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平
韩国“岁月”号客轮的沉没是一出“悲剧”，这么多鲜活的生命瞬间葬身于大海，不禁让人唏嘘不已。当人们还沉浸在悲痛中的时候，却又发生了另一出“悲剧”，kang姓校长怀着强烈的内疚感画上了自己生命的句号。这是一个既不明智又于事无补的“错误”的决定，是用一种“生命解脱”的方式来完成道德的“自我救赎”，却带给了家人无限的伤悲以及事件调查处理的缓慢进展。
作为此次赴济州岛修学旅行的校方的负责人，kang姓校长要为此次事件负一定责任，这是不容置疑的。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学校的负责人，面对如此群体性、灾难性后果，会背负多大的精神重负，会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可以肯定，作为一个学校的负责人，面对如此群体性、灾难性后果，展现了教育良知，坚守了职业道德。但要付出如此的生命代价则未免太过于沉重，以这样一种“生命解脱”的方式完不成“自我救赎”。
如此重大的客轮沉没事件是个个例，但“人命关天”，发生在谁身上都不好受。更何况又有那么多处于最美季节的学生在此次事件中遇难。这不禁让人想起不久前发生在海南三亚的学生春游事故，同样的鲜活生命也是由于偶然的翻车而殒命于“天涯海角”。在迅速调查事故责任及安抚受害者家属的同时，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第一时间出台了规定，要求审批、备案等，总而言之是“严格控制”。反观韩方的一系列处理则更有针对性、治本性。据新华网援引韩国《中央日报》报道指出，“虽然事故的首要责任在于忽视乘客救助工作的船长和船员，但政府部门在履行船舶安全与运航管理监督责任的过程中疏忽大意，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避免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韩国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增强海上航行安全、强制进行学生团体活动安全预案的法案。”从中可以看出，该事故的责任主体是监管部门，并没有把矛头指向学校，也没有煞有介事地质问“为什么要组织修学旅行？”因此，kang姓校长背负“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而选择终结生命是良心上的“自我忏悔”、道德上的“自我救赎”，而不是畏罪、脱责。当然，kang姓校长的“自绝”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学校的管理也不乏启示。
一、坚持“学生第一”
“学生第一”是北京十一学校李希贵校长提出的育人理念。然而，理念转化为实践是需要勇气、责任和担当的。KANG校长虽然获救，但他一定是内疚没有将尽可能多的学生安全转移出来。其实，在危难时候，每一个人的力量都很弱小，每一个人都有逃生的本能，甚至连船长和船员都弃船而跑了，但他用他的坚守、获救后的“自绝”展现了一个教育者的光辉形象。并不是每一个教育者都会遇上这样的灾难，但每一个教育者都应该有“学生第一”的理念，落实到日常的管理与教学中。如尊重学生的人格、挖掘学生的潜能、正视学生的诉求、引导学生的发展等。
二、加强“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是一个宏大叙事，包含了方方面面。在张文质看来，“生命教育的第一步就是要培植人对生命的珍爱，要让所有的人都意识到生命比一切都更重要”。生命是教育之本，离开了活生生的人，教育就无从谈起。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样的类比不完全科学，但出于对生命的尊重的本质是一致的。kang姓校长选择“陪学生最后一程”，但却没有意识到他的选择会带给他人“悲剧”。因此，作为学校来说，“生命教育”不是要求学生要热爱生命、热爱生活，而是每一个人。只有活着，才会有希望，才会有各种可能性。
三、厘清“责任边界”
从韩方的调查结果来看，校方并没有负主要责任，甚至都没有负多大责任，唯一的可能是学校将会面临无法弥补以及留在记忆中难以抹去的“伤痕”。反观三亚事件的处理，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均被刑事拘留。暂且不评价这样的处理是否符合程序，以及到底涉及多大“责任事故罪”，但应该明确的是，即使是政府的权力也是有边界的。学校也应该有明确的“责任边界”，不能一出事情，为了尽快平息事件，拿学校开刀。试想，如果以“安全”为由，而控制甚至杜绝“春游”，甚至连体育活动、课间活动、社会实践都要加以管控，以致在多方面阻碍学生发展，那学校是否也应承担“渎职”之责呢？
（作者单位：浙江桐庐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