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全，吴迪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大学本科历史专业的中国近代史教学是基础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传统教材无论是在史实构建还是在理论总结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文章就大学本科生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三个重要环节展开探讨，认为导入环节是起点，它可以诱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产生对教材新知的学习欲望，扩大学生的历史知识内涵。历史事实的构建是主体环节，在每一章的历史构建中，不能只突出政治和军事，更要突出经济和文化思想方面的内容，也不能忽略对外关系等内容。理论环节是创新，是重点，是对一系列重大事件或历史活动。不同时间段的历史规律，总结出的理论和经验启示。晚清七十年的历史表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是大势所趋。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学；重要环节；理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5）09-0056-05
收稿日期：2014-12-06
作者简介：李英全（1964—），男，广西贺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
一、中国近代史教学现状
这些年来，大学本科历史教学中多少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些问题已有学者在相关的论著中相继提出来了。这些问题中，最受关注的是理论构架和内容创新等问题。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很多重要的概念和理论构架甚至历史结论，都是范文澜等权威史学前辈在20世纪40、50年代提出并确定下来的。史学前辈们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对于建立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推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科研，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某些概念和结论也往往存在片面的地方，需要新一代教学工作者不断地进行修改和补充，以充实和发展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内容和方式。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的教材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新出版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增加了同一历史问题学术界对其的不同评价观点，这有助于拓展学生多向思维及创新思维的能力。在高校历史教材中也出版了一些创新教材，如章开沅、朱英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但是有不少老式教材还在部分高校中继续使用，就是所谓的“爷爷的教材”。十多年前，国家教育部学生司司长瞿振元在山东济南考察时，提出要学校对爷爷的教材进行改革和更新，他说：“我们的大学和中学还存在许多几十年如一日的‘爷爷的教材’，说明显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也落后于国内社会发展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形势。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中国教育落后的最重要部分。”[1]教材更新落后，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的教师，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者，不能够及时更新大量的新知识、新的科研成果，这势必会影响学生的智力发展和思维的创新，造成学生思维僵化[2]。
教材建设存在问题，教学内容就难有创新之处，这是可以肯定的。于是有学者提出了教学内容的质疑、还真、创新等一系列问题。如袁伟时提出的问题：好奇、怀疑、批判是治学和创新的起点，辛亥革命真实历史的还原，民国历史的关键历史内容，以及如何评价慈禧、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等重要历史人物[3]。这些问题都是近代史教学中长期忽略的问题，具有还原历史真相的意义。此外还有其他问题，如有学者提出了四个脱离和矛盾现象：重视教材而忽略教学大纲的脱节；教材的滞后性与学科研究的前瞻性之间的矛盾；周课时的不稳定性与教法的单一性之间的问题；中国近代史教学与世界近代史教学相脱节等[4]。针对这些问题，有学者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如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属性，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教学和研究成果相结合，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等[5]。
本文认为，大学本科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有三个重要的环节是必须给予重视的，尤其是内容创新环节和理论启示环节。如果忽略这三个重要环节，忽略内容创新和理论启示，大学历史教学就不会取得明显的成效，也不可能给本科学生提供更多的新式教育和理论总结。
二、导入环节：介绍学术动态及重难点
如何导入是大学本科历史教学中具有艺术性的一个问题，每个教师的实际运用也是千差万别的，使用的时间长短和讲授内容也完全不一样。常用的导入方法有六种：一是用故事、典故导入新课，这种方法学生比较喜欢；二是用诗、谜、歌、对等导入新课，这种方法比较奇妙；三是用引言、史料导入新课，这种方法比较老套；四是用复习提问导入新课，这种方法能引起学生的高度注意；五是用解题、图示、影视导入新课，这种方法简单明了，比较实用；六是用纵横联系或时事导入新课，这种方法能给学生提供一个联想的空间，从而达到启发学生思维的目的。这些方法在中学教学中时常用到，而在大学的历史教学中也有被用到的。但是，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仅有这些方法是远远不够的。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大有万事开头难的意思。有人用“凤头、猪肚和豹尾”分别比作每一节课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就是说课的开头要像凤凰的头一样引人耳目，吸引学生；课程过程的教学内容要像猪肚一样丰富多彩；课的结束要像豹尾一样苍劲有力而回味无穷。大学里的历史教学，每一章中的导入环节应当加入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就是相关学术动态的介绍。当然，并不是把所有的学术动态都要全部罗列出来，而是要把重要内容相关的学术动态作一介绍。有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喜欢把学术动态的介绍放在每一章的最后部分，从逻辑上说这是不科学的。
学术动态的介绍放在导入部分，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却又是必需的，如果缺了这一环节，大学历史教学就变得简单了，缺乏深度内容。当然，它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产生对教材新知的学习欲望，并积极主动地学习，从而有效地提高学习效果，而且可以扩大学生的历史知识内涵，对启发大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有作用的。
以自强运动这一章为例，在讲授正课之前，须对学术界的研究动态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这种介绍是概括式的。首先介绍1949年前旧中国对于自强运动有研究的权威史学著作，如赵尔巽等编撰的《清史稿》，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以及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其次介绍新中国最初三十年对于自强运动的研究概况；其三，重点介绍最近四十年来学术界对于自强运动的研究现状。由于这些学术动态的内容太多，不能一一介绍，只能作重点分析，突出两个大的问题：关于自强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评价问题；关于自强运动的作用和评价问题。
