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华（台州学院人文学院）
基金项目：台州学院2013年校级课堂教学改革项目“‘中国古代文学史’师生角色互换教学模式初探——以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为例”成果。
著名学者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袁编《文学史》）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年出版的文学史教材，2005年又进行了修订，出版了第二版。这部教材被教育部指定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成为当下大陆高校最通行的文学史教材，其作用和影响勿庸置疑。这部教材出版至今已有15个年头，赞扬声有之，质疑声有之，对其进行研究的相关研究论文也有30余篇。为促进文学史教材的不断更新和提高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质量，有必要对有关这部教材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反思。
一 袁编《文学史》的优势
参加撰写袁编《文学史》的学者近30人，可以说此书是成于众人之手。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编写体例，则是这一写作方式能够取得成功的法宝。袁编《文学史》在指导思想、编写宗旨和体例方面皆有其优势，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肯定。
以文学为本位，辅以史学思维和文化学视角，这是袁编《文学史》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在每一编的“绪论”中得以集中体现。郭英德认为，该书编写者在撰写绪论时会特意选取一定历史时期中文化与文学密切相关的若干特征加以论述，深隐地显示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着重选取一定历史时期文学观念、文学活动的一些突出特点，详加描述，聚焦地突出在文学史中文学自身的本体地位；这种文学史的写作格局，无疑有着昭示未来的典范意义。林东海认为，该教材能将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将其他社会科学作为影响文学发展的外部条件加以参照，写法上以文学为主体，着重阐明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能紧紧围绕文学创作来阐述文学的发展进程，批评与鉴赏只作为影响创作的因素加以说明，不作为主体对象；能始终抓住文学主流，即主要流派、主要作家、主要问题、主要论点，构成主旋律，而将次要部分从略介绍。有的研究者还将其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相比对，认为它在指导思想上克服了文学史研究中“左”的思想倾向。
守正出新是袁编《文学史》的编写宗旨。研究者认为，这部教材在尽力准确地介绍文学史基本知识，讲述那些基本的、已成定论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史实、文学现象的同时，又充分汲取和总结新的研究成果，将学生带入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前沿，而且在叙述文学现象、评论作家作品及风格流派时，观点平实稳妥．科学性很强，在守正出新这一点上做得令人满意。也有研究者认为，袁编《文学史》采用了在传统中求新求变的写作策略，以沿袭与创新的互动推进文学史写作的变革，这正是守正出新编写宗旨的体现。一些研究者则着重分析了袁编文学史的“出新”，认为这部教材对每一期段文学发展的描述，注重横向、纵向和以点带面的结合，能在文化大背景中把握作家创作或文学现象，能恰当运用新的方法与理论来分析、解说、阐释文学作品及作家的创作特点，并能客观公正准确地为作者定位，对文艺思潮、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的表述更趋科学准确。
袁编《文学史》的编写体例是研究者关注的又一个焦点。多数研究者认为，跟以前的文学史著作相比，该书在编写体例上有不少亮点。第一，此书每一编都设有绪论，全书还有一个总绪论，可领起全书或全编。这样设计便于编写者深入阐述文学史的理论问题。第二，每一章节前均设有小标题，钩玄提要，将本节的主要内容一一点明，条分缕析，简明扼要，可以引导学生尽快掌握本节的知识点，对教师讲授也颇有启示作用。第三，每章后面都附有详细的注释，征引丰富的古文献资料，有很多注释是考据性论文的缩写，为读者进一步钻研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和线索，充分体现了规范性、知识性与前沿性的结合。第四，每卷后附有文学史年表，能收到纲举目张的效果，便于师生了解文学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了解作家行踪及其创作。第五，每卷后附有研修书目，开列了重要书籍及其良好版本，有很强的专业针对性，对拓展读者的学术视野、重视原典阅读和开启学习门径大有裨益，也为教师备课和学生研修提供了方便。这种把总绪论、绪论、提要式标题、注释、文学史年表、研修书目融合在一起的编写体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同时又具有较严谨的学术成分。
除了编写体例新颖外，袁编《文学史》还提出了不少新概念和新见解。最引人关注的便是文学史按“三古七段”分期的提法。研究者认为，这部文学史一改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文学史以朝代的更迭作为分期的习惯，而采用“三古七段双视角”的分法，正反映了以文学为主体的观念，承认文学发展与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对不平衡性，而在实际操作中仍保留朝代分期，这是一个新的尝试，也是比较符合文学史实际的。这部文学史对于以往文学史某些习用概念，如“新乐府运动”、“古文运动”“山水诗派”“边塞诗派”之类，不再人云亦云，而代之以“静逸明秀之美”“清刚劲健之美”“慷慨奇伟之美”等新的提法，既新鲜，又更符合文学本位的宗旨。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优势，袁编《文学史》被学者称赞为“近二十年来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最为突出的一种”，“达到了当前集体编写文学史的最高水平”“将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和高校文科教学中产生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二 袁编《文学史》的缺陷
