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家福 张卫红 陈思齐
摘要：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建国以来，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在不同时期招生政策影响下出现较大变化。研究表明，农民子女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在建国初期 “向工农开门”招生政策下，显著提高；在文革时期“政治挂帅”推荐招生政策下，持续攀升；在改革开放初期“分数挂帅”招生政策下，开始恶化；在90年代中期以来高校收费与扩招政策下，渐趋回升。为改善农民子女入学机会不利处境，国家应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诉求，采用弱势补偿原则，变革相关社会与教育政策。
关键词：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均等；社会分层；辈出率
中图分类号：G64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12-12
教育日益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若干年以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就教育问题进行的讨论中，‘平等’已变成一个关键词。”［1］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机会均等”的呼声在国际上逐渐高涨，人们对教育平等的关注转向注重学生家庭、社会、文化背景带来的不公平，更加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关注［2］。农民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其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如何，关乎该阶层社会地位的升迁、阶层间的合理流动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理应受到学界高度关注。然而，目力所及，关于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前期研究成果特别是有较高学术及应用价值的成果可谓凤毛麟角。
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历来是社会各阶层奋力争夺的稀缺资源。农民阶层在这种年复一年的鏖战中能博得几杯羹？入学机会有无变化？为何变化？笔者拟从历史角度，探讨建国60多年来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问题。综观之，学术、政治、经济和权力等要素，都对农民子女入学机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建国后十七年，农民子女入学机会同时受到学术和政治两种要素影响，既强调政治审查，又关注高考成绩；文革期间，完全倒向政治标准，取消高考，采取推荐上大学；改革开放后，高考分数（学术标准）又成为选拔上大学的主要依据；90年代中期后，在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下，家庭经济条件逐步上升为影响上大学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把新中国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历史轨迹，划分为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5）、文革时期（1966-1976）、改革开放初期（1977-1991）和改革开放深化期（1992-2012）五个时期。以下分别予以概述。
一、建国后十七年：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状况显著改善
建国伊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成了新中国的主人。1949-1956年，农民阶级占全国总人口的88?1%，而工人等其他阶级合计不足总数的12%［3］。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我国阶级结构演变为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构成的“两阶级一阶层”结构。中国工农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意味着工农阶层真正实现了政治上翻身。为了实现文化上翻身，国家推行人民大众教育，强调工农子弟接受教育的优先权，并努力培养、壮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高等教育领域，50年代初就确立了“向工农开门”的招生政策，即在高校招生中不仅考察学生的高考成绩（学术标准），也逐步重视其家庭出身和政治标准，排斥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把工农、干部子弟视为同一阶级，实行优先录取（含加分或降分优待）。如此，通过行政力量强行推动，使高校学生中工农子弟（含干部子弟）的比例快速增加。
从入学比例看，1953-1965年，农民子女占全国高校新生总数的比例在快速增长，高达六成以上，从1953年的21?05%，增加到62?14%（1964）；工人子女占高校新生比例总体增长缓慢（<10%）；干部子弟的比例起伏较大，但总体小于5% （见表1）［4］。显然，此阶段农民子女数量在高校新生中占明显优势，入学机会较建国初期显著增加。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由笔者测算得来。参考文献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三十年全国教育统计资料（1949～1978）［G］.1979：85（内部解密资料）；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4.
