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凌宇《世界环境》特约记者 图/ 沈海滨
利马气候大会落下帷幕已一个多月，各缔约方即将面临2015年第一季度提出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的任务。通向年底巴黎会议的道路已经徐徐铺开。
2015年各缔约方能否成功谈出共同应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刚结束不久的利马会议已搭好框架，定下基调，但也遗留了艰难的谈判任务。
在去年12月份短短的两周谈判中，会议通过了“利马气候行动倡议”，取得三方面重要成果：一是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确定为新协议谈判的指导原则；二是就“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信息要素等达成共识；三是形成了综合各方意见的2015年新协议要素草案供各方继续谈判。
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在解读利马会议成果时如此总结，“这三方面重要成果在各方妥协基础上达成，相对平衡，各方虽不十分满意，但总体都能接受。利马会议对外传递了各方致力于如期达成新协议的积极信号，但各方围绕减缓、适应、资金等主要问题的分歧依旧，谈判仍任重道远。”
由于各国分歧重重，利马会议如往年一样，再次拖堂。当地时间2014年12月13日凌晨两点多，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明年谈判比今年还要复杂。明年的谈判都是实质性的，任务更艰巨，更需要各国树立雄心，也要有最大灵活性，学会做出妥协。”他预言：“最终的巴黎协定，如果大家都不满意，又都能接受，就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了。
落锤来之不易
“利马气候行动倡议”是由COP主席、秘鲁环境部长普尔加·比达尔（Manuel Pulgar-Vidal）在会议闭幕时为其命名。在此之前，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敲下手中的小锤子，让协议得以通过。这是戏剧性的一刻。“我看没有人反对，这个文件批准了！”话音刚落，他便敲下手中的小锤子。会场掌声四起，谈判代表兴奋得纷纷站了起来。
历史会铭记协议达成的这一刻——利马时间12月14日凌晨1点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利马会议延时的第30个小时。
就在两个小时前，所有的参会者都还在担忧利马协议的命运。深夜的会场外，非政府组织观察员们聚拢在一起，高举条幅喊着：“No Justice，No Deal（不公平，则无协议）”。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围观者陆续加入呐喊。
人们的担心源自当日上午德班平台（ADP）会议闭幕式。该会议原本应当通过各缔约方谈判一致的利马协议，但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草案内容“不平衡”，拒绝接受，会议陷入分裂。
依照惯例，德班平台无法给出的“交代”，升级至缔约方大会来解决，由本届会议主席、秘鲁环境部长普尔加·比达尔与各缔约方重新协商。
近200个参会国代表都明白，利马协议事关重大——为了达到本世纪末将地球温度升高幅度限制在2摄氏度内的人类共同目标，各缔约国必须在2015年年底前达成具有力度的2020年后气候减排协议。2014年的利马协议实际上是2015年最终协议的基础版本。
利马时间12月14日凌晨，最终版本的协议草案在缔约方大会闭幕式上发放给谈判代表、观察员与记者。多数人松了口气——共区原则、损失与损害等最为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字眼，重新回到了草案文本当中。
这意味着12日上午激烈反对草案的发展中国家谈判代表们，将有可能接受这份更显平衡的草案。谈判代表们已经连续苦熬了40多个小时，其心力和体力也已近极限。
多位在场观察员认为，虽然较之谈判期间的前三份文本，内容更加弱化，但这份草案文本相对平衡，各缔约方的敏感点也都纳入其中，对于分歧重重的195个缔约方来说，接受该草案文本是当前最现实的做法。
大势已定，于是出现了主席在会议开始时迅速落锤的一幕。
“像印度同事所说，决议不会让所有人满足，但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都以鼓掌的方式接受。”南非代表在随后的发言中称：“有时在最后一刻才看到可能性。”
然而，协议通过，并不意味着矛盾的解决。各国共识达成，相伴的结果之一便是文本细节的进一步弱化。
如何在2015年巴黎会议上制定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文件，并在其中体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担责任的区别，成为利马会散后，谈判代表们各自带回国的一份沉甸甸的作业。
最后一刻——中美的贡献
利马时间12月13日上午，德班平台第14次会议暨闭幕式召开。容纳千人的大会议棚中座无虚席，空气闷热。
此时会议已经“拖堂”八个小时。
当日凌晨2点，德班平台第三版决议草案出炉。这份精简至五页的草案本应结束会议，却激起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
2011年在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授权德班平台开发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文件。2013年华沙会议选择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2020年后气候治理机制，一个新概念被提出——国家自定贡献预案（Intended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INDC），即各国自主提出减排目标，然后通过审议其目标是否满足科学上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各国再根据审议结果，调整自己的INDC。该机制或在巴黎会议上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利马会议刚开始，谈判便因程序问题而迟滞。发达国家倾向于先就文本提出各方意见，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将文本投在屏幕上，逐字逐句进行讨论，以确保意思确凿。
