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野生物种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一种野生植物的形成需要几十万年乃至几百万年的时间，而其毁灭可能就发生在一夜之间。当前，数以千计的野生植物正挣扎在灭绝的边缘，一些物种甚至悄无声息地消失。野生植物的保护工作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但是我国现有的相关濒危野生植物保护的法律存在滞后的现状，通过梳理濒危野生植物保护立法的发展以及现实需求，提出对于濒危野生植物保护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濒危野生植物；野生植物保护；国际条约
野生植物资源是人类的财富。不能奔跑也不会鸣唱的野生植物，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创建者、维系自然平衡的第一功臣，也是國家未来极端重要的战略资源。它是自然界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的重要环节，是重要的环境要素之一。
野生植物是指在自然状态下生长且无法证明为人工栽培的植物。它是自然界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的重要环节，与人类的生活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有着密切关系。我国法律上所要保护的野生植物，则是指原生地天然生长的珍贵植物和原生地天然生长并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文化价值的濒危、稀有植物①。野生植物是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只要合理开发，就可以永续利用。它包括食用性、药用性、工业用、生态保护性、种质性资源等。但是目前很多野生植物由于植物种的自然属性和作为特殊药用商品的经济属性濒临灭绝。
一、我国濒危野生植物保护的现状
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的国家，具有丰富的野生植物。据统计，全国约有高等植物3.28万种，占世界高等植物种类的12%以上。中国物种的特有性较高。在3万多种高等植物中，约有17300种为特有种，约占57%以上。水杉、银杉、珙桐、台湾杉、银杏、百山祖冷杉、香果树等均为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这不仅是我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保护这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我国先后颁布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将341种陆生野生动物、246种野生植物，确定为国家一级或二级保护对象，予以重点保护。我国现有古树名木323.2万株，其中国家一级古树14.43万株（树龄500年以上）、国家二级古树107.27万株（树龄300—499年）、国家三级古树199.6万株（树龄100—299年），国家级名木1.89万株。林木良种资源收集保存库面积1000万余公顷，收集保存林木种质资源约5万份。我国有药用植物11000余种，又拥有大量的作物野生种群及其近缘种，是世界上栽培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还是世界上著名的花卉之母。
近年来我国野生植物保护事业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有些物种的利用已超出了可承受限度而面临枯竭甚至濒危，需要抢救性保护；我国野生植物资源数量普遍不多，相当物种已不具备作为经济资源的条件，必须将野外资源主要作为生态资源对待，实行普遍保护。因此，必须用发展观点来做好保护工作，加强野外资源保护，大力发展野生植物资源的人工培育，促进由利用野外资源为主向培育利用人工资源为主转变。
二、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立法发展历程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事业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早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就公布了《稀有生物保护办法》，新中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从此开始起步。1956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部分著名科学家关于
“划定天然林禁伐区，保护自然植被以供科学研究需要”的提案，同年国务院批准了在广东鼎湖山建立全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使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保护野生动植物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执法力度不断加强。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环境保护法（试行）》，其中规定“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野生植物资源。按照规定，对于珍贵和稀有的野生动物、野生植物，严禁猎捕、采伐。”此外，在《森林法》《草原法》等立法中，对野生植物的保护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20世纪80年代初，成功地组织了大熊猫抢救工作，开始启动濒危物种拯救工程。1985年国务院发布了《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推动了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步伐，在这之后数量和面积迅速。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对进出境动植物检疫作出了全面规定。
1996年国务院公布了《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结束了野生植物保护工作无法可依的历史。
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先后颁布实施了《森林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各级地方人大、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法规和规章，全国各省已颁布野生植物保护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以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为核心的、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1996年颁布的《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至今已二十年了，但对于野生植物的保护工作还是差强人意。