但从辈出率看，农民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却是最少的。1953-1965年，全国高校农民阶层辈出率的均值仅为0?49，而工人辈出率是其2倍（0?92），干部是其10倍（4?43）。不言而喻，与干部、工人阶层相比，农民辈出率明显偏低，这表明尽管建国后十七年，我国农民辈出率总体上有较大增长，从0?2（1953年）增至0?7（1965年），但入学机会依然处于不利状况（见图1）。
程家福张卫红陈思齐 ：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问题历史研究
从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看，这种教育不公平愈甚。如上海交通大学（见表2），1949-1964年，农民子女占该校新生的平均比例最低，仅为12?6%，干部子女最高（22?4%）,次之是工人子女（19?8%）。［5］75从辈出率看，农民、工人和干部阶层分别为0?17、2?05和34?95。据此推算，工人、干部阶层的辈出率分别是农民的12倍和206倍。可见，上海交通大学农民子女入学机会远远少于干部、工人等其他阶层。与此相似，同期厦门大学中农民子女入学机会也偏少（见表3）［6］。总体看来，农民子女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在快速增长，从22?8%（1950年）增至47?1%（1965年），成为学生队伍的主体，但农民阶层辈出率依然最低（均值为0?45），而 “工”（工人）、 “政”（干部）、“学”（专业技术人员）的辈出率分别为1?5、14?2、14?7，相当于农民的3、32、33倍。由以上两例管中窥豹，在我国重点大学中，干部、知识分子、工人等阶层子女比农民子女拥有更多入学机会，成为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最大受益者。尽管如此，农民子女这一时期入学机会不均等状况仍获得很大改善。如厦门大学农民辈出率从0?3（1952年）增至0?6（1965年），增长了1倍；上海交通大学中农民辈出率从0?04（1950年）增至0?3（1964年），增长了7倍。
资料来源：董美英.教育机会均等视阈下重点高校大学生来源的历史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75.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由笔者测算得来。参考文献见：郑若玲.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以厦门大学为个案.教育研究［J］.2007（3）：48；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4.
建国后十七年，高校招生在学业成绩考试和政治身份考察的双重标准下，农民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总体增长的态势下略有起伏，先赋性的家庭出身和自致性的学业成绩共同决定了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这两种标准的博弈中，政治力量最终取得了优势，体现在当时招生政策变迁之中。其标志性事件是，1958年国家提出高校招生录取时要强调“政治挂帅”，对过去重业务轻政治的录取方法必须彻底纠正，在保证政治质量的前提下，结合学业成绩和健康条件择优录取［7］，这使1958年以后工农入学机会大幅度增加。因为工人与农民阶级形成了政治联盟，共同获得了垄断性的政治（权力）资本，使其高等学校入学机会总体呈扩大之势［8］。可见，尽管农民子女家庭背景不好、文化资本缺失、学业成绩总体不佳，但仅凭国家行政力量（借助教育政策）的强力介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在文化、经济、学业等方面的劣势，获取较多入学机会，这表明政治（权力）资本远比其他资本更具有竞争力。
二、文革期间：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持续上升
文化大革命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是一种灾难性的冲击，不仅武断地取消了高考，也把“政治挂帅”的高校招生政策推向极致，确立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高校招生制度。其核心内容有三：其一，把招生对象基本框定为有实际经验的工农兵学员。因强调政治挂帅，绝大部分黑五类的子女被屏蔽在大学之外；加之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又把应届毕业生挡在了大学门外。从本质上看，这种强调政治条件和实践经验，目的在于为工人、农民、人民子弟兵上大学提供更多机会。其二，推荐上大学。那些被推荐的人员往往是那些根正苗红、劳动努力、政治积极、业绩突出的工农兵或下乡的知识青年（积极分子），这些人员文化程度通常比较低。其三，对推荐对象进行文化考查。这种考查有闭卷、开卷考试或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强调学生的应用性知识和能力，而非学术性要求，重点考查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历基本要求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但在1973年发生的“张铁生白卷”事件后，这种文化考查基本上取消。如此，在拆除了“高考分数这道工农上大学的封锁线”［9］79以后，“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便成为当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最主要渠道。
上述推荐招生政策表面上为处于文化弱势的工农子女完全拆除上大学的文化屏障，企图向工农彻底开门，让工农阶层在文化上彻底翻身。但是文化翻身和政治翻身不同，夺取政权后政治上就可以翻身，作为文化却没有那么立竿见影，它要有一个文化的积累过程，“文革”中企图打破和超越“文化资本”的积累，用“革命”的手段改变工农群众的文化弱势地位［10］4。历史表明，尽管这种由毛泽东倡导的惠顾劳苦大众的教育理想，对增加农民子女入学机会有一定帮助，但也导致大学生源质量差、推荐招生制度被异化等不良后果。
首先，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进一步扩大。因文革动乱，导致官方的高校学生统计资料缺失，只是散见于零星资料当中。如董云川通过对云南大学学生学籍档案统计表明，家庭出身为贫农的在1961年占学生总数23%，到1972年增长到52%，辈出率也由0?3增至0?8，显然文革期间农民子女入学机会较前期有大幅增加（见表4）［11］。李文胜借助对北京大学学生档案统计表明，工农子女比例1972-1976年占总数67%，辈出率为0?8，明显高于文革前期（比例在40%以下；辈出率为0?5）（见表5）［12］。郑谦在其专著《被革命的教育》中指出，1970年武汉大学工农出身的占73%；江苏新医学院工农出身的占85%［9］86。尽管笔者尚未搜集到文革期间农民子女在更多重点大学的统计数据，但就前期主要研究成果来看，这一时期高校工农出身的学生占总数的比例较前期总体上进一步增加，辈出率也有所提高。在拆除工农“高考分数封锁线”的背景下，获益于国家招生政策的优待，农民子女经济与文化资本上的劣势进一步被消解，其重点大学入学机会较前期又有一定程度增加。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由笔者测算得来。参考文献见：董云川，张建新.高等教育机会与社会阶层［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61-70；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4.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由笔者测算得来。参考文献见：李文胜.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6；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4.
