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依托其孕育、衍生、升华、传播、内化的社会生态系统；而随着市场决定性机制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源流性”与“表象性”矛盾、孕育传播质的复杂化、个人意识泛化、社会心理弱化、公民市场心态的无序化等实践性生态，衍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境之困、机制梗阻、意识散化等问题，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成效。因此，必须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野，优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生态，建构“客体—主体”共赢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逻辑生态，以破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瓶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逻辑矛盾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5.0004
党的十八大强调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基本要求[1]，进一步明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任务。但我们必须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研究成果闪耀的背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然面临瓶颈问题的挑战。究其原因，学术界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客体”，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研究的结构限制了该研究的实效性。因此，笔者试从社会生态逻辑矛盾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客体互动共赢问题，冀希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所助益。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逻辑的基本内涵
社会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生态的适宜性与排斥性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具有直接联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会生态具有必然的关联性。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的概念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该理论强调人与社会系统各要素在环境中相互作用，并对人类社会行为具有重大影响，包括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三个系统的相互作用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微观系统中的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互动，是评估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纳入社会生态视域思考，有助于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有助于“社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生性因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生态系统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及其所处的社会系统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行为程度的诸要素总和。
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内涵，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界定。从宏观方面讲，包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的宏观时空因素，具体包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背景、国外传播环境、国内传播环境等；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大众化，又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外的大众化，二者可以互相促进。从中观层面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的微观社会运行机制，包括经济运行机制、政治运行机制、文化运行机制、生态环境机制等。从微观层面上讲，包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的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思想意识、社会意识等。其既要面临国外受众群体，又要面对国内受众群体；同时要面对不同年龄、不同工作性质、不同文化背景等的群体。因此，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内大众化的逻辑基点，又要拓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外传播途径；既要關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众对象的整体性，又要兼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众对象的个体性；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的逻辑衔接与效应双赢等。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的逻辑结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涵盖和衍生了客体—介体—主体的逻辑层次，建构了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互动双赢的逻辑架构。
1.宏观社会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基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宏观社会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的第一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必须面对其理论传播的宏观环境，包括理论传播的宏观社会环境、宏观社会时空、宏观观念载体、宏观传播载体等因素。这些因素是主观层面难以解决的实践客体因素，虽不能直接决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行为，却能够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效应，其既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平台，又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宏观导向责任。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衍生的起点必然立足于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逻辑衍生的历史趋向。
2.中观社会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内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观社会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介体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的第二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的逻辑内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以及理论接受的程度，而这两种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观社会生态因素。其重点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与传播的制度运行机制，涵盖了社会运行的经济机制、政治机制、文化机制、生态机制等以及其互相作用的循环形态。这种因素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双重特性，其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土壤，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直接介质。国内外社会制度运行机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发展的制度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是制度完善发展的重要指南和载体，二者互为作用，在制度运行机制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深化完善制度运行机制。因此，具体社会制度运行机制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直接的现实联系，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内核。
