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创作了“两论”，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同时，从哲学的高度全面系统地对存在于党内的“顽疾”——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革命结束之后的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几代中央领导将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作风一以贯之，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改革实践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两论”；教条主义；双重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12-0048-03
1937年，在经历两次国内革命之后，党内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何认识、分析这些问题，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全党全军还缺乏共同的正确认识方法和思想基础。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同志高屋建瓴，立足中国的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作了“两论”，对长期存在党内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80年以来，“两论”中反教条主义的传统在几代中央领导人身上得以延续，并获得新的发展。值此8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读“两论”，不断发掘其价值。
一、“两论”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两论”中，毛泽东从三个方面系统地批判了教条主义。
首先，教条主义采取的是唯心主义的立场。立场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关乎革命前途，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强调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和行三个方面的统一，其认识路线是从物质到思想的。而教条主义者“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1]310无论在现实中他们表现为何种形式，比如机会主义、冒险主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立场的抛弃，毛泽东明确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说“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离，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地反对这种错误思想。”[1]295毛泽东认为，通过这种主观主义的立场无法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不仅无法得出与战争或革命有关规律性的认识和方法，还会误判形势，使革命遭受挫折。
其次，教条主义者看待问题的方式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我们能够迅速有效地获得准确信息的工具，只有通过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理论或实践，才能由点到面、由此及彼、由近及远地获得客观事物的全貌。而教条主义者采取的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化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1]300这恰恰就是教条主义者的一贯作风，对现实的变化熟视无睹，恪守经验和主观的认知，没有掌握基本的认识方法，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式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3]314没有掌握科学方法论，教条主义者无法发现事物的相互联系以及内部规律，最终以主观的定论来掩盖客观的事实。教条主义者的又一失误是他们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认识事物的本质”，也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1]310对于矛盾的忽视以及对待新问题时的懒散态度，使得革命领导者一叶障目，无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时间、地点、场合的不同及时调整自己的作战思维和策略，不仅在党内形成了极坏的作风，最终使革命错失时机、陷入困境。
最后，教条主义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毛泽东认为：“辩证唯物論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1]284而教条主义者恰恰否认了实践的重要性，将理论看作是从天而降的东西，要么将别国的经验直接嵌套在中国革命身上，要么异想天开地主观臆断革命的进程，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判：“世上最可笑的就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骄傲，决定的需要到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1]287教条主义者们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这样是不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的，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者来说，“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向前推进了，而他们的认识还停留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道跟着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1]295而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是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1]295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292因为将理论束之高阁，不用于指导实践，也不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理论，这样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教条主义之所以犯错误的原因就是不懂得实践是检验和发展认识的根本途径。
二、“两论”对教条主义批判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意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典范
毛泽东立足于20世纪30年代具体的革命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作为指导，目的在于解决革命的思想路线问题，著作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例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两论”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与矛盾两个问题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践观点来说，最为大众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这两个总结性的观点有所细化和扩展。毛泽东首先详细阐释了认识的两个阶段，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接着又指出“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1]292，强调要实现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无论是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是对战争的认识，都需要经过这两个过程，否则就会像中国的某些教条主义者一样，对工作缺乏把握，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从矛盾的观点来看，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早在列宁时期就已经众所周知，基于教条主义者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毛泽东在全面论述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这几个问题时，着重对矛盾的特殊性进行了强调。他指出：“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1]309矛盾暴露的过程就是革命局势慢慢出现转折的过程。而矛盾的特殊性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个方面”[1]317都有差异，革命党人要适当地处理这些矛盾，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则就会像教条主义者一样主观随意地对待任何事物，无法认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失去取得革命胜利的契机。毛泽东在此基础之上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延伸为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认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其次，无论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讲的最终都是主观要符合客观的问题，于是毛泽东将两者统一起来，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将这种对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上升到了政党层面，作为革命时期党领导、指挥、参与作战的方针政策，是具有创见性的。
（二）实践意义：为中国革命胜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一，理论联系实践的指导路线，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直接理论支持。1937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之际，面对敌人猛烈的进攻，国内出现了两种论调：速胜论和亡国论，由于没有对敌我双方进行深入的调查，没有透过战争的表面现象看到各国参战的实质，所以这两种观点都具有主观性、片面性，是以往教条主义在新的革命局势下的具体表现形式。毛泽东利用“两论”的观点与方法，写出了《论持久战》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深刻驳斥了这两种错误思想，毛泽东首先根据中日矛盾双方的具体情况，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还区分了侵略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以及作战过程的持久性，接着又借用矛盾双方对立与转化的原理，将中国抗日战争分为三个不断向前发展的阶段：防守、相持以及反攻阶段，并将游击战争提高到了战略地位上加以考虑，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战胜强大敌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明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根本方向。后来整个抗日战争的轨迹基本上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预见发展的，毛泽东坚持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践的指导路线，对抗日战争的具体情况做出了符合实际的推论，使得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这是对“两论”具体运用的结果。