其次，大学生源质量持续下降。由于废除文化考试，许多工农兵学生入学时文化程度很低，导致高校学术质量难以保证。据对北京11所高校调查表明，1972年5月，在校生入学前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占20%，初中60%，小学20%。［13］1976年北京大学理科入学学生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5%-20%。［14］这些小学文凭的学生上大学无法正常学习，高校很难将其培养成合格的大学生。把不能胜任大学学习的人招进大学，实质上是对我国稀缺高教资源的浪费。
最后，推荐招生滋生“走后门”现象愈演愈烈。所谓推荐上大学制度，就是把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到工厂的车间，分配到农村的乡、村，旨在扫除处于文化劣势的工农兵进入大学的障碍，增加其入学机会。但由于这种免试推荐缺乏刚性的详细规定，给当权者通过权力寻租攫取高校入学机会打开了方便之门。“由于把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权由国家和学校下放到个人手中，且缺少客观的标准和有效的监督，少数干部便滥用职权，设法操纵有利于其子弟的入学方式，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大学生中占了不适当的比例。”［15］据考察，在没有可秉持的刚性入学标准及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走后门”在当时已成为招生工作中带有普遍性的严重问题。
在城市，当时走后门的主要是军队干部；在农村，走后门的多数是农村干部。由是，对大学招生“走后门”现象的抨击，主要集中在军队和农村干部子弟，前者尤甚。对此，有学者指出［16］：
这种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作为改变命运的出路，对大学机会的争取变成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的结果。就实际经验，即便来自农村的学生大多并非来自普通的农民家庭，而往往是农村干部如支书和会计的孩子。
尽管中共中央对当时“走后门”现象三令五申，采取多种措施加以制止，但是却越来越严重。据考证，当时有资格走后门的主要是拥有权力的干部，如县教育局长、公社革委会主任、县教育革委主任等。这类人的亲戚朋友强占了分配到地方的高校招生指标，从而导致工农教育机会均等的理想被自私的强权所玷污。
因此，在这种推荐招生制度下，获取入学机会最多的自然是拥有权力资本的干部子弟，尤其是在重点大学中，父母职业为干部的学生比例非常高。如厦门大学1976年学生父母职业状况分布是：工人占总数的比例为15?99%，农民为26?08%，军人为3?28%，学界为9?83%，政界（干部）为36?17%，商界为0?66%。显然，父母为政界干部的超过总数的1/3。从辈出率看，干部子弟（29?9）分别是农民（0?4）和工人子弟（0?8）的75和37倍［17］48。在辽宁，文革期间，一些高级干部子女通常面临的不是上不上大学的问题，而是要上指定的好大学好专业问题。当时的辽宁大学外语系、沈阳医学院和理工科院校的尖端专业干部子弟特别集中。其中，某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12名学生中，有8名是高干子弟；某工学院自控系无线电专业的14名学生，有12名是高干子弟［9］86。
三、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均等状况开始恶化
1977年，高校招生政策确立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际上开始强调“分数挂帅”（学术标准）。重新确立知识的尊严，重新建立起以考试制度为核心、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公平竞争的制度，使建立在血统、家庭出身上的教育歧视迅速消除［10］4。这样，一个人能否有机会上大学，由考察家庭出身被个人学业成绩所取代，即分数-能力标准取代了文革期间强制性的政治标准。显然，这种新的招生政策实际上为那些在知识获得上有利的群体（如干部、知识分子等）提供了更多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而农民阶层由于文化资本劣势，加之受文化资本代际传递影响，其子女高校入学比例开始大幅回落，辈出率也开始下降。
研究表明，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后，重点大学中农民子女入学机会迅速减少。如学生档案资料统计表明，厦门大学1976年农民子女占学生总数26?08%，辈出率为0?4，1977-1978年大幅降至11?93%、11?27%，其后一直在低位上徘徊（见表6）［6］。从辈出率看，1977-1980年间，该校农民辈出率在0?2-0?3之间，低于文革期间（0?4）。与农民阶层相比，1977-1980年，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层拥有很高的辈出率，分别是其111、30、4倍。云南大学1972年农民子女占学生总数52%，辈出率为0?8，1981年农民子女骤降至13%，辈出率仅为0?2，到1991年农民子女入学机会有所增加，占总数30%，辈出率升至0?6（见表4）。与农民阶层相比，干部和工人辈出率分别是其68、3倍。与之相似，1977-1986年上海交通大学农民子女仅占学生总数13%，辈出率不足0?2，这两个数据均低于文革期间和建国后十七年，因此，我们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开始大幅减少（见表7）［5］116。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由笔者测算得来。参考文献见：郑若玲.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以厦门大学为个案［J］.教育研究，2007（3）: 48；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4.
