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一万1 李欢欢2 图/ 一万
李鹏辉各国代表团在利马谈判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政治斡旋也好，讨价还价也罢，心里面也始终会有一根弦绷着，那就是自己基本的责任和底线。利马会议的十多天里，政府和政府之间，政府和非官方的围观者之间，始终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指责、质问、刁难、非议。数百家NGO不断公布发布红黑榜，盘点哪些国家的哪些表现较差或者更差。政府的计划和民间的期待值之间，也始终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一位观察员告诉记者说：“NGO和媒体常常是从环保主义的角度出发，他们的期望常常是直接要最理想化的结果而不管过程。更无视这背后的复杂。他们只管提出要求，至于怎样做到，就是政府的事。”而中国代表团的团员们需要考虑的东西更多，有技术性的谈判，还有原则性的国家利益。就“国家利益”这个范畴而言，层次都很丰富了。实现作为大国的责任，是国家利益；维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也是国家利益。面对纷繁复杂争论不休的局面，他们是怎样想的呢？团长解振华:不是别人要求，是我们自己要做在利马会议期间，有一些国外媒体对中国的减排承诺提出种种质疑，认为中国的碳排量已经是世界第一，因此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但解振华并不认同，他公开回应说，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国的决心是坚决的，行动是有力的，与有的国家相比，中国付出的努力、采取的行动、取得的成效要好出许多。希望有关国家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多做有利于增进互信、推动谈判的事，而不是一味指责别人。在12月13日大会结束后的半夜里，解振华走出会场，对在场的人们说：“中国代表团对东道国秘鲁政府和人民为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利马会议作出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解振华说，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严峻挑战，关系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和子孙后代的福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全世界的责任担当。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中方将继续在国内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走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努力完成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中方将继续主动承担与国情、发展阶段和应尽义务相符的国际责任，明年上半年尽早提出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碳排放强度要显著下降，非化石能源比重要显著提高，森林蓄积量要显著增加，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中方将继续与各方凝聚共识，同舟共济，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携手推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如期达成协议，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副团长苏伟：
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效果远远大于
发达国家所做出的承诺
在利马会议的“中国角”，或者在炎炎夏日里的草坪上，副团长苏伟数次与中外记者侃侃而谈，并不避讳记者们抛出的任何刁钻的，或者尖锐的问题。
苏伟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效果远远大于发达国家所做出的承诺，无论是印度也好，巴西也好，南非也好，大家都是致力于推动气候变化的整体谈判进程。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具体的发展情况，包括他们相应的责任，来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四国还是非常一致的，还是要致力于坚持公约的框架和原则，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来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
还有“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苏伟说，会议之前几天，我们也跟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也做了一些沟通和通报，这些发展中国家也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和行动是积极的，有利于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进程。《中美联合声明》中，中方坚持写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本身也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团结的一种坚定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发展中国家的胜利。因为毕竟在中美正式的文件当中能够写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苏伟介绍，中国要加大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进一步的支持的力度。要提供资金支持，加大南南合作的力度，帮助他们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他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从历史累积和历史责任的角度，我们没有造成主要的责任，而且我们还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是我们对其他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和影响，也是感同身受，也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伸出援助之手，伸出友谊之手，尽我们所能，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巨大挑战做出我们的努力，尽可能提供支持。”
副团长高风：
要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在“中国角”经常还能看见副团长高风的身影。他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打一场硬仗的准备，态度明确地告诉记者说：“我们要推动制定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体制，要让所有国家都能来参与，在明年的巴黎大会上，我们要把这事搞成，不能搞砸。而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如何得到发达国家的支持，都必须要包括在协议中，如果说明年的巴黎协议只是跟减排相关，那中国一定不能同意。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都必须要包括在协议中，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利益。我们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计划，一看就知道，没钱肯定做不下来。”
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并不要这个钱，但是却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争取资金支持，其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共同的减排行动。
至于减排目标，包括巴黎要实现的协议，高风的态度也是，一定要有个平衡点，能让所有的国家都参与进来，不然要求提的再高也是没有意义。
他说：“有的国家，特别是欧洲的国家，要把这个搞得非常严，非常严是可以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日本不参加，新西兰不参加，俄罗斯不参加……你说你搞成这样的体制，谁都不参加，没用啊！协议漂漂亮亮在那儿搁着，没人参加，最后大家各行其是，那不更完蛋了吗？我觉得那是更悲催、更失败的。所以我们现在致力于推动一个让大家都有意愿要参加的协议。”
“环保麦霸”杜少中：
《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新解
杜少中，原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北京市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健康与环境传播研究所所长、北京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从多哈到华沙，再到今年的秘鲁，已连续三届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对其进行采访时，相比于利马大会成果本身，杜少中对于此前在APEC期间中美两国签署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更为在意。他认为，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大国代表，此次联合声明将会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并对利马大会上的共识形成也注入了活力。但是，目前国内媒体对气候声明的解读并不充分，似乎仅是在传递内容本身，包括美国首次提出到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整体下降26%-28%；中国提出到2030年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并将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
杜少中认为，这些承诺将会推动我国发展理念的调整，追求低碳观，摈弃高碳观；此外，对实际工作推动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碳排放2030年目标的提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讲的是，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上的争论，始终是大家承担共同的责任，但是在所要承担的义务上存在重大分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的发展权，在强度减排上承担一定责任的同时，期望在总量减排上有一个过渡期，2030年目标的提出，留出了十几年的过渡期，让我国在强度减排和总量减排的同时兼顾发展机遇，发展环境空间会宽松一些。
同时机遇背后带有挑战。虽说有过渡期，但对于我国要面临的发展任务来说，排放还是显得过高，资源还是显得紧张，因为排放空间有限。在发展目标较高、排放空间压力大的前提下，各个行业低碳发展的任务很重，但会带来新领域的改革创新，如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现有能源的清洁使用、能源的强度消耗等等，未来这些领域上都大有文章可做。
在担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之后，杜少中目前担任中国传媒大学健康与环境传播研究所所长。他说，这个平台其实是环保人士了却心愿的一个平台。健康与环境，从自己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因为从行政划分来说，这两个业务是分割的。如今把二者融合在一起，研究二者如何有效传播，即：推动健康与环境的科普，健康与环境的公众认知，也是自己多年来作为一个环保人士期待实现的目标。结合自己的职业背景，杜少中认为健康与环境二者融合的平台同时提供一位深入做环保的机会，在2030年目标减排的任务下，势必要把这个平台做好，推动低碳发展理念的传播。
杜少中另一个身份是原北京市环境交易所董事长，虽然这段经历不长，但对自己来说既是一个新领域，也是一个拓宽的领域。谈到环境交易的框架搭建，杜少中认为，在初始阶段首先要有法律规定做保障，比如碳排放交易规则；其次要有行政机关的顶层设计，维护好市场运行；此外，市场的合理机制构建，包括核查核证、市场化平台搭建等同样重要。他认为，市场化平台搭建，需要用市场化方法，不要受更多人为干预，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因为经济规律是市场带来的。尤其是当市场化平台面对2030年碳排放峰值的目标时，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在长期行政手段为主的环境内，怎么能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发挥市场的决定机制，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作者单位：1.《世界环境》特约记者 2.环保部宣传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