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永波1 苏曙光2
1.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广东广州 510060；2.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何贤纪念医院病理科，广东广州 511400
[摘要] 目的 探讨免疫组化检查对于恶性胸膜间皮瘤与肺腺癌的诊断鉴别作用。方法 收集恶性胸膜间皮瘤患者17例以及肺腺癌患者33例，采用免疫组化EnVision二步法进行检测，比较两种疾病患者的免疫组化检查结果。结果 恶性胸膜间皮瘤的CD141、WT1、calretinin、EMA、CK5/6、B72.3、Ber-EP4、AE1/AE3、CEA的表达依次为82.4%、58.8%、58.8%、58.8%、64.7%、0.0%、5.9%、82.4%、0.0%，与肺腺癌的3.0%、9.1%、0.0%、97.0%、9.1%、72.7%、63.6%、100.0%、90.9%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种病变间Moc-31与HBME-1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免疫组化检查对于恶性胸膜间皮瘤与肺腺癌的诊断鉴别具有重要意义，以calretinin、CD141、WT-1、CEA与B72.3的敏感性与特异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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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肺腺癌；恶性胸膜间皮瘤；免疫组化；诊断
[中图分类号] R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２（２０１4）09（c）－０044-03
恶性胸膜间皮瘤（MPM）是源于胸膜间皮细胞以及胸膜下间质组织的一种进展性胸部恶性肿瘤，在临床中较为少见，近年来，其发生率有上升趋势[1]。因MPM在临床中较为罕见，且缺乏典型症状，极易被误诊为肺癌，误诊率高达40%~50%[2]。该研究收集2005年1月—2013年10月，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MPM患者17例肺腺癌患者33例，采用同一组免疫组化指标对恶性胸膜间皮瘤以及肺腺癌进行检查，以探讨其临床诊断与鉴别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MPM患者17例肺腺癌患者33例。MPM患者中，男10例（58.8%），女7例（41.2%），年龄39~80岁，平均为（53.4±2.6）岁。33例肺腺癌患者中，男22例（66.7%），女11例（33.3%），年龄40~78岁，平均（54.5±8.2）岁。
1.2 方法
标本均应用10%中性缓冲福尔马林固定液进行固定，并常规脱水后以石蜡进行包埋和切片，厚度为4 μm，应用HE染色。采用Envision二步法进行免疫组化检查，以已知的阳性切片作为阳性对照，一抗选择TBS作为阴性对照组。Ber-EP4、AE1/AE3、Moc-31、CK5/6、WT1、carretinin以及二抗均有Dako公司提供，B72.3、HBME-1、CEA、EMA及vimentin均由长岛公司提供，CD141单克隆抗体均由Santa Cruz公司提供。抗原修复：calretinin采用pH9.0、1 mmol/L的EDTA煮沸处理30 min，应用0.4% 胃蛋白酶对WT1在30 ℃下进行消化处理30 min，其余抗体均以pH6.0柠檬酸进行煮沸处理20~40 min。
1.3 结果判定
以肿瘤细胞细胞质或者核着色表示Moc-31、WT-1、calretinin阳性，以肿瘤细胞膜以及细胞质着色表示EMA、Ber-EP4以及HBME-1阳性，以肿瘤细胞质着色表示Vim、CEA、CK5/6、AE1/CK5/6以及CD141阳性，以肿瘤细胞阳性率低于10%表示阴性，≥10%表示阳性。
1.4 统计方法
数据以SPSS18.0统计学软件处理，以（x±s）表示计量资料，比较经t检验；以百分率（%）描述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免疫表型
MPM与肺腺癌的EMA、B72.3、Ber-EP4、CEA、AE1/AE3以及Vim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Moc-31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CD141、calretinin、WT1以及CK5/6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HBME-1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1 组织学形态 该组17例MPM患者中，有13例（76.5%）属于上皮样间皮瘤，其中，8例表现为管状乳头状变型，主要由乳头、小管以及小梁状结构组成，上皮样细胞中并衬覆有小管以及乳头表面者呈立方形，细胞质较为丰富，无核分裂现象；4例患者属于实变型，其肿瘤细胞主要呈弥漫片状分布，形态多样且边界不清晰，细胞核呈空泡状，而核仁较大且较为明显；1例为小细胞变型，细胞体积较小，且呈现片状排列；2例(11.8%)属于肉瘤样间皮瘤，主要是由梭形细胞构成，呈席纹状、束状排列，且细胞存在明显的异型性，合并多核瘤巨细胞，且细胞的核分裂象较多；2例（11.8%）为双相性间皮瘤，主要由肉瘤样以及上皮样两种成分混合形成。
