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1985-2010年的年度数据，通过构建包含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的生产函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基础设施投资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在短期内并不显著；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积累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最大。本文提出今后的农业政策应该合理配比财政支农资金，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以实现农业长期、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农业经济增长；基础设施；人力资本；VAR模型；协整方程；
作者简介：刘晗(1989-)，男，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曹祖文(1988-)，女，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增长。按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在1978-2010年这段时期内由1117.6亿元增长到6910.3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8.74%，其中，增长率在10%以上的年份有9年，农业增长为负的年份有4年，农业发展总体态势良好。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我国农业发展并不稳定，不同年份的农业增长水平差别较大。由于农业生产易受自然和经济双重风险的影响，未来的农业发展将会面临来自资源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农业主要依靠追加土地、化肥等物质资本的投入量来提高农业产量。从长期来看，通过这些短期影响因素的促进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探寻能够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寻找农业发展的源动力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尤为重要。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并减轻贫困。Binswanger等(1993)[1]、Mamatzakism(2003)[2]、Romeo和Kurada(2005)[3]分别对印度、希腊、菲律宾三个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获得比人口增长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减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促进农业的增长。基础设施具有间接生产性，可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我国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来说更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鞠晴江和庞敏(2005)[4]采用双对数C-D函数模型分析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发展对农业生产增长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史明霞和陆迁(2007)[5]对1985-2004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从长期看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陈灿煌(2009)[6]研究了1980-2005年间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的关系，发现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可见，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源泉。Schultz(1961)[7]批判了传统增长理论的观点，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强调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Uzawa(1965)[8]建立物质和人力资本两部门生产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源泉。Lucas(1988)[9]通过研究得出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源自于人力投资水平差异的结论。Romer(1900)[10]提出人力资本较为富集的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Mankiw等(1992)[11]、Caballe和Santos(1993)[12]、Barro(2001)[13]、Bloom等(2004)[14]通过将人力资本引入生产模型中，对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国外研究经验来看，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那么，在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是否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对农村地区来说，人力资本积累是否也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孙敬水和董亚娟(2006)[15]利用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农村人力资本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黄振华(2008)[16]估算了1985-2005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剔除人力资本因素后，全要素生产率被高估近30%，由此提出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杜江和刘渝(2010)[17]运用面板模型分析了1997-2007年间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结果表明除土地、物质资本等重要影响因素外，人力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的农村地区来说，人力资本积累确实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证明了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确实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很少有研究者把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两个因素同时纳入模型进行研究。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费用基本上是靠国家财政资金的投入，对任一方面资金投入量的增加必然降低另一方面资金的投入量，因而必须找出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合理的财政支出配比以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用。有鉴于此，本文将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两者同时纳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为今后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提供参考，以期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二、理论模型
国内外的研究经验表明，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但考虑到我国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家庭资本投入对于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同时就现阶段农业发展水平而言，不应该忽视物质资本的重要作用，因而本文将私人资本投入也纳入到模型中进行分析。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方法选用
研究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就是考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属于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在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中最普遍的做法是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但是，使用OLS法的前提是各变量必须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否则采用OLS法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极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从而降低实证结果的可信度。为此，本文将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总产出的影响。VAR模型不建立在任何经济理论基础之上，而是用模型的当期内生变量对模型中的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分析模型中全部内生变量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VAR的优势在于在估计的过程中不受任何假设的约束和限制，相比传统的OLS法而言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二)指标选取、模型设计及数据来源
1.指标选取和实证模型设计。
根据前述的理论模型，为了衡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G)、教育资金投入(IE)以及私人资本投入(Kp)对农业经济总产出(Y)的影响，需要设定相应的指标。农业经济总产出(Y)用农业总产值来衡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G)用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量来衡量，采用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资金投入量主要是因为由于公共品有非排他的特性，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是农村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同样的道理，农村教育也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并且农村教育的资金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因此选用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来反映教育资金的投入(IE)。对于农业生产来说，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资产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高效率，固定资产投资的多少是衡量农业生产水平发展的重要标准，所以，采用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来反映私人资本投入(Kp)。因此，本文最终建立以下形式的实证模型：
2.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85-2010年，共计26年的年度数据。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量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从2007年开始财政部报表制度调整，因而2007-201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由财政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乘以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得到。由于没有直接反映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的统计数据，所以用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乘以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反映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直接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获得。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所有数据均以1985年的不变价格进行价格平减，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同时根据模型要求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大多是非平稳的，因而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先要检验变量是否是平稳的序列变量，如果变量是平稳的，则可以直接使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如果变量是非平稳的，就应该使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在1981年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各个变量的平稳性。ADF检验的检验模型由AIC和SC准则共同确定，各变量的ADF单位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LNY、LNG、LNIE、LNKP这四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变量，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取变量的一阶差分值，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通过了检验，都是平稳变量，表明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VAR模型的确定