袁编《文学史》在迅速占领高校文学史教材市场后，质疑声也随之不断，有时他人限中的优势又成了别人眼中的缺陷。质疑声中，以翁其斌、李定广的《“守正出新”兑现了吗——对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之学理批评》和黄钧的书评《试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二版）》这两篇文章最为激烈。
翁其斌、李定广一文批评袁编《文学史》，是以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和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参照物的。在对比之下，该文认为郭编《文学史》和章编《文学史》力求突破和创新的目标比较具体，其成效也比较明显，而袁编《文学史》提出的目标不及这两部明显，所以落实效果也似乎不及这两部，至少在编写体例、内容增补和论述分析这三个方面有所欠缺。该文认为，袁编《文学史》体例欠严谨，不像郭编《文学史》在章节设计与编排上遵循“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为纬”这样明确的、统～的标准，随意性较大，显得凌乱，不利于教学。该文又说，袁编《文学史》在内容增补上也欠合理，尤其是用大篇幅增补对宋代作家四六文的叙述，而忽视宋代作家的散文名篇，是以劣汰优，在增补古代小说在国外的影响这些内容时又忽略了其他文体，造成明显的顾此失彼。该文还认为，袁编《文学史》在概括性论述和对作品的分析方面，比如对沈侩期的作品、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汤显祖的《牡丹亭》的分析以及对晚唐诗歌的一些概括性论述，其水平和深度往往不及章编《文学史》和郭编《文学史》。
黄钧《试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二版）》一文并未正发表，而是公开刊登在他的博客上。全文洋洋洒洒，近2万字。该文批评了有关方面利用公权力推广袁编《文学史》的做法，不同意袁编《文学史》是“近二十年来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最为突出的一种”的说法，认为袁编《文学史》可称得上是“第一流的文学史”却非“第一流的教材”，因为作为专业基础课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必须强调诸如基础性、知识性、共同性、实用性和可读性等这样一些基本原则，而袁编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它忽略了对古代各类文体及其渊源的叙述和介绍；第二，忽视对古代作家生平的叙述介绍；第三，用个人观点取代共识；第四，文风不符合教材要求。关于后面两点，黄钧与另外一些研究者的意见针锋相对。在称赞者的眼里，对于盛唐诗人，不从取材之异而从作品的美学效应分类，把他们区分为创造出“静逸明秀之美”“清刚劲健之美”“慷慨奇伟之美”等三派，是致力于突显意象类型和美学风格，而在黄钧看来，这些都是含糊不清的概念，是以个人观点取代共识的表现。在称赞者的眼里，袁编《文学史》虽出于众手，表述风格却基本一贯，行文有严谨清畅、细腻雅丽之美，文字简洁流畅，相当部分写得很有文采，确能体现文学研究本身的艺术思维和审美意味，而在黄钧看来，袁编忽略基础知识，论证不够落实、重论轻史，刻意求新求深，使用的概念不够准确和科学，个别章节甚至有点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的色彩，完全脱离教学，根本不考虑学生能否接受。黄钧认为，作为一部严格的专业基础课教材，必须将错误减少到最小程度，尽可能不犯知识性、常识性和原则性错误。在他看来，袁编《文学史》在这方面做得也不够好，故书评的第二部分他用详尽的材料和严谨的分析指出了袁编《文学史》17处明显的错误，以及文学史年表中存在的明显错漏。
此外，有的研究者以袁编《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这部分为例，通过对其章目的编排和论述的层次分析，认为这部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条理性欠明确，很多章节的编排无法体现编者的史论观点，其论述的逻辑层次还需推敲，使得它的经典性被削弱。
三 袁编《文学史》值得商榷和有待改进的地方
袁编《文学史》所引起的反响，在激烈的批评声外，还有一些比较温和的声音。不少研究者以商榷的口吻，有的对袁编《文学史》所存在的错误予以道明，有的对该教材提出需要改进、完善的具体意见。
一些研究者结合文学史上某些具体的问题，对袁编《文学史》的相关论述提出了质疑。王万岭在详细讨论《西厢记》“角门”与“跳墙”这个富有内涵的问题之后，指出“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元代文学》认为王实甫有意识通过张生忘记围墙上有‘角门儿’，从而达到刻画张生‘鲁莽迂痴的性格’的目的，这完全是对王实甫《西厢记》的曲解，也极大地减损了张生形象的光彩。”随后，他又发表《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对戏曲形成的论述存在问题》一文，认为袁编《文学史》的论述混淆“戏剧”与“戏曲”的种属概念关系，误以种概念“戏剧”代称属概念“戏曲”，还直接用“宋代院本”概述宋代所有与戏剧表演有关的各种伎艺，会给读者形成院本产生于宋代的错误认识，使用“唐代变文、说唱诸宫调”的表述语句，会让读者产生唐代就已经出现“说唱诸官调”的错觉，文中“宋金对峙，南北阻隔，便出现了杂剧和南戏两种类型……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臻于成熟”这样的表述颠倒了杂剧和南戏产生的地理位置，错误性质较严重。袁编《文学史》认为徐铉入宋后文章多用骈体，风格浮艳，而有学者通过数据统计，认为徐铉入宋后文章崇理尚实，用典妥帖，语句典雅厚重，有宏博雅致之感，以“浮艳”斥之，似乎不公。袁编《文学史》认为明代话本小说创作冲破了程朱理学樊篱，但有学者通过分析“三言”，得出了明代活本小说更多地受到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并未跳出理学樊篱的结论。