（三）微观社会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目标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微观社会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的第三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目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应如何，最终取决于其受众对象的接受程度，再完美的制度与理论最终还是取决于社会公民的接受程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样也不能脱离其独特的对象群体，最终依赖这个群体的认知水平接受水平，其主要包括公民的社会心态、道德意识、文化水平、生活习惯、社会意识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如何，最终依靠与这些问题的衔接程度，如果能更好地衔接公民社会心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能真正实现。否则，绕过公民社会心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公民个性生态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直接的指向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目标。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的逻辑矛盾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时空环境、机制运行、人文困惑之间蕴含了一定的矛盾，这些矛盾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境困惑
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源流性矛盾凸显。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种种问题的过程中诞生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对未来社会制度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目标，时代的批判性与未来的理想性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魅力的基本根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与信任的重要根源。但当前时代特征却给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严重挑战，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国外空间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重重挑战，对于那些不谙马克思主义理论真谛的社会人形成了种种困惑与质疑，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严重障碍，许多新的时代课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预测产生种种矛盾。如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无限性、国外社会主义思潮的多样性、转型国家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是难以预测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从理论逻辑方面预测社会发展，但不可能预测社会实践的种种具体问题与矛盾，而这些具体的矛盾与问题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主体。因此，国外社会制度实践问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探索的表象性矛盾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困惑。
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表象性矛盾突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发展突破，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制度预测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但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国内生成因素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给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带来一定的困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是陷入了发展的瓶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创新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表象性矛盾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在中国元素中植入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理论进程，这种进程的实践性必然会造成与马克思主义的表面化矛盾，这种表面化的矛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障碍层次，因为大众感受的马克思主义大多是从表层思考的，系统深入思考的马克思主义的受众群体具有局限性。另一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性实践内蕴了难以破解的矛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程是以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为主题的，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建构了与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表层现象，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等，尤其是在我们的改革问题处在摸索阶段之时，其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众多的表象性问题，尤其是当今国民所面临的这些浅层矛盾，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身带来的表象性矛盾，也造成了大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质疑，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的进程，因为公民所希望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而当代中国表象性问题恰恰掩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制度传播质呈现复杂化
中国独特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变迁路径，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模式，独特的改革路径与改革开放格局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成就，但同时也蕴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矛盾，实践运行机制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严重挑战。
1.制度实践特色探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合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经典社会主义发展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开始探索的，其最核心的因素是运用改革开放的基本手段，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引入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框架中，从而建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解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发展的瓶颈，并在其经济基础模式之上建构了与其适应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模式，这种制度运行机制从理论层次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其表层运行机制却展现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形态。
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坚决反对市场经济的，理论界曾有人称马克思为“反市场”的学派；很显然建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运行机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产生异同性。尽管当代中国社会制度模式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制度形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这种实践形态的浅层状态往往暴露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必然会影响社会受众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程度，影响了大众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这种理论困惑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进程。
2.制度模式建构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维度的特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基本维度，在这个基本维度的主导下，探索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建构。
其一是理论模式建构。在经济运行方式方面，我们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在经济运行模式的基础上建构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社会模式等；从理论形态设计来看，这种发展思路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突破。