资料来源：董美英. 教育机会均等视阈下重点高校大学生来源的历史研究——以上海某重点大学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116.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减少与这一时期高校招生政策息息相关。无论是建国初期的“向工农开门”的招生政策，还是文革时期的推荐入学政策，都是国家利用行政权力把入学机会强行地、倾斜性分配给农民等在文化、经济上处于弱势的阶层，由此带来农民子女入学机会获得亘古未有的高速增长，文革期间增至顶峰。但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事实上确立了学术-能力标准为进入重点大学的首要指标，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样国家对农民子女入学机会的惠顾基本上被完全取消。农民子女只有与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等子女一样，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凭借考分博取进入重点大学的门票。
事实上，农民子女因基础教育条件差、获取知识渠道不广、家长学业支持力度小等不利因素影响，通常高考成绩比干部、知识分子、工人等阶层子女略逊一筹，因此在没有招生政策的偏惠下，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子女考入重点大学的人数骤然下降，辈出率不到0?3，而文革期间高达0?6。从文化资本累积和传递效应来看，生活在农村的农民通常文化程度不高，对教育重视不够，也缺乏远见卓识，不愿意或无能力对孩子教育进行投入。而住在城市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阶层子女因学习条件较好、父母帮扶较多，常常在学业成绩竞争中占据优势。但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跳出农门的地位崛起欲望推动下，更多农民子女通过勤奋学习，挤进了重点大学之门，如在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同期农民子女所占比例都有一定程度提高。
在1980年代，高校学费实行免费制，社会各阶层子女没有进入重点大学的经济障碍，也没有进入重点大学的家庭成分障碍，只要达到合格的学业成绩即可读大学，进而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这种招生政策体现出大学固有的本质属性——对学术性的执着要求。但在1986年后推行的委培招生制度，准许一些单位为职工子女提供委培机会，这为城市子女占有更多的重点大学入学机会提供了蹊径，而对农民子女入学机会是一种抢占和掠夺。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农民子女入学机会开始大幅回落的直接原因在于高校招生政策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取消了对农民阶层入学机会上的特殊保护，强调分数挂帅；另一面农民阶层文化资本劣势被进一步放大。没有了高校招生政策上的倾斜性保护，农民子女只能靠学业成绩取胜，而这正是其软肋，很难在短时间内缩小这种差距。
四、改革深化期：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状况渐趋改善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迈入深化期。在此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也朝着市场化方向改革。其中，1993年颁布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拉开了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招生、就业等多项改革的序幕。
尽管这一时期国家基本招生政策还是“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18］，依旧凸显分数挂帅，但经济、权力、文化等多种因素，已经明显影响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如90年代初国家决定逐步扩大高校招收自费生和委托生的比例。在高等教育资源比较稀缺背景下，招收自费生实际上是给有钱者拿钱买学额提供机会；招收委培生事实上让城市学生和干部子女挤占更多上大学机会。高校录取时，对这些自费生和委培生所要求的学业成绩通常比统招生要低30-50分，甚至更多。又如，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国家又出台了自主招生政策，让高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但也为权力和关系运作提供了土壤。诸多招生现实表明，在没有建立相应的严格监督制度、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制度的情况下，这种自主权极易被滥用，造成招生和教育的腐败［19］。同样，高考加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因制度缺损或监督不力，出现异化现象，成为权贵者的隐形福利［20］。
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1994）中规定：“收费标准可因地因校因专业而异”；收费项目和标准，实行属地化原则，即同一地区的高等学校，不管是省属还是中央部委所属的，一律执行所在地省级政府的规定［21］。据此，收费标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不同，重点高校和一般高校也不同，冷热专业也存在差异。进入发达省市的重点大学的重点专业通常要交高额的学杂费。在经济效益驱动下，高校学费不断攀升，到1997年高校招生并轨后，全国高校普遍实行收取高额学杂费的政策，这使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读大学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如此，高额学费对多数农民子女进入大学事实上设置了一道经济屏障。调查表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重点院校自高校征收高额学费后，农村学生比例出现明显下降。以1991年数据为参照，90年代末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降低11、3、2个百分点（见表8）［22］。另从上海交大学生档案统计数据来看，1994-2000年农民子女占该校学生总数的比例也在大幅度下降（见表9）。［5］207
数据来源：表中数据由笔者测算得来。参考文献见：张玉林，刘宝军.中国的职业阶层与高等教育机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25-32；卫宏.我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实证研究［D］. 北京：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3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4.