导入部分除了学术动态方面的简要介绍外，还有一点是必须要进行说明的，那就是每一章的重点和难点，对于重点必须有所提示，对于难点必须指出其难在何处。比如清末新政这一章，须指出其重点是新政的主要内容，预备仿行立宪的内容和意义，如何对清末新政进行客观的评价。其难点是：清末新政（预备仿行立宪）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是什么。
大学历史本科的教学，导入部分是重要的，其间虽然也讲究语言的精彩，但更重要的是讲究内容的充实和知识的丰富，如果没有这些内容上的精彩，语言方面的讲究就显得暗淡无光了，因为它除了哗众取宠外并不能给学生传授任何实际的历史知识。
三、主体环节：历史内容的真实构建
如何才能创建一个高效的课堂？主体教学环节的内容构建是创建高效的大学历史课堂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法，也是发扬大学民主教学的重要途径。要完成每章主体教学环节的构建，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对每章的历史内容有一个系统的规划、组织和安排，在突出重点的同时还要考虑周全，不能只突出某一部分而忽略其他部分。
以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章为例，其中所涉及的内容很多，如何构建这一章的结构内容则是教师必须考虑周全的问题。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鸦片战争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鸦片战争的发生？这是大背景，其中涉及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鸦片战争的经过又是如何进行的？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是什么？鸦片战争给近代中国造成什么重大影响？这些是构成这一章的结构思路。具体而言，这一章的主体构架为：1.鸦片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分析。（1）中英两国政治和外贸体制的冲突是战争爆发的根源（英国方面是民主政体和自由的对外贸易体制，中国政治专制、经济小农、文化儒家思想和中国中心论、对外实行闭关锁国）。（2）英国对华输入非法的鸦片贸易成为战争的起火源。（3）林则徐禁烟操之过急为英国发动战争找到借口（导火线）。这部分要分析的内容有：许乃济的弛禁建议，黄爵滋的禁烟建议，林则徐的禁烟建议，林在广东的禁烟措施，虎门销烟，林禁烟过激行为的表现。2.走向战争及其经过。（1）走向战争。（2）战争的三个阶段。（3）中国战败及中英《南京条约》。3.中国战败原因分析及启示。（1）中国战败原因分析。（2）启示。4.条约制度的形成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1）条约制度的形成。（2）条约制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其次，对每一章的历史内容要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讲述，理论的提升必须以历史事实作为依据。
历史教学以服务于学生和服务于社会作为出发点，不能随意修改历史事实，要以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对历史课进行实事求是的讲述。新中国成立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中国原有的历史教材进行了大的修改，多半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政治意图过于明显，因而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如对近代民族的塑造方面，宁可将林则徐拿出来，把他完美地说成是近代中国的伟大民族英雄，也没有将左宗棠拿出来作为民族英雄进行教育。林则徐禁烟的确了不起，但他拒绝中外贸易，把原有的中外关系进一步激化，把中国拉回到更加封闭的状态，由此引发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因此，与其说林是民族英雄，还不如说他是禁烟英雄。左宗棠则不同，他把新疆收回来了，是对中国领土有着真正贡献的民族英雄。这些历史事实，我们在教材中从来就没有对学生真实地讲过，总是喜欢把造反或群众的盲目破坏行动都描绘为促进和解放生产力的革命，甚至把太平天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说成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些都是不真实的历史。
其三，对每一章的历史构建中，不能只突出政治和军事，更要突出经济和文化思想方面的内容，也不能忽略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教材建设中，至今仍存在明显的不足，就是从原来的重视政治史、革命史忽略经济史、文化史，发展到现在的过于重视经济史、政治史而忽略了军事史、文化教育史，都有不同时期的不同偏重之误。虽然这种失误的概率在当代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越来越小，但是对于不同内容侧重点的不同还是存在的。在对每一章的历史内容建构中，要系统全面地构建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史的基本史实和内容。比如义和团运动，可以不作为单独的一章来构建，但作为19世纪末的一个大事变（较低层次的一次救国运动），其内容的建构可以与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之战等内容联合在一起，构建一章的内容，描绘1896—1901年中国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时间虽为六年左右，但其间的历史复杂性，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内容结合在一起，更具有史学探讨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章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戊戌变法，二是义和团运动，三是八国联军之战。义和团运动这部分的历史内容包括：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状况分析，义和团的组织、宗旨及其“扶清灭洋”口号，义和团运动失败原因、影响及评价。
其四，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不可以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加以贬低或忽略，否则就会造成历史发展的断裂。
长期以来，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或是思维上的偏差，对于两个时间段的历史是有很大的认识偏见的。第一个时间段是1900—1911年的清末新政时期。大陆史学界长期把它当作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来建构这段历史，史学界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有偏见，是因为它进行了完完全全的改革，它使中国历史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君主立宪，经济上自由资本主义）。这样一段重要历史，却被当成1911—1912年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来写，从另一层面说明我国大陆历史学界的政治偏见和不尊重历史事实。第二个时间段是1928—193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陆史学界因为政治上与国民党对抗等原因，把这段历史描绘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黑暗和没落的时期。而历史真相是这段历史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最有成效的黄金时期，政治上虽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但处于五权民主建设的初期阶段即军法之治时期（军政府率人民扫除旧污时代），离第二期的约法之治和第三期的宪法之治还有相当长的时间；经济上处于发展建设的黄金阶段，国民生产总值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水平，财经改革和金融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这样好的历史，因为国民政府是共产党要打倒的对象，政治上的对立性使大陆史学界对于这段历史进行了一些歪曲历史事实的建构和描绘。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开创阶段，它的历史地位是不应当加以否认的。