其二是实践模式建构。在实践模式建构方面，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可循，不可避免地借鉴和选择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基本思路，符合探索的特性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路径。但在实践探索方面，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借鉴与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发生了矛盾，这种借鉴模式不仅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架构发生了冲突，冲击了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价值观、利益观等，最终激化了传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濟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运行机制尚存在很大的有待探索与完善的空间。
其三是制度模式建构的改革路径。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建构是通过改革开放的基本手段完成的，但独特的改革路径也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矛盾。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径特点是渐进式改革，沿着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的基本路径运行，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探索中改革，在改革中不断探索。这种渐进式改革路径必然会形成各种问题，探索式的改革思路也必然会使改革产生问题，这也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道路，因为社会主义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具有冒险性、探索性。但改革初期的这种特点是中国改革产生问题的必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改革的系统性、科学性。
总之，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以及本国国情的特殊性、制度运行的规律性等，这种模式内在包含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弈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楔入点，在客观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从而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复杂性。
3.制度实践机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问题性。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运行机制衍生的社会问题为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问题的聚集影响了社会公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态，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受众范围。
首先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蕴矛盾。“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就存在着两条清楚的思想路线。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市场的路线，另一条是与市场妥协的路线[2]，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内质上存在冲突。社会主义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标，是重“公”而批“私”的社会形态；而市场经济则是以利润为导向，以少数人或投资者集团等为目标的资源配置手段；社会主义追求倾向于共同富裕的社会公平机制，而市场经济追求则倾向于优胜劣汰的市场公平机制；这种制度性质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特性之间天然存在一定矛盾，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必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在探索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进程中，必须实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合理融合，或者说赋予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性质，藉此以完善市场经济模式。但由于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存在经验不足、摸索时间较短等问题，这种制度的融合性尚未达到完美状态，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理论的内质性与实践的探索性矛盾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
其次是市场经济的内化生成机制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经典社会主义的根本路径，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鉴于世界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我们不可避免地把借鉴市场经济体制的目光投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探索市场经济的基本经验，这符合初步认知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完善经济基础的必由之路。但对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制度基础、社会基础、民众接受力等方面的理论了解并不充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否能够融合问题更是处于探索阶段，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内生机制基础问题则处于相对薄弱阶段。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必然会经历一段比较尖锐的磨合期，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生机制成熟的背景决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可行性，也会影响我国政治、文化、社会等综合融合的基本形态。事实证明，借鉴西方使得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并最终内生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进而促进了特色经济体制的形成，但同时也衍生了市场经济内生机制的种种矛盾与问题。这种浅层的融合理论悖论与实践矛盾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空虚架构与虚拟化、理想化的特征，社会人在“经济人”的矛盾怪圈中潜意识存在抵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德倾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传播囚禁在理想研究的书院式空间，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
最后是制度实践问题的客观性态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蕴的矛盾性致使二者的融合问题客观衍生。社会主义是一种涵盖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制度形态，而市场经济仅仅是资源配置手段的一种经济形态，很显然二者的融合视角必然要从经济入手，这符合社会制度运行的基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采取了这种发展之道。但也正是这种发展之道客观上蕴含了问题矛盾的必然性，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民众心理机制等的综合社会形态，但这种建构过程必然需要一定的时空结构逻辑转换，否则绝对不可能形成一种完美的社会制度，问题的存在就必然成了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正是耦合了这种路径变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不仅仅给中国社会带来经济机制的变迁，同时也随之诞生了适应市场机制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这种制度运行机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实实践加剧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诞生了诸如拜金主义、贪污腐败、司法不公、环保问题、经济外部性等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困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更折射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矛盾，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加了严重障碍。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意识窘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确立与完善，市场经济主导的客观社会体制模式的基本形成，使得市场化的社会发展态势基本定型。这种社会状态必然要求与社会体制一致的社会人因素，但社会人也必然在一定时空内产生与社会相矛盾的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逃脱社会发展的逻辑困惑，其社会意识也会存在发展之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个人意识社会心理泛化。