两个阵营的分歧主要在于：发达国家认为2020年后的协议，不应当再采用传统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二分法，而应根据各国能力做更细致区分；在气候变化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和透明度这“六要素”中，着重谈判气候变化减缓，而弱化其他诸要素，以减少责任。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仍应坚守共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且六要素缺一不可。
当晚10点半，联合主席推出一份同样长达七页的文本，作为接下来谈判的基础，此时距会议闭幕只剩不到一天。
矛盾在德班平台闭幕式上爆发，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份文本不满意。欧盟和瑞士、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称，虽然立场在该草案中没有充分体现，但同意通过该协议草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拒绝接受该草案，除非修改。
苏丹、马来西亚、图瓦卢在分别代表非洲集团、立场相近（Like-Minded）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言时，言辞激烈地指出，这份草案没有反映其呼声，拒绝通过。
苏丹认为，该草案文本没有体现共区原则，而且内容失衡，在INDC中，强调减缓，而适应、资金、技术等要素被削弱，苏丹代表发言说，“如果发达国家不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和明确路线图，非洲很难提供关于INDC减缓的内容。”
图瓦卢代表最不发达国家发言时称，“损失与损害（Loss and Damage）”字眼在草案文本中消失，“我们很失望，最弱势的国家需要解决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这是非常关键的内容”。这道出了许多贫穷发展中国家的心声。
中国代表发言时，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对之前意见总结道：“（从）前面23个发言（看），很遗憾，各方立场严重对立，出现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
美国气候专员托德?斯特恩（ToddStern）找到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认为可以将《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对共区原则的表述原文加到协议中。斯特恩认为，这是很好的表述，而且可以体现中美贡献。
如中美两国所愿，声明中关于共区原则的表述，其原文被完整写入利马协议草案。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斯特恩称自己与解振华提出的这种表述，推动谈判达成共识，证明中美经验在利马会议上同样有用。
巴黎悬念
在通往巴黎的道路上，利马会议仅为其铺上一层基石。谈判中热议的许多问题，留待明年解决。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虽然在最后的决定中被体现，但是如何具体将“区别”体现在后2020年的气候治理机制中仍然将是一场“战争”。
尽管绿色气候资金在会议期间得到承诺将超过100亿美元，但在2020年前发达国家的注资路线图并未被商定，这主要源于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反对。
2015年一季度，部分国家将提出本国INDC。中国将在前半年宣布自己的INDC目标。究竟有多少国家能提出目标，如何评审，各国目标汇总之后是否能满足本世纪末全球温升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以及如何在INDC中体现共区原则，这一系列问题成为明年谈判看点。
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说，明年一季度，可能很多国家无法提出自己的INDC，“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专家方面的支持，这个需要几年时间，而不是三个月。”高风估计，“明年一季度能有五六十个国家提出INDC，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
2014年已过。各国会在2015年提出怎样的INDC，这是目前最让人牵挂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巴黎会议的成败。而且，现在距巴黎会议已不到一年。
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们对此并不乐观。“各国谈判代表们虽然不至于令气候谈判这艘船在利马大会中沉底，但它在巴黎会议前无疑会历经风浪。”乐施会国际联会总干事Winnie Byanyima对此评论：“这次会议的成果仅仅可以被视作对全世界行动的一次号召，除非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表达我们的诉求，否则各国不会提交具体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加强力量，对抗那些阻碍具体行动的少数利益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