四、理论环节：经验与理论总结
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建构是极为重要的，但这种理论不是凭空产生，或是人为创造，而是从历史事件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凡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所谓的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每一重大事件，每一重要时间段，每一重大历史活动，都可以得出一些经验启示和理论要旨。一系列重大事件或历史活动，不同时间段的历史规律，终究会总结出最后的历史理论，这些理论是具有启发性的，对后世中国人具有教育意义的，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教育意义的，这才是重大的历史理论。这些理论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密不可分的。在此，本人以晚清七十年为例，对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发展理论进行分析和总结，以求其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19世纪40—60年代，中国经过了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必需的：中国在英法这些强敌面前，天朝大国的颜面完全丧失，清帝国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包括士大夫阶级都是中古的人民，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是完全脱离的。中国战败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长期落后腐败，经济技术和人民观念必然会落后，落后就会失败和被动挨打，这样摆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重要使命就是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6]。诚如蒋廷黻先生所总结，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那才是失败的致命伤，中国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时间。由此可以得出，近代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
19世纪50—70年代，中国经过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华北地区的捻军起义，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义，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等，全国处于不断的内乱当中。这二十年历史的经验总结是：首先，这么多的内乱，说明晚清政府确实是腐败透顶，官吏贪污，道德沦丧，官府剥削过重，官逼民反，农民造反有其合理的一面，“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7]。其次，洪秀全想用西方的宗教和《天朝田亩制度》来救中国，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说明农民想救国用意是好的，但农民还没有具备这个能力，因为绝对平均主义的救国方案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不利于民主、自由的社会生活，它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世界潮流的。其三，农民起义或内乱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它只会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给人民带来更大的苦难（“1851年至1865年这14年间总人口减少了1.12亿，下降了26.05%”）[8]。其四，中国人要承认自己确实严重落伍了，教育严重落后了。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的所有成就，特别是世界文明主流的那些成就，很少有好好研究和吸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总喜欢走偏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把中国从中世纪社会变为现代社会，只要有利于这个任务的，我们就应当肯定它，对于太平天国运动我们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有分析的，马克思就曾经公开批评太平天国。
19世纪60—90年代，同光自强运动（国内学者喜欢称洋务运动，颇具贬义）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清政府为了求强求富，进行了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有限改革，由于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此守旧的帝国决策人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改革，就是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也是相当有限的，但它毕竟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化社会转化的开始，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在内忧外患情况下被动的改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中体西用”（以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巩固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的指导思想一开始就延误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们的主观目的并不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而是以器卫道，捍卫封建传统；如果中国的改革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和军事层面，是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进步的，中国的改革仅依西方之“用”嫁接到中国之“体”上，是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的。在经济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后，大清王朝的政治改革依然没有启动。最后，甲午战争检验了一个全盘西化的日本和一个只有经济改革和军事部分改革的大清帝国之间的优劣，大清帝国战败了，单纯的经济改革“战”败了。
