战，精准制定策略，走出或开辟一条不因循守旧、国家战略与区域实情因应对接、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态兼顾并重的“新路径”，是政府决策层面、学术研究领域以及企业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
为此，本刊就“一带一路”与新疆及兵团经济社会等相关问题，邀请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财务与会计系主任吴昊旻副教授作为本期名家访谈的主持人，联系专访了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教授。以下是访谈的具体内容，敬请理论与实务界人士回应、讨论。
［作者简介］陆铭（１９７３－），男，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作为客座教授（或兼职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等多所国内外名校，并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并先后在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加拿大女王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 、法国里尔一大、香港科技大学、法国巴黎第九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法国就业研究中心访学。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先后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合作研究课题；吴昊旻（１９７７－），男，新疆奇台人，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财会系主任，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副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组织与公司财务，资本市场会计。
吴昊旻：从现实的差距看，中国西部尤其是地广人稀的新疆地区，是否可以作为新时期中国（拟）推行的系列新政（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财税政策调整、收入分配等）以及相应的“新经济理论”（因应中国国情）的一块更好的“试验田”（实验田）？即是否可以在那些“相对滞后”地区实现“更好的”发展或者理论上“更理想”的实践（如增长与环境并重、效率与公平兼顾等）？
陆铭：如果要说清楚新时期中国要推行的系列新政以及新的理论是否可以在新疆展开实验，那么，就首先要讲清楚在过去若干年里面中国老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什么特征。我认为，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非常强的政府强干预特征，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的强干预特征。在这种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走过了一条非常明显的重化工业化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是明显偏离中国本来拥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特征的。中国的重化工业发展有些超前，整个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靠投资推动所形成的资本密集化的倾向。
从政府的支出结构来看，特别是在１９９４年中国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国在科、教、文、卫等几个方面的政府支出在整个政府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是剧烈下降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偏重于经济发展而不够注重民生，这使得中国的老百姓会觉得自己福利水平的提高明显慢于ＧＤＰ增速。
从这样一些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出发，我们就应该明白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应该要尊重基本的经济规律，要让市场更好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去克服那些市场经济体制所固有的缺陷，要减轻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直接干预。政府的财政支出应该从注重经济的发展逐步转向更加注重民生的支出，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确认为在西部包括新疆地区可以为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方式提供一些实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前正处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当中，随着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农业人口比重逐渐下降，农业的经营规模必然快速扩大，相应的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也将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一方面，新疆由于一直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所以，农业的经营规模要明显大于中国其他省份，农业的组织管理方式也超前于其他地区，农业生产当中的一些新技术的采用，包括资本替代劳动的一些生产方式的采用也领先于其他地区。相应地，农民的增产增收机制、技术采用的机制也都非常值得研究，如果能形成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则可以推广到中国其他地区，从而为中国接下来顺利推进城市化、农民的市民化以及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
在这样的经济转型发展过程当中，我认为中国要尊重基本的经济规律；同时，如何从旧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现有的经济理论并没有提供如何进行体制转型的指导。因此，中国一方面要不断地推进实践的改革；同时，也要总结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些经验，对转型和发展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总结。
吴昊旻：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新疆以及兵团地区能否以及如何更好把握“西向开放”及“一带一路”等新兴战略背景下的关键挑战与机遇？在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资源优势等）、金融体系创新（适应边境贸易等）以及人才培养、引进（因应实需、适度前瞻）等关键战略方面，应该如何更好地设计与布局？
陆铭：最近几年，中国的确在经济发展的国际战略上有新的突破。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走向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在３０年左右的时间里迅速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经济的开放程度也非常之高。同时，由于在国际贸易当中海运仍然占有主导地位，因此，东南沿海在上一轮的发展过程当中得到了天时地利的优势。