第二，“两论”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石。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实践和认知，开始借鉴苏联的集权模式。有利之处在于使得工农业快速增长，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弊端在于模式被神圣化了，很多人认为只有依据这一模式才是社会主义，反之就是资本主义。单一的发展公有制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从根本上来说不适用于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中国，所以这一教条在现代化建设后期给工农业生产发展造成严重损失。“四人帮”对这些客观现实视而不见，甚至大肆宣扬“宁愿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社会主义”，在和平年代，继续坚持苏联模式，不仅阻碍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即使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僵化的思想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国内的经济发展。面对困境，邓小平重申了“两论”中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坚持矛盾分析法，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除了长期存在于群众心理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禁锢，重新在党内外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为改革开放伟大决策提出作足思想准备。1992年，邓小平继续秉承着不僵化、不歪曲理解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传统，打破了教条主义者的惯性思维，针对国内的具体经济形势，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濟，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2]236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只是手段，并非划分社会性质的标准。这个开创性的见解为高举旗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了一剂强心针，这不仅是对苏联模式的勇敢超越，也是对固守教条的伪马克思主义者巨大的讽刺。
三、新的历史时期几代中共领导对“两论”的应用与发展
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某一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的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3]6。中国共产党人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反对教条主义的作风在新的历史阶段一以贯之。这不仅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邓小平上任之时，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旧的思想也未彻底清除，所以这个时期从实践上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是充满艰辛的。邓小平一直竭力排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干扰，敢于并坚持同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做斗争，不仅破除了“苏联体制”教条、“两个凡是”教条，改变了全国上下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还实现了思想解放，开辟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局面。改革是需要智慧和担当的，在除旧立新的过程当中，邓小平不自觉地对教条主义做出了新的阐释：首先，教条主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现代化建设时期，表现为“左”和右的错误，但主要是“左”的错误，改革开放之后右的教条主义也不时地浮出水面。其次，教条主义的危害从判断失误上升到了党、国家、人民的高度，他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143最后，邓小平为我党确立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将实事求是扩展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再次面临质疑，教条主义者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比如“西式教条”“旧社会主义教条”，江泽民同志掌握了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和辩证法的精髓，持续地同教条主义展开斗争。首先提出了“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的论断，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得到平息，确保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其次，在经济主体日益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了“两个先锋队”的新论断，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保了党对人民的绝对领导；还阐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市场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江泽民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主张：第一，将党的思想路线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扩展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第二，对反教条主义提出了更高的追求目标，即理论创新，他认为只有坚持理论创新，用新思想新概括来表达符合中国实际的新观点，才能让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4]36；第三，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根本方法，即实践，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既要立足现实、服务于现实，也要让现实来证明其错误性。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社会、经济、生态、政治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成为摆在胡锦涛面前的关键问题，胡锦涛在对改革开放的成果进行肯定的同时，批评了“先发展、后治理”的恶性循环模式，摒弃了片面发展经济的指导路线，提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得出的真理性认识，反映了胡锦涛同志反对简单、片面的教条主义的决心与勇气。在这个过程中他将党的思想路线又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展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除此之外，还提出了防范教条主义的新武器，即适时地总结经验教训，他指出“善于总结和学习经验，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途径。要把总结经验与学习理论结合起来，通过总结经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掌握，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的不断深入；要把总结历史经验与总结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更好地在继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要把总结经验与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运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锐意创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以便把我们的各项事业办得更好。”[5]
目前，改革开放进入攻坚克难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军事各方面都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呼唤。在时代的大变局面前，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实施“五大发展理念”的决策。这些不仅是对以往发展理念的突破，也是对新时期各种“西式教条主义”掷地有声的回应，我们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主义，我们有信心也有对策来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没有放松过对教条主义的警惕，他明确指出：“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回答普遍关注的问题，注重解答学员思想上的疙瘩，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防止空对空、两张皮。”[6]并提出了应对教条主义的各种办法，包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鼓励调查研究、直面现实等，其中，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根本办法，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7]认为只有“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去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研。同真正明了实情的各方面认识沟通讨论，通过交换、比较、反复，取得真实可信，扎实有效的调研成果，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8]。“才能够找出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办法，做出正确决策，推进工作落实。”[9]任何的决策都需要立足党情、国情和世情，而调查研究是了解这些客观情况的根本途径。
毛泽東通过“两论”对教条主义进行批判，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党的领导人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相继对其进行了发展和创新，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迈进。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应该不忘初心，坚持党中央反对教条主义的一贯作风，不断用新的行动、新的理念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