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甜佳 (内蒙古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
一梁漱溟先生的“国性”思想
梁漱溟先生曾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先生从家父的遗训中得到的不仅仅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对祖国的忠诚,更是一种对“国性”的深刻理解和传承,同时也是一种创造个人之个性的独到见解。先生所提及的“国性”,是对中国民族文化和精神特征的高度概括,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也就是这个国家人民独特的“生活样法”。在建立国人“国性”的过程中,先生提出了“意欲”的概念,也就是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过着想象的、靠着心灵的生活。在这种社会生活中,国人运用其独到的生活思维和生活智慧,形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个性”和“特征”。有“个性”、有“特征”、有“国性”的文化才是有根的文化,才是能源远流长的文化。 笔者认为,先生讲到的“国性”,从字面意义上来解释,就是中国的特性,而其深层含义也可以从这一简单的字面意义进行深入地挖掘。要具有中国特性,就必然会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带有中国特有的思维和思想精神。“国性”广义上是指个性和特质,是一种经过积淀的独特文化传统。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生活的思维方式,是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和人生哲学的特有范式。对于范式的理解,转用张岱年先生对于概念和范式的理解,范式即一种思想格式。也就是说,“国性”即我国处理社会问题、文化传承等各方面事物的一种独有的、带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格式和处事样法,这是一种无形的,却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精神力量。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将文化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关建,是因为文化虽然看似无形,但实则是最丰富的形式,也具有最深沉的内涵,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精神和“国性”。建立我国大学教学的“国性”,可以将“国性”理解为一种传统、一种特色,这种传统来源于时间的长度和文化的广度。当我们将一所赶学归类为有传统的大学时,那么这所大学一定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具有了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时间的久远和文化的沉积是形成大学传统和特色的两个重要基础。也许读者会质疑,在快速变化的社会,就算经过竞争艰难完成了时间上的积累,也很难实现文化、特色的沉淀。但这也正是笔者关于梁漱溟先生“国性”思想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国性”、传统、特色对于大学来说,不是指某一所大学的办学特色,办学特色只是将大学划分为文科院校、农业院校、师范类院校、理工类院校等不同类别的简单而单一的标准,大学的特色,是应该与“精神”“个性”“理念”“思想”等词眼相关联的。一所大学的硬件设施和现代教学技术的运用算不上它的特色,大学的“国性”、传统、思想和精神才更符合特色这一词的真实本义。
大学的“国性”、传统和特色如此,那么,大学的教学亦是如此。大学是思想和智慧的源点,是启迪智慧、追求梦想、感受幸福的摇篮。在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中,只有大学具有了“国性”,才能使得大学在培养人之性格、丰富人之生命的过程中摆脱短期的、功利性的弊端。也就是说,为了完成大学养成性格、丰富生命之使命,大学教学也要找到根,找到“国性”。“国性”不同于通常意义上所提到的“国学”,也不仅仅是在教学中渗透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俗,更不是狭隘地教授学生传统的“六艺”。大学教学的“国性”,即是梁漱溟先生讲到的“个性”与“特征”,换句话说,就是不同大学所具有的不同的“教学样法”和特质。中国的大学要有中国的“国性”,要有区别于其他国家大学的独特模式和文化,要具有令人仰慕的气质。大学教学要激发新思想的迸发,要倡导学术精神的传承,要推进各种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二 梁漱溟先生的“国性”思想对我国大学教学的启示
1 大学教学需要特质
当下,社会正在加速发生变化,可以说“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化,如果说有什么不变的,那就是变化”。同样,为了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大学也在发生着变化,长此以往处于这种变化之中,大多数的中国大学正在失去自己的特质与个性,从大学中走出来的学子也越来越缺乏定性。甚至有些大学还没来得及形成自己的特性就已经被卷入到来势汹涌的变化浪潮之中了。如今的大学,实在是需要一种特质。而形成大学的独特个性,就需要大学教学形成独特的个性,即使大学教学形成区别于其他大学的特殊“国性”。