市场经济以追求利润为导向的机制倾向内在契合了社会人追求利益的习性，激励社会人为利益而施展全部力量拼搏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所谓的“经济人”的自我特性，这种特点充分激发了个人的能动性、主动性，最大限度地去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本质上也激发了人性深处的自我本能，从而形成社会人为之奋发向上的社会状态。但市场经济的这种特点具有“双刃剑”式的两面性，这种极大的趋利性往往强化了个人自我的特性而忽视了社会他人的社会心理，加剧了社会意识与个人意识的矛盾，这也是个人主义盛行的主要原因。一旦这种经济领域的个体性扩散于其他社会领域，就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有可能导致个人主义泛化的社会状态，若对其缺乏规则制度的制约就可能带来难以破解的社会问题。这种个性泛化的社會心理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化心理之间存在必然的矛盾，从而影响和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进而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建构的过程中，同样难以避免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进程中，社会领域也出现了个人主义社会心理泛化的状态，社会人的自我特性充分发挥，社会人的个体性被激发出来，但同时也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等衍生了个人主义问题，在与我国社会因素结合再生的过程中，个人主义倾向日趋强化，从而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也逐渐强化，加剧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理念产生了一定冲突，以致阻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2.公义导向的社会心理弱化。
普列汉诺夫将社会心理看作是联系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两者的中介理论[3]，传统中国与西方欧美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传承与文化根脉，马克思主义追求多数人的社会公义理念与我国的社会公众心理基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契合性。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探索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对外开放范围的拓展，以及经济变更而形成了各種体制变革，国外种种社会思潮也随之进入我国，其中的西方价值观与我国传统价值观在彼此碰撞中易于发生冲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带来一定困难。
从历史来看，东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传统，中国国民自古以“重义”和“重公”为文化主线，西方国民自古以来以“重私”和“重利”为其民族特色和民族个性，这种具有对立性的民主主义价值观造就了我国公民与西方公民不同的价值心态，在历史变迁中也沿袭了不同的历史轨迹，展现出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型。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核心价值观伴随市场因素不断被引入我国，从而影响了我国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博弈过程中衍生了种种问题和矛盾。更有甚者，东西价值观的博弈往往会掺杂一些封建主义的因素，从而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全，市场经济与封建主义博弈诞生了畸形的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社会心态截然不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最终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
3.公民市场心态的无序化。
社会的发展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制度规则的健全，更在于遵守社会制度规则的公民状况，而积极健康的公民社会心态则成为公民意识水平的重要制约因素。但公民社会心态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进程，在成熟的公民心态形成之前，必然会出现种种社会心理问题进而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也必然会对社会意识形态传播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的过程中，围绕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主导的各种规章制度日趋健全和完善，但同时也存在制度规则甚至法律无视的对象、领域等现象，因而导致了我国社会发展出现了系列问题，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行性。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公民市场心态与我国社会发展程度不匹配，进而引发了其他领域的问题，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进程。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已经建立并日趋完善，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政治文化、社会规则等也基本形成，但当前我国社会变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公民社会及公民心态并未完全具备，即公民如何应对市场、如何适应市场、如何提升市场素质等问题困扰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如何让公民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适应市场社会，最终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逻辑矛盾的破解进路
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生态之困，必须拓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思考域，建构理性的制度环境，培育成熟理性的公民市场社会心态，才从根本上破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困境。
（一）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共赢”视野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正视其所处的社会时空环境，拓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空视野，在宏观宽泛的社会视域中形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合力机制。
1.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国际化视野的功能。
意识形态的传播必然会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生态的制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当代中国的大众化，从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国际视域，这种与传播视域背离的大众化观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际效果。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拥有西方社会发展的哲学社会学等社会基础，其理论来源与理论指向具有很强的西方性。但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研究却是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其面向的是我国社会问题与我国公民受众群体。实际上，当今世界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增强，很多问题均具有国际化的特性，这种国际化的社会状态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与效果，这就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思考视域拓展到国际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国际受众与国内受众之衔接，以国际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拓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视域。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其既蕴含了国家社会的理论经验，又包括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是国际化社会背景的历史结晶，其理论逻辑核心离不开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与实践，但时代特征必然要求中国化理论的国际化，才能真正建构符合中国发展的社会理论。因此，实现马克思主大众化必然要求把思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纳入国际视野进行思考，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国际理论探源、理论追溯、理论宣传、理论借鉴等，以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
（二）优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介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运行形态日趋完善，但社会转型期问题的产生也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载体层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社会矛盾与冲突与社会意识形态传播产生了矛盾，必然要求我们优化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介体。
1.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基本思路。