资料来源：董美英. 教育机会均等视阈下重点高校大学生来源的历史研究——以上海某重点大学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207.
据笔者2012年全国范围内大样本调查［23］表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9所国家重点高校中，农民子女仅占学生总数的16?0%（见表10）［24］52，与90年代初以来的统计数据相比，农民子女占高校学生总数的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这种状况也印证了近年来诸多媒体和学界一直热议的焦点问题——尽管1999年以来我国高校在大扩招，但农民子女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在持续下降，即是说农民子女读重点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入学机会出现恶化现象。［25］
资料来源：表中统计数据来自笔者2012年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
然而，从辈出率看，事实上并非如此。改革开放初期,在重点大学中农民阶层辈出率不到0?3，但19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辈出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到2012年，辈出率已达0?4（表11），略高于前期。更为突出的个案是，云南大学和厦门大学农民辈出率则高达0?7（2000）（见表4）和0?7（2006）［17］49。鉴于此，我们认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并没有出现恶化，而是在缓慢增加，可以说不均等状况有所改善。
资料来源：表中统计数据来自笔者2012年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农民子女入学比例持续下降但辈出率却缓慢上升的看似矛盾的问题呢？其主要缘由有三：一是在城镇化加速发展过程中，我国农民占总人口比例出现大幅下降。据统计，1992年农民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3?77%［26］，到2011年则下降到50?32%［27］，直线下降了24个百分点。这是导致重点大学农民子女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二是广大农民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越来越重视。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农民文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视野的扩展，他们千方百计让其子女享受城镇中优质基础教育资源，进而提高其学业成绩。其三是城乡教育均衡有所改善，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亦有所提高。新世纪以来，国家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式，加大对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调控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教育差距，促进了农民子弟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增加。
五、与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问题的相关讨论
（一）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基本特点
首先，建国以来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总体偏少（辈出率<1），且起伏较大。在研究入学机会均等问题时，通常要估算辈出率。在理想的入学机会状态下，各阶层子女进入各类各级学校的人数比例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相等的（辈出率为1）。前文研究表明，建国后十七年间，农民在重点大学的辈出率有大幅提高（约0?4），文革期间则进一步攀升（约0?6），但在改革开放初期，该阶层辈出率快速下降（约0?3），至90年代中期以后，又开始缓慢增长（约0?4）。与干部、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抑或是工人阶层相比，农民阶层辈出率始终都是最低的。如，在一本院校（国家重点院校）中，辈出率≥1的，有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6个阶层；辈出率<1的，有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农民等4个低阶层。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辈出率最高（6?0），是农民阶层的15倍［24］54。由此可见，建国60年来，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总体较少，处于不利地位。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比例持续下降，但辈出率却在缓慢增长，这表明该阶层子女入学机会有所改善。
其次，农民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呈先升后降的态势（倒U型）。农民子女在重点大学中所占的比例也是衡量其入学机会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本研究表明，建国后十七年，重点大学中农民子女约占学生总数40%-45%；文革期间，增至50%以上，但改革开放初期，迅速降至20%-30%，到改革深化期后，该比例持续下降（20%以下）。据笔者统计，2012年农民子女占我国重点大学学生总数的比例已降至16%［24］52。显而易见，1978年的改革开放成为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历史变迁的重要界标，此前，农民子女重点大学机会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其后，30多年来，农民子女在重点大学的比例持续下降。这种“直线下降”已经引发学界高度关注和有益探讨，甚至有学者宣称：近年来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出现恶化现象，教育机会从形式不均等进入实质不均等。事实上，笔者前文研究不支持这种失之偏颇的观点。