诗人马修·阿诺尔德曾用诗歌这种浪漫的文学表达形式来抒发自己对于牛津大学的敬仰之情。寥寥数语,让人洞悉了牛津大学理想、包容、广博的特质。无独有偶,一百多年前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也曾以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特质吸引了像蔡元培、梁漱溟、胡适、蒋梦麟等众多文人雅士。今天,如果我们对于一所大学充满了敬仰和向往之情的话,仍然是因为这所大学的文化气息、这所大学的导师、这所大学的教学充满了令人敬仰的个性和特质。
具有“国性”的大学一定是有历史的大学,历史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但这并不能说有了足够的时间就称其为历史,特别是对于形成大学之“国性”和传统的特质来说。大学的历史,是一部大学教学的历史。在这种“上所施、下所效”的双边活动中,会形成一所大学独有的教学样法、科研思维和学术风格,而这些才是撰写大学人文精神历史的重要素材和充分论据。“一所有校园的大学,并不是所有挂了大学牌子的院子都是大学校园,能够称之为大学校园的院子必须承载大学的内涵。”承载大学内涵的是大学的教学,并不是有老师讲、有学生听就叫大学的教学,要赋予大学教学真正的生命,就要用独特的学术风格和人文精神去培养具有自由思想和人格光辉的个人。
大学教学拥有“国性”,具有特质,也就是说大学教学是一种培养个性的教学、一种个性教育。所谓个性教育,就是“以受教育者的独特性为根据,以教育的独特性为手段和途径,培养受教育者良好个性素质的教育”。如果大学教学所培养出的人才具有了个性,也就是大学的教学具有了个性,大学的教学就是要教人用自由的思想去追逐个性的幸福人生。只有这样,才算是具有“国性”的大学教学,才是大学教学区别于其他各级学校的特质。
2 大学教学需要大师
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教育家梅贻琦讲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讲教育离不开教育典范,离不开大师和一流学者,一个大学没有大师,内涵就会大打折扣。”大学教学要想形成自己的特质,形成区别于除本身之外的其他大学的“国性”,就需要大师级的人物。何谓大师,借用雅斯贝尔斯的比喻:“教育本身就是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大师就是摇动另一颗树的那颗树,就是推动另一朵云的那朵云,就是唤醒另一个灵魂的那个灵魂。大学的教学不应该局限在传授知识的简单层面,大学的教学应该是高层次的教学:施能力提升之教,施精神升华之教。要借助大师的点拨,实现学生的开悟,使培养的人才能够在大学教学中学会科学的思维方式、学会学习与生活的态度,以及敏锐的生活感知力。
大师,不会让学生把明白无误的简单知识带回家,而是把智慧和生活哲学融入学生的个人生活。大学所需要的不再是教书匠,大师是大学教学的一种标志和向往,是学生实现理想的一部分,也可以说大师是大学教学的一种追求。如果说“国性”是找到了大学教学的根,那么大师就是大学教学的丰富养料。根深才能蒂固,有足够的养料才能枝繁叶茂。也许众多大师的思想和学术观点会暂时使你眼花缭乱,一时间找不到方向和归属,但正是这种大师思想光辉的百家争鸣,才能在一次简单的交流或谈话中,使你突然的开悟、顿感豁然开朗。这禅宗似的提点和引导,是简单的课堂教学望尘莫及的。
大学教学需要大师,大师的使命是启迪学生运用智慧、追求智慧。大师通过自身的学术造诣和人格魅力,在学生的思想中形成一种信念,一种求知、探索和幸福的信念。大学教学需要大师,因为大学的大师是大学教学的灵魂。一所大学的灵魂,可能分散和弥漫在大学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位师生身上,像一首舒缓而动人的乐曲无形地流淌在大学之中。而大师就是这首乐曲的主旋律,让人产生思想的共鸣,发自内心地与之发声应和。大师引领你走上生活之路,大师带你领略大学之“大”,教你努力不断地思考,指引你在变化的社会中,去发现永恒不变的真理。领悟真理则需要你付出真正的、长久的思考,而大学教学,就是通过大师教会人们付出长久的思考。
3 大学教学需要生命
如果大学教学有了传统的根——“国性”,大学教学有了灵魂——大师,那么大学教学就会拥有生命。教育就是生活,就是“努力使自己继续不断地生存,这是生活的本性。”教育既然是为了生活,那么教育就应该是具有生命的,教学就应该是灵动的,带有生命力的。然而,现阶段我国的大学教学,却已然成为以教师为主、“满堂灌”和“一言堂”的刻板课堂,大学教学在强调效率和功能的前提下,不分学科和对象,采用了统一的方法和统一的评价标准。这样僵化的大学教学已经脱离了现实,脱离了大学原本的样子,变得“不食人间烟火”,变得死板而没有生命。
大学僵化的教学,使本该灵动和充满思想与激情的学生早已经习惯了老师的耳提面命,一旦脱离了老师的要求和规范,给予他们思想的自由,反而是施加给学生一种无形的束缚,这种他们从没感受和体验过的灵活的教学、有生命的教学,却让他们变得不知所措。教条的大学教学,使大学之大,仅谓大楼之大;使学术之“学”渐渐模糊,徒有追求学术之“术”。这样的大学教学是没有生命的,是无法长久存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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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施锦荣,大儒狂士梁漱溟[U].人物春秋,2013(12):26.
[2]吴勇,大学文化——理想与现实的冲突[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2):2.
[3]吴勇,大学文化——理想与现实的冲突[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2):81.
[4]刘文霞,个性教育的实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64.
[5]刘梦溪,国民教育缺少传统的根[J].专栏,2013(10):22.
[6]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