三、我国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存在问题
（一）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项的《野生植物保护法》
实践中，野生植物保护、管理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以下称《条例》，2017年10月7日也曾进行修改，但此次修改仅涉及四条，线条仍旧较粗，野生植物保护工作中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工作需要，保护工作多参照《刑法》《森林法》《草原法》等中的规定，给野生植物保护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二）野生植物保护的范围过于狭窄
野生植物保护的种类应巫待扩充，并应制定相应的普查制度，以及时调整保护的级别。现行的野生植物保护法律、法规中对一些应该加以保护的动、植物资源品种未加以规定、保护。如在思茅、临沧等地区对诸如石斛、药用大雪藤等植物品种，这些野生植物本身极具生态、药用价值，应该加大保护力度，却没有被列入野生植物保护名录。
（三）对人工繁殖的野生植物没有相应的管制制度
一些打着人工种植旗号的人其实贩卖的是野生盗采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例如，近年来，以石斛加工成的药品及滋补品走俏市场，导致野生石斛遭到了无节制的采集，数量急剧减少，有的品种已处于濒危状态，可是就有很多盗采者打着人工种植的旗号贩卖的是野生石斛。
（四）对生境的保护仅停留在“末端控制”“事后保护”的阶段
生物与环境的相适应是不会引起生物的灭绝，因此生物的灭绝就是由于环境不再适合生物的生存。我国应充分认识到保护野生植物生境的重要意义，植物生长环境包括植物生存所需的土地、水分、空气、阳光等以及这些环境因素中的各种物质成分都应受我国法律制度保护，并应将对生境的保护提升到了与保护野生植物本身同样重要的高度。
（五）未在《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明确CITES的地位以及义务的履行，易导致法规的冲突和不健全
我国本着对国际环境和资源保护事业积极负责的态度，1980年12月申请加入CITES，并明确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为我国政府履约机构。1981年4月8日正式对我国生效。自加入以来，我国政府认真履行公约义务，并从组织建设、管理体系、制度建设、行政管理等方面加强工作。遗憾的是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并未规定其在我国濒危物种保护管理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明确实施工的主管机关是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
（六）刑法及相关法律及政策的空白
虽然根据《刑法》修正案四中对植物资源犯罪做的立法完善，增设了“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的新罪名，但因刑法中对邮寄等行为无明确规定，一些地区边境犯罪嫌疑人境内外勾结通过邮局邮寄和邮车非法运输石斛等野生植物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有力打击，各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也未能及时追究其责任。
（七）野生动植物资源流失情况严重
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国家的一些植物学家，就开始从我国偷采、转运珍稀野生植物；此后，又经历了20世纪初和改革开放至今的两次大规模掠夺，致使我国的植物遗传资源流失严重，数量难以计量。我国原有近1300种野生兰花，很多珍贵的野生兰花被外商低价买走，作为礼物带走甚至偷窃出去。保护法律缺失，部门利益作祟，公众认知太少导致野生植物保护障碍重重。
四、我国濒危野生植物保护的立法建议
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人们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疯狂掠夺，已使我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立法层面对野生植物的保护进行完善，此项工作迫在眉睫。
（一）构建完善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
为了加大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力度，我国刑法中规定了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犯罪的相关条款。但我国刑法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特别是在破坏动植物资源犯罪后的刑事责任上还需进一步的完善。
1.增加刑法种类。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相比，我国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法定刑略显单薄。因此，我们需要增加相应的刑法种类用于合理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犯罪，满足惩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需要。同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定刑规定结合自身的特点，增加劳动改造或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强制性工作等刑罚措施。从根本上建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预防惩治体系，使多种刑罚种类互相补正，从而达到预防与惩治“双赢”的效果。2.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财产刑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刑罚制度，在一定情况下其惩罚的处罚效果甚至比其他刑罚更有效果，行为人在利益的诱惑下行使了该犯罪行为，对犯罪者处以财产刑，不仅可以从经济上剥夺行为人的犯罪所得，而且还能消除其可能重新犯罪所需的条件，符合我国刑罚的目的。