再次，高校招生政策对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产生显著性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问题受到国家强烈的政治干预，这种干预主要表现为：当国家对高校招生政策进行调整后，各历史时期不同阶层入学机会便出现显著性变化。如，建国初期，当国家推行“向工农开门”招生政策时，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随之大幅度增加；文革时期确立的推荐招生政策，使农民子女入学机会进一步增加；但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分数挂帅”下的招生政策，使农民子女入学机会迅速减少；而90年代中期后的高校收费与扩招政策，扩大了农民子女入学机会的总量，但多数农村子弟上的是地方普通院校，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却在持续下降。
最后，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状况将逐步改善。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主要取决于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和学业成绩等自致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从先赋性因素来看，随着我国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不断推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差距的逐步缩小，农民文化程度的提高、社会视野的拓展以及对教育收益率的关注，特别是高校招生政策的公平性改革（如高校招生名额的均等化分配）等，能有效切断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不断减弱农民与优势阶层子女在重点大学入学机会获得上的阶层差异。从自致性因素来看，近年来越来越多农民子弟企盼通过上重点大学以改变命运，因而目标更加专注，学习更加刻苦，总体学业水平较以前有所提高，高考竞争力日益增强。从整个建国后长时段来看，改革开放前，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快速增加，主要归功于国家行政权力的强行介入，硬性把入学机会倾斜性分配给掌握国家政权的工农阶层，强调工农阶级内部平等的入学机会，剥夺“非劳动人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一时期高教公平制度的设计体现出政治权利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后，其价值诉求转向绩效主义，高校选拔机制由政治标准转向能力标准，强调能力主义和精英化。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境遇下，那些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如国家干部、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等强势阶层子女，凭借学术能力的优势，攫取了更多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当高教资源扩充或普及到较高水准时，农民等弱势群体子女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就会逐步增加。是故，19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子弟重点大学入学机会总体上出现缓慢增加的迹象。
（二）影响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关键性因素
综观之，影响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关键性因素有二：其一是制度性瓶颈。如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和户籍制度已成为农民子女享受城市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藩篱；重点中学制度制造了农民与强势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重点大学本地化招生政策事实上形成了对发达地区强势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一种偏惠，而对其他地区底层居民的一种排斥；高考加分或保送政策时常被异化为权贵阶层上名牌大学的捷径，等等。以上社会、教育政策都有违教育公平正义，成为影响农民子女入学机会均等的显著性因素，亟待进行创造性变革。
其二是资本性阻隔。19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基本成形。在这个强势群体中，包括经济精英（拥有较多经济资本）、政治精英（拥有较多社会或权力资本）和知识精英（拥有较多文化资本）三大基本组成部分。这三类精英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并对整个社会生活逐步产生较大影响。如经济精英可通过多拿钱把孩子送进重点（或贵族）学校读大学；政治精英可通过权力运作获取高校内部招生名额或谋求高考加分；文化精英可借助文化优势更有效地帮扶孩子提高学业成绩，更好地规划孩子未来职业发展。
与上述精英群体相比，农民阶层无权无钱无势，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多数农民家庭不仅无力承担孩子上大学所需支付的高额学费和生活费，没有门路把孩子送进重点学校学习，也没有文化学识对孩子进行学业辅导，更不可能为孩子未来发展做高瞻远瞩。可见，经济资本、社会（权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上的诸多劣势，无疑成为阻碍农民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屏障。