2.2.2 肺腺癌组织学形态 33例肺腺癌中，31例为浸润型腺癌，其中，13例以肺泡生长为主型，病灶组织由不等大小的管状或腺泡状结构组成，上皮细胞呈柱状或者立方形，部分可出现黏液，细胞核呈圆形或者是卵圆形，细胞的大小较为一致，可观察到小核仁，在腺管腔内可观察到少量蛋白样分泌物，在腺管间分布有不均匀纤维间质，部分病灶组织可观察到腺泡状结构。6例以乳头生长为主型，可观察到以显微血管作为轴心的乳头分支，且肺泡腔内不存在乳头结构；3例以微乳头生长为主型，可观察到无纤维血管为轴心的乳头状细胞簇，且肺泡间隙内漂浮有腺样结构，肿瘤细胞较小，呈立方形，并可观察到轻度细胞异型；3例以贴壁生长为主型，瘤细胞生长方向为沿肺泡壁；6例以实性为主型合并或不合并黏液，肿瘤细胞呈多角形毛病呈现实性和片状生长。2例患者未原位腺癌，细胞表现为贴壁生长，且无明显的乳头状结构存在，肺泡腔内未观察到瘤细胞。
3 讨论
MPM的形态学变化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由于其生长部位与肺腺癌非常相近，临床极易误诊，而两病的治疗方法以及临床预后各异，故准确诊断与鉴别MPM与肺腺癌非常重要[3]。免疫组化检查是目前临床诊断与鉴别MPM与肺腺癌的主要方法，常用抗体有CD141、calretinin、WT-1以及CEA、vimentin、Ber-EP4以及EMA等，但目前尚缺乏完全特异性抗体。
CK5/6是一种低分子量角蛋白，在肌上皮、正常间皮细胞、尿路上皮、鳞状上皮以及相应肿瘤中均有表达，对于腺癌与低分化癌的鉴别具有重要作用。临床研究显示，MPM中CK5/6的阳性表达率约为78.0%~92.0%，但在转移性肺腺癌中的阳性表达率仅仅为14.0%左右[3-4]。该研究中，MPM的CK5/6阳性表达率为64.7%，显著高于肺腺癌的9.1%，与上述观点相符。认为CK5/6阳性表达对于MPM与肺腺癌的诊断鉴别具有重要意义。CD141属于一类细胞膜受体，在内皮细胞以及间皮细胞中表达较多，该研究显示，MPM中CD141的阳性表达率为82.4%，显著高于肺腺癌的3.0%，对于MPM与肺腺癌的诊断鉴别具有较高的价值。calretinin在间皮瘤以及正常间皮细胞中均有表达，阳性患者主要为细胞质以及弥漫性细胞核染色[5]。该研究中，MPM组的calretinin阳性率为58.8%，而在肺腺癌中无表达，两者差异显著，可作为筛选间皮瘤的重要指标。WT-1是一种分布于核内的DNA蛋白，对于MPM也具有重要诊断价值。该研究中，MPM患者的WT-1阳性表达率为58.8%，显著高于肺腺癌的9.1%。HBME-1能够与间皮瘤以及正常间皮细胞发生反应，主要为细胞膜以及细胞质呈阳性，在MPM与肺腺癌中均有表达[6]。朱瑞萍[7]等研究发现，MPM与肺腺癌的上皮细胞相关指标（AE1/AE3、EMA、CEA以及Vimentin）以及间皮细胞相关抗体（CK5/6、calretinin）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既往研究表明[8-9]，EMA、CEA、Moc-31、AE1/AE3、B72.3以及Ber-EP4均在肺腺癌中具有较高水平的表达。该组除EMA与AE1/AE3在MPM与肺腺癌中均具有高表达以外，其余抗体在MPM中呈低表达或者无表达，而在肺腺癌中呈高表达，这对于两病的诊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BME-1能够与正常间皮细胞以及间皮瘤发生反应，且阳性主要定位在细胞膜以及细胞质内。Ilie等[9]研究发现，HBME-1在肺腺癌的阳性表达率为63.6%，而在MPM中阳性表达率为80%，推测HBME-1对MPM与肺腺癌的诊断鉴别无应用价值。该研究中，MPM与肺腺癌的HBME-1阳性表达率为70.6%和60.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HBME-1在两病中的诊断鉴别无意义。
综上所述，免疫组化检查对于MPM与肺腺癌的诊断鉴别具有重要诊断意义，其中，CEA、WT-1、calretinin、CD141以及B72.3是具有较高敏感性以及特异性的抗体，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能够作为MPM与肺腺癌临床诊断鉴别的首选抗体，但关于其具体诊断效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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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