具体应从以下两方面来引起重视：（1）罚金刑数额适当调高，罚金刑数额的大小反映着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我国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中是规定了并处罚金的，但是对于罚金的具体数额并没有明确规定，现实实践中，罚金数额比较少，对犯罪人起到的惩罚的作用并不突出，常常無法达到该有的预防和控制犯罪的作用。（2）对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处以没收财产。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在很多情况下是会出现极为恶劣的严重后果，但是在真正的刑罚处罚过程中很多犯罪人根本就不重视所谓的几年刑罚或几万元的罚金，且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获益颇为可观。如果对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人处以没收财产的处罚，从形式上已足以起到震慑的作用，实质上对犯罪人心理也完全能够达到控制其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对潜伏的犯罪起到警示作用，从而达到高度的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效能。3.调整个别犯罪的法定刑。破坏野生植物资源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规定应当要遵循刑事立法应遵循协调原则，修改并完善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法中的相关刑事责任条款以保证刑罚规范的协调统一。我国刑法中对某些类似且法律后果也相近的犯罪，往往会因为其所定性的不同而导致法定刑或刑罚处罚种类不同。这样的规定是有悖于我国刑事责任立法的原则，当刑法对仅因所设定的罪名不同而就相同性质的法律后果处以差别较大的法定刑时，这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处罚不公现象。对于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中存在的刑罚不适当的情况，针对相同犯罪对象的不同罪名所造成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事责任规定更应该注重协调性。
（二）增加非刑罚措施
我们在扩大财产刑的同时，同样不能忽视其他非刑罚种类对遏制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针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各种行为的不同特征采取不同的措施来进行惩罚，这样才更加符合我国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从根本上来说非刑罚措施也属于我们刑罚体系中刑事责任的一种实现方式，是刑罚的必要补充或者替代措施，具体来讲，针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非刑罚措施，可以明确规定以下三类：
1.教育性非刑罚措施。所谓的教育性非刑罚措施是指通过采取对行为人进行批评教育，使其了解到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行为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对物种流失的影响乃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并由有关机关或部门责令悔过，从而达到预防或限制的作用。当然，对于教育性非刑罚措施主要针对的还是主观恶性不大，没有后果或者所造成的后果不足以达到我们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立案标准的行为人。2.民事性非刑罚措施。民事性非刑罚措施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责令补救，主要是针对行为造成的不同情况进行弥补和挽救，例如，行为人破坏林木的，责令补救则表现为由行为人负责植树补救，破坏多少种多少直至恢复。其二，限制活动，主要指限制或禁止行为人从事某种活动或者限制其参加某种活动的范围，以及禁止使用某种工具或者销毁某种设备等。例如，破坏野生植物资源，可以剥夺行为人担任某种职务的权利，又如破坏林木，可以限制行为人涉足木材领域等等。3.行政性非刑罚措施。行政性非刑罚措施是指由政府部门针对单位作为主体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造成严重后果时所采取的措施，其内容是：其一，限期治理，由行政部门下令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对单位内部的治理。由于单位作为犯罪行为的主体，那么对于单位内部而言是需要整顿和治理的，限期治理相对其他措施来说并不是严厉的惩罚措施，因此一般用于后果并不是太严重的情况。其二，勒令解散，相对限期治理而言，该措施主要针对的是严重的单位犯罪行为，可以说是最严厉的非刑罚措施，其内容主要表现为直接宣布单位终止或解散。由于该措施常常会导致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所以一般最好不要轻易适用，对其适用的条件应当有限制[]。
（三）明确CITES的地位以及义务的履行
美国以专章的形式详细、具体地规定了CITES的实施。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没有就实施CITES的主管机关、履行CITES义务情况作出直接规定，只在第31条概括而笼统地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与保护野生植物有关的国际条约与本条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在这方面应借鉴国外经验，在法律中应以相当的篇幅规定实施的相关内容以使《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注入开放的新鲜气息与国际接轨。
（四）控制消费行为
消费者应当对野生植物资源的破坏承担主要的责任，消费行为构成了对野生植物资源的巨大壓力。需求产生市场，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如果我们能够减少消费，就能减少野生植物的市场需求，从而达到保护野生植物的目的。通过立法规定持有受保护的野生植物及其制品为非法并对持有人加以制裁，这样做既便于执法人员只需确认非法持有野生动植物的事实而无须证明其来源，又可使持有人打消再次持有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念头，对他人也有警示作用。
作者：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