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坚持社会主义与发展市场经济统一的基本思路，这种改革导向从经济基础方面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科学地处理社会主义性质与经济的关系，导致了二者间矛盾问题的出现，引发了诸如道德滑坡、医疗、养老等社会问题。但我们又必须承认，当前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是发展主流中产生的必然问题，这种问题并不能影响社会主义的发展主流方向，只有不断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机制，才能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在实践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促使社会人自觉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只要这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才能彻底实现。
2.坚持经济改革为突破的系统改革思路。
中国社会问题化的基本动因是与中国改革路径与改革特点密切相关的。中国改革的市场化导向必然引发传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并因此引发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冲突问题；中国改革与开放结合的外向型基本结构，必然导致国外借鉴与国内消化吸收之间的矛盾激化，在理性接受和吸收国外机制以前，问题必然处于难以解决的困境；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点也决定了当前矛盾尖锐积聚的特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逐渐突破的路径，致使中国改革必然会出现社会结构兼容度不强的矛盾，从而引发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出现；中国改革的探索性特点，决定了中国改革进程中必然会遭遇挫折并引发社会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让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疑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对接、与中国社会深层次的融合问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在当前改革问题矛盾尖锐积累的困惑期，必然还要坚持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入手破解改革困境，推进系统化、结构性改革，整体推进、整体攻坚，不仅需要大勇气，还需要大智慧；在理性与知性的共同配合下，拓展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思路，破解社会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实践支撑和民众信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坚实的实践支撑。
3.坚持以社会形态建构为突破口的理性选择。
合理的社会结构形态是社会理论普及的基本实践平台，理性的社会形态是理论孕育与理论传播的基本载体。因此，破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必然涉及到社会形态的建构问题。从根本上讲，当前我国社会形态建构方面具有如下特征，整体社会结构建构态势既定，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方向的社会结构基本确定，但尚存如下几种矛盾：一是社会因素之间尚存在一定矛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微观运行机制之间尚不完善，互动多赢的效果受到局限，甚至还存在互相扯皮制约等现象，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结构问题的建构；二是整体社会结构形态尚不稳定，由于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和收入分配政策的实践探索不足，当前尚存在着两极分化、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中国社会结构尚处于两头大中间小的不合理结构，所以逐步扩大中产阶层建构中间大两头下的理性社会结构尚需努力；社会形态心理支撑尚不完善，良好的社会结构不仅需要社会制度的制约，根本上还需要良好的社会心理因素制约，当前我国社会结构中物质性的因素远远大于精神性的因素，社会结构支撑的理性因素尚不完善，这样在国家遭遇困境问题之际容易动摇社会结构的根基，给社会稳定带来威胁。因此，社会结构存在的不合理问题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必须建构科学理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會结构形态，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性状态。
（三）培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态
我国公民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由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二元文化体系构成，这种独特的社会公民层次孕育了不同的公民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的复杂性加剧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艰巨性。
1.厘清受众对象的层次性。某种理论或价值观又需要首先获得社会意识权威形象的地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和形式，使之成为不可争议也不容争议的命题，并且仿佛已成为社会共识和不容置疑的常识。换言之，就是要首先获得“社会接受”的表象[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质上要求我国大多数公民理解并把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因此，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国内公民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人文前提。从国外来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前提主要指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外群体，这个群体接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要依靠中国媒体的国外传播；从国内来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我国公民地域分布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不仅体现在居住领域，更体现在不同社会领域公民所具有的多种不同质的属性上。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对象就是广大农民阶层，如果忽视了对广大农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会陷入很大局限性或效用微弱等困境。从人的个性特征来看，不同群体的社会人因其不同的个性属性和社会属性也具有了不同理论诉求，如学生群体、职工群体、公务员群体、社区老人群体等，具有复杂性；从大众化执行体来看，具有不同的执行特征，如家庭、学校、社区、工作单位等。总之，厘清受众对象的层次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要求，针对不同的单位采用不同的办法、路径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的要求。
2.建构常态化的公民市场心态。当代中国公民所面临的是一个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背景，公民所处的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而凸显了市场社会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的接受机制必然受到市场选择的制约，我国的传统文化观念、社会主义观念以及市场社会的现实都决定了我国公民社会心态的建构问题，只有建构了与市场社会契合的市场社会心态，公民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从而也更更好地感受社会发展的优越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和可接受性。为此，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中国公民的具体情况、中国文化的具体情况，建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公民心态，适应市场社会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层次对接，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四、结语
第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双重视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要面对国内的理论实现问题，同时也要面对国外的理论突破问题，国内理论大众化是主体，国外理论大众化是延伸与拓展，二者共同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结构。第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态系统存在困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在的逻辑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等三个基本层次，这就要求我们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破解其存在的社会生态之困、机制运行之困、人文心理之困等。第三，不断破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难题。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特点，探索国际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建构合理化的制度运行机制和常态化公民市场心态，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作者：徐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