这期间，还有一个主线，就是外部关系的恶化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边疆危机持续不断，从教案问题到日本吞并琉球进犯台湾（1875年），再到中英滇案，以及中俄伊犁交涉等等。接着就是1885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战争。日本出兵台湾，清政府承认日本此举为“保民义举”，向日本赔款白银50万两，承认日本吞并琉球（1879年日本改琉球为冲绳县），无异于宣布中国怯懦畏战。中法战争和《中法新约》的签订，清朝政府正式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吞并和殖民统治，这加速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彻底暴露了清朝政府误国害民的实质，同时也加快了先进中国人寻求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进程。而甲午战败是对民族精神的一次强击，被整个民族视为奇耻大辱，《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七年的财政收入，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段历史屈辱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要从现代国防的角度来重视日本，不能小看日本。我们要大力发展现代化教育，培养现代科学人才，提高人的素质，加快中国人的现代化转型，加快政府和军队的现代化转型。
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1896—1900年），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人选择了两种不同的救国方式。第一种是较高层次的，康有为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是想把中国改造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政治上走君主立宪，经济上走自由资本主义，结果因为操之过急而以失败告终。第二种是较低层次的，义和团运动打击洋教杀洋人，为中华民族出了一口恶气，最后发展为仇教和排外运动，引发了八国联军之战。戊戌变法的启示和教训是：改革要从根本上触动传统的体制和现实的利益，必然引起剧烈的思想斗争，要使改革能够实现，必须使改革的思想深入人心，不能急功近利；改革必须在最高领导层的直接领导下自上而下地进行，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才能取得成功。义和团运动的经验教训是：用守旧、愚昧、野蛮、无知、排外的办法来救国非但不能救国，反而害国，因它是邪教组织，是对近代化的反动；愚蠢的清政府决策高层利用义和团这种邪教组织与半个世界开战，最后的结果是误国害民。如果说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戊戌变法清政府高层破坏民主改革的进程，守旧势力占上风，义和团事件则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这段历史进一步证明，守旧势力如果占统治地位，中国的近代化就不可能实现。
20世纪最初十年，是晚清新政的十年，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的十年，八国联军之役，列强帮中国惩治和消灭了占据领导地位的反动守旧势力（如果不是李鸿章帮忙，西太后也会被杀死）。西太后有感于此，决心改制变法，声称“世有万世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并发布正式的《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正式承认了清王朝治国方面的重大错误，并开始推行全面的改革。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按照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原则改革原来的专制制度；经济上改造国有企业，发展民间工业，加强工业立法，确立现代民营企业的独立合法地位；文化教育上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建立现代教育体制等；军事上裁旧军，编练新军、巡警，建立新的军事制度等等①。这段历史的经验总结是：只要高层领导下定决心，只要屏除守旧反动势力在高层的领导，中国政治上的民主改革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中国各方面的现代化是很有希望实现的；但是改革必须要有魄力和勇气，必须肯于向民众放权，领导集团不能有太多的私心；要坚决制止腐败现象，必须建立合理的机构和制度来进行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改革必须要有民众的支持，不能引起民众的反抗和抵制，要维护民众的根本权益。总之，只要没有内乱和“革命”，晚清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就是资本主义。但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无法担负起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改变这一重大方向的大事件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了。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想用他的三民主义来解救中国，其用意是相当好的，但他不具备实现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基础和实力。辛亥革命是国内各种反清力量的总爆发，并不完全是革命派的功劳。孙中山的建国理念虽说具有超前性，却是相当好的，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给国民以充分的民权，让国民选举总统、议员，由议会制定五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宪法，用人民的四个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构建一个真实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通过平均地权，改良社会经济组织，节制私人资本，对农民、工人等受苦阶级进行关照和扶助等，实现民生主义，达到民有、民治、民享，这是孙中山所提出来的建设中国的伟大理想。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后来中国人却不争气，新建立的民国政府依然是专制、内乱和灾难渊薮。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经验启示是：革命未必能救得了中国，革命派如果实力不够，革命就会造成全国性的动乱；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实践，说明当时国民对于民主政治的认同和共识，后来不能保住这个共和国社会，说明国民的素养还很低下，不具备共和国民的条件，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太深以及国民对于开明专制具有太多的幻想。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传入中国，近代中国发展的主流方向就是走向现代化，尽管这种现代化的步伐是十分缓慢的，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尤其是守旧的人和守旧的文化严重地阻碍了这种进程。但是晚清七十年的历史表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以及文化教育的现代化，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中国社会的大势所趋，是近代中国时代发展的潮流，而辛亥革命的历史却完完全全地改变了这一历史方向。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又一次重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但是，历史总是那样让人感到难以预测，接着发生的两件世界大事又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走向。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二是日本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两件大事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原来史学界给它定的“假维新”、“伪变法”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预备立宪并不是一场骗局。参见林增平、肖致治等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第181、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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