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当中，随着欧洲连接中国的欧亚大陆桥的建设以及中国对于中亚、欧洲一些近邻国家的友好关系的拓展，中国向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边境贸易的确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为此，“一带一路”和“西向开放”战略的提出，都给新疆以及兵团地区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因此，我认为在新疆以及兵团地区借助于这样的战略转变发展边境贸易具有非常强的区位优势。
与此同时，我也需要提醒一句：新疆及兵团是一个面积非常广阔的地区，因此，在发展边境贸易、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形成经济发展的主线，特别是沿铁路线串起来的一系列中小城市的发展，将获得其他地区无法替代的区位优势；我认为新疆以及兵团的发展要形成新疆内部的主线，相关的制造业、服务业、特色农业以及旅游业的发展也要有集聚，要形成铁路沿线、若干城市与周边其他地区协同发展的态势，相互之间要有协调、有分工、有特色，这才能形成不同地区和谐有序的发展格局。
吴昊旻：从经济地理以及您提出的“新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新疆和兵团的发展在西部乃至全国的发展战略布局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应该体现什么样的功能甚或“特色”？
陆铭：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形成了由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城市体系。这样一个大国的城市体系非常适用于新经济地理学所形成的“中心—外围”的城市体系理论来分析。中国是一个单面沿海的国家，而在最近３０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东部沿海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三个国家级的城市中心，这三个城市中心也成为带动全国发展的龙头。与此同时，这些城市群对于其他周边地区形成了带动作用。
总体来讲，越是靠近都市圈中心的地方越能够获得相对更快的发展。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还应该存在一些“次中心”。根据我的研究，这个“次中心”位置就在距离中国沿海特大港口１５００公里以外的地方。因此，新疆和兵团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经济地理下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城市体系的一个“次中心”，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则更加有助于促进这一地区的次中心的地位。
在这样一个城市体系之下，各地的经济应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之间的相互分工：一些面向国际贸易的制造业对于地理条件特别是港口条件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因此比较适合于在沿海地带发展；而在广阔的西部地区则更加适于发展一些依赖本地资源的产业或者服务于本地需求和边境贸易的制造业。
最近，我在新疆和兵团的考察让我特别感受到了新疆和兵团在发展大农业、旅游和资源型产业方面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新疆及兵团应该摆正自己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城市体系当中的“次中心”地位。同时，也应该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而不应该去发展那些与东部地区形成竞争的产业。
农业、旅游和资源型产业，这三大产业是非常典型的，他们的核心投入品都依赖于本地独有的资源，并且这种独有的资源在物理意义上是不可移动的。这样的产业发展如果能够让居民致富的话，必须要使得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口数量有所控制，否则就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而在这样的地区，城市的发展有可能是更加服务于农业、旅游和资源型产业的。城市的功能不应盲目定位在发展那些本地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在当前全国的总体格局里已经出现了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过剩。一些地区盲目建设新城，推动本地的工业园发展。但是，从全国角度来看，工业园的建设已经过剩，这也将为下一轮的发展形成新的隐患。因此，在新疆和兵团发展的过程当中，要客观认识自己的比较优势以及全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大趋势，避免发展那些已经过剩的产业，而要着重发展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才能使本地的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吴昊旻：结合资源／要素禀赋及比较优势原理，新疆和兵团在适应和发展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特色林果经济、边境贸易等方面，应该如何发挥并保持其应有的优势？如何更好设计其“三农”战略，以更好地“践行”国家政策导向或顺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陆铭：最近，我在新疆和兵团进行考察，感受最深的就是新疆的地域广阔而人口相对稀少，这给中国未来的农业发展形成非常好的、可借鉴的发展模式。中国当前争议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发展现代农业。有一些农业学者认为，为了保证农业的单产，中国必须要进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但是，增加农民数量和提高农民收入以及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农业如果要走向现代化、要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就必须要提高人均的耕种面积。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现代农业的一切生产形式、组织形式以及技术的采纳方式，都是人口与土地面积之间关系的结果。只有当人均土地面积增长上来的时候，农业生产当中才可能出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现代的组织管理方式以及资本替代劳动技术。我最近在新疆和兵团考察的时候，一个非常吃惊的感受就是，当年在兵团建设过程当中，很早就出现了农业的大规模经营，并且很早就开始实现机器对于人工的替代。这再一次证明，即便在人均收入还并不高的情况下，只要“人—地比率”不断下降①，人均耕种面积不断上升，一些新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技术就会内生的出现。这一点，对于未来中国其他地区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顺利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
就新疆和兵团的城市发展而言，未来也应服务于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一些产业。比如说，一些中小城市完全可能成为旅游的节点城市，原因就在于，新疆地域辽阔，一个旅游点和另外一个旅游点之间相隔的距离非常远，而中间那些节点城市就可以起到中途休息和交通枢纽的作用。这样的一些城市发展的动力和东部的一些城市是不一样的。