由于各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而这些变量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反映变量间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为此，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在协整检验之前，必须要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前述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要求，本文采用带有截距项而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另外，为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首先选择VAR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再应用LR、AIC、SC、HQ、FPE等统计量来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结果来看，除AIC准则认为最优滞后阶数为3以外，其余四项评价准则均认为最优滞后阶数应为2，因此，最终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
(三)协整检验
尽管各变量都属于非平稳的序列变量，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为此，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法来检验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协整方程的似然比统计量为121.89，各变量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从(12)式中可以看出，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各变量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衡量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为负，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LNY)将下降0.071578%，这与鞠晴江和庞敏(2005)[4]、史明霞和陆迁(2007)[5]、陈灿煌(2009)[6]的研究结论相反。一般认为对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越大，越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但也应该注意到，对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将会对其他如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不仅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还可能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抑制作用，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张海燕和邓刚(2012)[21]、李强和郑江淮(2012)[22]的研究结论中得到佐证。因此，本文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会对其他生产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会阻碍农业经济的增长。以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衡量的农村教育资金投入对农业总产值(LNY)有正向作用，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每增加1%的投入，农业总产值(LNY)将提高0.375777%，表明教育资金的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有积极的作用，这与孙敬水和董亚娟(2006)[15]、杜江和刘渝(2010)[16]、黄振华(2008)[17]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以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衡量的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总产值(LNY)同样有正向作用，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每增加1%的投入，农业总产值(LNY)将提高0.477432%，资本投入对于农业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杨丽和陈莹(2009)[23]、曹跃群等(2011)[24]、魏勇等(2012)[25]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研究的范围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教育资金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另外，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比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更能促进农业总产值的提高，表明物质资本投入仍然是带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李宪印和陈万明(2008)[26]、闫俊强和李大胜(2009)[27]、左伟和张夏妍(2010)[28]的研究结果也都证实了物质资本投入确实要比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大。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在证实了各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协整关系后，可以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刻画各变量间的短期波动关系。在VECM模型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以及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的滞后1期和滞后2期系数也都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短期内各因素对于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很小。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物质资本的投入都属于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因而短期内这些因素影响农业总产值的可能性较小，只有在长期内这些影响因素的效果才能显现出来。
(五)方差分解
协整检验只能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不能反映出这种关系的强度。所以，本文在前面确定的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方差分解，全面了解各方程信息对模型内所有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农业总产值(LNY)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4所示。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总体上在滞后5期内，各变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都不是太大。从滞后6期开始，各变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开始显现，并且影响力在不断增大，各变量在滞后10期时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共计达到了75.32%。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在滞后6期内先上升后下降，从滞后7期开始影响力逐渐增强，最高时达到8.71%。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在滞后5期内缓慢上升，从滞后6期开始影响力显著提高，最高时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达到了40.14%。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呈上升趋势，但是增长幅度不大，最高时影响力为26.47%。方差分解的结果同时验证了前述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各变量与农业总产值间不存在短期波动关系的结论，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私人资本投入都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短期内不会对农业总产值产生影响，其中教育资金投入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私人资本投入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较小。可见，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在内的农业经济生产函数理论模型，收集整理了1985-2010年这一时期内共计26年的年度数据，采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总产值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私人资本投入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2)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对于农业总产值有负向作用，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总产值均有正向作用，后者的作用要略高于前者，基础设施投资会抑制农业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同时，在现阶段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3)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总产值间不存在短期波动关系，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私人资本投入短期内不会影响农业经济的增长；(4)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对于农业总产值的方差贡献率最大，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率次之，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的贡献率最小，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力。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今后的农业政策的方向应该是：(1)国家财政对于农村基础设施要进行适度投资，不能盲目扩大对基础设施投入的资金规模，要根据不同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具体情况，有选择性地为农村提供公共品，防止财政资金过度投入所导致的“挤出效应”，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同时也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2)要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结合本文的实证结果，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也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的教育设施条件，增加乡村教师的待遇水平，积极开展各类农业技术培训活动，不断增加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为农业经济增长提供根本动力；(3)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财产权益。从研究结果来看，现阶段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入依然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这就需要通过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生产收益的权利，从而促进农民个人资产的积累，同时通过政策的积极引导，鼓励私人资本投入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