一些研究者善于从细微处人手，发现袁编《文学史》所存在的明显错误或问题。有的学者针对袁编《文学史》第一卷12处的语句表述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有的学者指出袁编《文学史》第一、二卷存在4处引文讹误或欠妥，2处叙述前后不一，3处用字或标点明显错误；有的学者则从袁编《文学史》后面附录的注释与研修书目中找到问题，认为袁编《文学史》第三卷第五编第三章中关于苏舜钦的一则注释有多处明显疏误，甚至弄错历史纪年，研修书目也存在选本不善、表述不清、著录粗疏、排校错误、入选书籍时代分布不均衡、基本的研究著作缺失等问题。
还有一些研究者对袁编《文学史》提出了改进意见，以期使其更加完善，切实担负起通用教材的重任。首先是内容的增补与修改。例如，第一编先秦文学《诗经》部分比起过去的文学史著作并未增添什么新内容，看不出新成果的积累，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缺少《文选》与《玉台新咏》两书的专节，第五编宋代文学关于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多浮泛之论，且在具体章节的论述中未能深入，对周邦彦在唐宋词史上的重要贡献、地位论述也不够充分、明确。又如，在文学史年表中，涉及某位作家在某个时期的创作时，应该举出这位作家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编写者偶有处理不当之处，即漏掉了重要代表作品，而举出了没有多大影响的作品。再如，袁编《文学史》缺少各类文体的特点及其渊源的介绍，古代作家生平及思想情况的介绍也过于简单。这些都有待于增补或修改。其次是修正错误以及增强表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比如，袁编《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部分，刘勰也是齐梁时的作家，却只冠以“梁”；范哗的朝代有时写作“（南朝宋）”，有时又写作“（南朝）宋”；绪论“在标举第一流的诗人这方面，萧统的眼光并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视的优秀诗人（如陶渊明、鲍照）这方面，他却有极高的眼光”，表述含糊，自相矛盾。该教材在体例统一规范、概念表述、文献引用及校勘方面应进一步加强。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袁编《文学史》凭借其优势在促进高校文学史课程教学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无论是赞扬之声，还是质疑之声，都说明袁编《文学史》引领了一个重新审视和重新撰写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新潮流。自它出版以后，古代文学史家都努力在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更新自己的观点，对以往的文学史旧著进行反思和修正，涌现了一批较为优秀的文学史新著，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马积高、黄钧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史家们在互相批评和互相借鉴中逐步形成各自比较成熟的文学史理论体系和文学史编撰体例。袁编《文学史》通过注释等方式把学术界的前沿成果吸纳到高校教材中来，这一创新形式也促使文学史编写者不得不紧跟学术研究的趋向，极大地增强了教材的学术性。当然，袁编《文学史》的缺陷和错误，我们也不能不正视。研究者在这个方面已经揭示了不少，包括意见内容的安排和增补所建议的很多都富有建设性，笔者希望袁编《文学史》在第三次修订时，能够审视和吸取研究者们的意见和建议，打造一部更为经典的文学史教材。
同时，学者们对袁编《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提供了稳步推进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启示价值。要成就一部经典的文学史著作和教材，应该努力遵循以下几条原则：第一，体例规范与表述准确，由众人事作编著的文学史尤其要注意这一点；第二，以时代演进和文体发展为经，以作家和作品为纬，体现出良好的逻辑层次；第三，处理好个人观点与学者共识，亦即创新与承袭的关系，既不能一味求新，也不能抱残守缺；第四，实用性、学术性、观赏性能够有机统一，不偏不废。总之，一部经典的文学史必须是有史料、有理论、有见识、有脉络，在思想观点和文字表述上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参考文献
[1]文学史写作空间的新拓展——众专家评说高教版《中国文学史》[J]．中国大学教学，2000(12):10-15．
[2]闻一．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研讨会综述[J]．文学遗产，2001(1):11．
[3]李宇林．一部面向新世纪的好教材——简评《中国文学史》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2(1):94．
[4]吴阳．一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史教材——读袁行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0(4):90．
[5]黄钧试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二版）[EB/OL].[2010-2-27]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6b31670100gwg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