东部城市走过的是一种由制造业推动城市发展的模式，而在新疆及兵团就完全无此必要，一些中小城市完全可以成为服务于农业、旅游和资源型产业的城市。这就好像在美国，东部和西部的城市是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而美国中部的很多城市就是服务于农业、旅游和资源型产业的。因此，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的模式也应相互形成差异，根据本地的资源和要素禀赋以及比较优势原理来进行发展。
最近我在新疆和兵团的考察还发现，可能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②，最近在新疆和兵团也出现了一些污染型产业。这些产业对于未来新疆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并没有形成有力的推动作用，相反，可能与发展农业、旅游等产业是矛盾的。因此，新疆及兵团有必要重新梳理发展思路，更好地践行西部新的发展模式，顺应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不要重复东部发展走过的道路。
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未来对于绿色农业以及旅游产业的需求必然进入一个“井喷式”的发展阶段。新疆和兵团地区应该牢牢把握这样的新兴的发展机遇。近年来，可以注意到的一个趋势是，随着旅游需求的增加，中国游客正在成为带动全球各个国家旅游需求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如果未来中国的新增旅游需求可以有一部分被导入到中国的新疆地区、兵团乃至整个西部地区，这对于中国西部经济的发展必将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带动力。新疆和兵团地区一定要看到这样的发展趋势。如果不注重环境保护，不注重顺应未来自己发展的比较优势，这将可能使现有的发展出现短期化，最后的结果将是得不偿失的。
吴昊旻：从人力资源（劳动力）的培养或储备角度看，新疆和兵团乃至西部地区的高等（包括职业）教育是否更应该“因应”地方的实需？结合自然地理（祖国边陲）、人文地理（历史传统、多民族、多风俗等）、经济地理（发展现状、战略布局）以及国家的未来设想等，应该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些需求（如维度、潜力、优先序、持久性等）？进一步，应该如何适应性地调整和优化其人才培养、教育发展的战略？
陆铭：我一直这样理解教育和培训，教育就是一个服务业。服务业的发展和其他所有产业的发展一样，必须要遵循比较优势的经济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职业教育的发展都必须结合本地的需求。在美国也是一样，以高等教育特别是以经济学的高等教育为例，美国的很多州立大学虽然在全美的排名并不是很高，但却在农业经济、旅游经济以及林业经济等等一些经济学子学科里成为美国顶尖的学科，在人才培养、政策咨询以及学术研究方面，也在相关学科上面走在美国的前列。实际上，美国的高等教育产业是非常市场化的，也非常注重与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相结合。这种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并且是可借鉴的。
我认为，在新疆及兵团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应结合本地的需求。例如，我在西部一些省份的考察就给我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这些地方具有非常好的研究农业经济、牧业经济和民族经济的比较优势，也有相关研究的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一次我在石河子大学考察过程当中，注意到当地具有研究农业经济甚至农业经济当中的一个小课题——棉花经济的研究团队和学科特点，这令我非常兴奋，我认为这样的注重本地需求的学科发展模式一定会给本地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注入非常强大的活力。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这样的地区是一个非常天然的研究文化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实验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一些经济、社会、行为的特征及其演化，将给这些经济学子学科的研究提供非常大的机会。最近我在兵团还参观了兵团建设的一些历史展览，我注意到兵团在其早期以艰苦奋斗为精神内涵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非常值得纪念的发展历史。当时我就建议石河子大学的老师，可以考虑研究兵团精神的传承，研究兵团的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其他群体在行为和精神面貌等方面的差异等现实课题，这些课题都是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涉及到我刚才讲的文化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当中的一些非常有趣而前沿的研究方向。
总的来说，我认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既需要“顶天”又需要“立地”。所谓“顶天”就是要了解国际学术发展的动向和新的发展趋势；所谓“立地”就是要立足于本地的实践、本地的需求和本地的比较优势，包括本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地理和自然特征等等。这样才可以使自己的专业和学术的发展具有本地的比较优势；同时，也不会让本地的特色局限住自己的学术和学科发展，做到本地的现实土壤与国际学术发展前沿的巧妙结合，既对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实际的推动作用，又能够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来自一线实践的素材。
最近的考察中，我也注意到西部的一些高校在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特别是由于地处偏远，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交流具有比较高的成本。同时，由于西部一些城市相对来说位置比较偏远、规模比较小，对外交流不是特别方便，对于留住人才也形成一定的制约。为此，我认为西部的一些高校应该加强实施新型人才战略和“走出去”战略。
新疆及兵团一定要认识到高等教育对于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领头作用，也要注意到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强大的正外部性。为此，政府应对高等教育群体采取收入上的倾斜，并且为高等教育的教师群体提供对外交流、参与国内国际合作和开展各种学术活动的更大便利和经济支持；同时，还应该推动强化疆内外学校和学校之间的、点对点的共建与合作。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一定能够在新疆及兵团形成自己有特色、并且可以持续发展的专业和学术发展方向。实际上，根据我最近对石河子大学的考察，已经足以证明只要采取正确的战略就可以形成自己的特色与竞争力。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并且，我本人以及我的研究团队也非常愿意为新疆及兵团的经济学学科发展提供我们的支持。
（责任编辑： 管 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