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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钙化改变与化疗反应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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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2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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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NAC)后钙化改变与化疗反应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2年1月-2019年10月接受NAC的乳腺癌患者158例,分析钙化改变与病理完全缓解的相关性。结果:所有患者接受NAC后,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钙化减少组中,病理完全缓解的发生率较高(26.7%VS 18.1%);但钙化改变与病理完全缓解之间无明显相关性;不同分子分型中,钙化改变与病理完全缓解之间无明显相关性。结论:钙化形态、钙化分布不是影响乳腺癌NAC后钙化改变的因素,NAC后钙化改变与化疗反应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关键词:乳腺癌 新辅助化疗 钙化 病理完全缓解

随着新辅助化疗(NAC)的应用,乳腺癌患者可以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 CR),生存率显著提高[1]。乳腺X线摄影(MG)作为乳腺癌筛查的检查之一,能反应钙化形态、分布等特征,本研究旨在探讨乳腺癌NAC后钙化改变与化疗反应的相关性,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选取2012年1月-2019年10月接受NAC的乳腺癌患者158例,所有患者治疗前均行MG,证实存在钙化。
病理及疗效评估:免疫组化(IHC)检测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状态。病理完全缓解:乳腺原发灶及区域淋巴结均无浸润性癌,但可有非浸润性癌残留。
统计学方法:数据采用SPSS 25.0软件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本研究所有患者均为女性,年龄25~70岁,平均49岁。在NAC前接受MG,NAC前HR+/HER-2-89例,HR+/HER-2+25例,HR-/HER-2-20例,HR-/HER-2+24例。NAC后行乳腺单纯切除术15例+前哨淋巴结活检术,行乳腺癌保乳术+前哨淋巴结活检术10例,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113例,行乳腺癌保乳术+腋窝淋巴结清扫术20例,达到p CR 35例。
NAC后钙化改变与化疗反应的相关性:NAC后钙化改变减少和非减少与p CR之间无明显相关性,不同分子分型中钙化改变与p CR之间无明显相关性。见表1。
表1 NAC后钙化改变与化疗反应的关系

讨论

MG用于乳腺癌的早期诊断,30%~50%患者通过行MG出现的微钙化来发现乳房肿瘤[2]。根据美国放射学会开发的乳腺影像学报告和系统,可将乳腺微钙化在MG上的外观进行分类,包括蛋壳样钙化、圆形钙化、粉末状钙化、颗粒状钙化和铸型钙化[3-4]。“爆米花样”、“蛋壳状”钙化形态通常被认为是低风险的,而线状钙化的细长分支结构表明钙化沿乳腺导管管腔扩散,并高度提示恶性肿瘤的发生。此外,乳腺组织内钙化的空间分布也可以作为诊断的参考指标。呈线状或节段性的钙化有高度恶性风险,簇状钙化比区域或随机分布的钙化有更高的恶性可能。一些研究还根据微钙化的化学成分及其与良、恶性病变的关系将其分为两类。I型钙化:由草酸钙组成,呈琥珀色,部分透明,表面相对平坦,通常只在乳腺良性疾病中发现;而II型钙化:由磷酸钙组成,主要是羟基磷灰石(HA),灰白色,不透明,形成不规则表面的卵圆形或梭形形状,可以在良性肿瘤或恶性肿瘤中发现。当乳腺疾病从良性发展到恶性时,HA的碳酸盐含量显著降低。Haka[3]等研究表明,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相比含有更多的碳酸钙和更少的蛋白质。最近的一项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也表明HA的碳酸盐含量随着病变级别的增加而减少。部分钙化在NAC后会减少,包括范围缩小或数量减少等,主要由于NAC抑制乳腺癌细胞的新陈代谢,细胞增殖减少,抑制肿瘤病灶周围的多核巨细胞活性,原发灶缩小的同时钙化减少[5]。本研究未发现钙化形态及钙化分布在NAC后与钙化改变相关。
保乳手术和放疗是乳房切除术的有效替代方法,这种方法的成功依赖于手术将肿瘤完全切除。MG是诊断瘤床周围所有可疑的微钙化的重要检查手段。钙化不是保乳手术的绝对禁忌证,但弥漫恶性表面微钙化则不推荐保乳手术[6]。Rodrigues-Duarte等研究了MG对伴微钙化的患者接受保乳手术的重要作用[7],在6%的切缘阴性患者中发现了残留癌;在切缘阳性且需要再次切除的患者中,MG检测到常规切缘中可能未包括的钙化,减少在瘤床上残留微钙化的机会。NAC的应用使不可手术的患者变为可手术,缩小了原发肿瘤,增加了保乳手术的机会,因此准确评估NAC后残余病灶情况对于确定切除肿瘤的范围十分重要。然而,肿瘤微钙化的患者行保乳手术仍存在争议,与肿块病变相关的微钙化通常代表导管原位癌,这些微钙化通常在NAC后不能消除,它们的存在影响了保乳手术的实施。目前,MRI是评估化疗后残余病灶的首选方法,但应用MRI评估NAC后残留微钙化较为困难[8-9]。既往研究和本研究结果表明,NAC后微钙化通常不会改变,MG上残留的微钙化并不能完全代表残余癌,因此仅根据微钙化程度的改变不能准确预测p CR。Feliciano等研究了NAC后瘤床上的所有不确定或看起来恶性的钙化都有必要完全切除[10]。本研究共有30例患者在NAC后行保乳手术,术中切除组织行MG确定钙化是否完全切除。本研究中,钙化减少率为47.5%,与既往研究结果类似[11],钙化减少组中p CR率高于非减少组,但并未证实NAC后钙化减少的患者更易达到p CR。MG和MRI评估NAC术后残余肿瘤的准确性受肿瘤免疫组化亚型的影响,这意味着对微钙化切除可能取决于乳腺癌的亚型或激素受体状态。HR+患者残留恶性微钙化的比例明显高于HR-患者,而HER-2+与HER-2-亚型、三阴性亚型与非三阴性亚型之间残留恶性微钙化的比例无显著差异。对于HR-/HER-2+和三阴性亚型,MRI上的肿瘤大小预测残余肿瘤大小的准确性高于MG上的微钙化程度。MG预测肿瘤残余的可靠性以HR+/HER-2+亚型最高,三阴性亚型最低。在HR+/HER-2-和三阴性肿瘤中,MG测量的残余肿瘤范围被低估,而在HR+/HER-2+和HR-/HER-2+肿瘤中则被高估[9-12]。因此,根据免疫组化亚型判断残留微钙化的存在需更加慎重。本研究三阴性和HER-2阳性患者获得p CR的概率较高,在这些亚型中,MRI在评估残留癌比MG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