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在延安窑洞中，毛泽东同志写下了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两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成果，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思想方法，至今熠熠生辉。
一、“两论”的诞生背景
“两论”是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时所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部分章节，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实践背景、思想背景和理论背景。
应对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是“两论”诞生的实践背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和我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各种社会矛盾交错，斗争形势十分复杂。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的领导阶级和同盟军、革命的斗争形式和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哲学高度作出回答。正如毛泽东在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是“两论”诞生的思想背景。从党成立到1937年的16年间，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也经历了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内存在的“左”右倾的错误路线，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给蓬勃兴起的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和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对于党内的严重错误，遵义会议后，我们党从政治上军事上进行了深刻总结，但还必须从哲学高度进行反思。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是“两论”诞生的理论背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是“两论”的根本理论源泉，毛泽东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是精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从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宣言》，到大革命时期的《国家与革命》；从长征途中的《反杜林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到延安时期的《资本论》《列宁选集》《理论与策略》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马列著作并写下了数以万计的心得、札记和批注。二是认真研读30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包括《辩证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三是学习我党早期哲学理论。包括艾思奇1934年写的《大众哲学》和李达1935年写的《社会学大纲》等等。此外，中国传统哲学也是“两论”的思想来源。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包括知行观、发展观等等，也在“两论”中得以批判继承和发展。
二、“两论”的精神实质
“两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就是“两论”的精神实质。这一实质使它显著区别于其他经典著作，使它具有广泛的实践指导意义。
第一，“两论”阐释了“认识论”问题。“两论”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扛鼎之作，首先在于它论述的是如何认识世界、如何使我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相统一的大问题。《实践論》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矛盾论》也不是一般性地讲辩证法的核心问题，而是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来解决认识问题。例如：讲到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时，毛泽东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讲到“主要的矛盾”问题时，毛泽东强调：“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两论”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毛泽东思想的源泉，“两论”处处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坚持。《实践论》开篇语就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其后，在讲到认识来源、认识动力、检验认识的标准等诸多问题时，毛泽东同志的表述方式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矛盾论》开篇就引用列宁的论述：“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其后，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思想，对如何通过矛盾分析深化认识展开全面论述。从表述看，“两论”大量直接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语录；从本质看，“两论”是全面彻底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第三，“两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汲取营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但都没有写过系统完整的认识论著作。“两论”则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系统完整地阐释了唯物辩证的认识论思想。二是针对中国革命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两论”致力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充分体现了对中国革命的现实思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主要针对的是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两论”不仅是哲学理论，也是实践智慧。三是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气派。“两论”中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故、格言和谚语，如《矛盾论》用《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变人的故事来论述矛盾的互相转化，用《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先败后胜实例来说明人们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把握事物及其发展过程，“两论”以中国元素形象生动地解析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两论”的当代价值
总书记提倡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他列出的“需要反复精读”的毛泽东著作篇目，首先是“两论”。经历80年风雨沧桑，“两论”依然放射着璀璨的哲学光芒。
第一，“两论”是提升认知素养的哲学基础。无论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还是处理好我们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具体事物，都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两论”从认识论高度，为我们思维方式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滋养。总书记强调：“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更好地指导实践。”对广大党员而言，党章规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最根本的思维方式。认真研读“两论”有助于从根本上理解为什么要一切从实践出发、要研究事物本质的规定性、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从而真正把党的思想路线内化为全党的思想方法。
第二，“两论”是激发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的伟大斗争，呼唤新的思想理论。1960年，毛泽东同志讲：“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两论”为我们树立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新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光辉榜样。全党同志，无论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无论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应勇于担当理论创新的责任，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而指导新的伟大斗争。
第三，“两论”是宣传教育的成功典范。成功的宣传教育不仅依赖于理论思想的科学性，还必须有易于人所接受的语言载体。“两论”充分考虑到受众的理论基础、思维习惯和所思所想，把深邃的理论用通俗易懂、新鲜活泼的语言加以阐释，具有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学习并自觉运用“两论”的语言风格，将使宣传教育更贴近人心，更易于入脑入心。
（作者系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教授）朴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