（三）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现象阻碍社会和谐发展
在常规化的社会流动中,最重要的流动机制已经与教育联系在一起［28］, 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关键［29］，也是决定个体社会地位升迁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社会各阶层对高等教育的社会升迁功能日益重视，农民阶层也不例外。“当前，接受高等教育是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在较大程度上维系着社会公平。教育体系中任何不公平现象的出现，都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被剥夺感。”［30］这种被剥夺感很容易诱发各种社会矛盾，甚至是激烈的社会冲突。
建国以来，农民阶层一直是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主体，到2011年仍然有6?6亿人，约占我国总人口的一半（49?7%）［31］。如此庞大的社会底层群体如何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上重点大学，改变社会处境，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已成为关乎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命题。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尽管农民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已有较大改善，但他们能挤进的院校大多数是地方非重点高校。如今农民对上大学问题的关注已经由“能否上大学”，转向“能否上好大学”。事实上，只有上重点大学，才能实现有较大意义的社会升迁。近年来地方院校毕业的农村藉学生就业状况总体在恶化，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这种现象挫伤了农民对子女上大学的热切期盼，由此也造成一些农民子女放弃高考，弃学经商或外出打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重点大学中农民辈出率一直低于0?4，而工人、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和国家干部等阶层的辈出率，是农民阶层的2-15倍（见表11）。这表明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长期被社会优势阶层所垄断，重点大学具有复制社会不平等功能，已成为强势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如此便产生强的愈强、弱的愈弱的马太效应，农民子女向上流动的发展通道长期受到挤压，以致有学生对“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产生质疑。
身处社会底层的七亿农民也有自己的中国梦，其核心内容就是殷切期望子女通过读书获得更好的地位升迁，但绝大多数人夙愿难偿，只能在压抑苦闷环境中挣扎生活。而那些精英阶层凭借资源优势，通过积极运作，通常能把孩子送入名牌大学就读，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如此以来，社会分层与院校分层形成了符应机制，造成阶层的隔离，阻碍社会阶层正常的合理流动。其结果难免会产生强势阶层与农民阶层之间的阶层隔膜、阶层排斥，甚至在某些情境下会演化成猛烈的对抗或暴力冲突。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云：当权力、财富和声望高度相关时，那些被排挤者就易选择冲突的方式［32］。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地频发的直接或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当今社会中逐步蔓延的仇富、仇官、暴富等不良心态，都是极其危险的因素，若得不到及时排解，必将危及我国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
（四）改善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状况的基本方略
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问题反映出在优质高教资源共享上的阶层差距。事实上，在不同类型的国家，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在享受教育和接受高等教育上占有优势；而低社会阶层的子女则处于劣势，这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基本现象。现代教育的理想和使命则是努力“减少由出身造成的对儿童所获得的教育机会的制约”［33］。为此，我们不仅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当前高等教育中客观存在的阶层差距，分析其形成的主要原因，而且要以教育公平正义为旨归，积极探寻改善农民子女入学机会不均等的有效对策。
首先，要变革、创新相关社会政策和教育制度。如废除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大力推进城乡（区域）教育均衡政策、完善高校招生制度，等等。其次，要突破阻碍农民子女入学机会的资本壁垒，如完善高校学费资助政策，克服其经济资本壁垒；着力提高农民文化程度，消解其文化资本劣势；要依法治理高校招生工作，遏制权力资本巧取豪夺。
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跨入加速期，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但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凸显，由此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国内频发，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我们迫切需要发挥教育的“均衡阀”作用，使其成为“促进人类平等的伟大平衡器”［34］，坚决避免其成为“制造社会不平等的工具”［35］。农民阶层作为当前最大的弱势群体，其形成“既有自然的原因，但主要是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国家应在教育政策上建立弱势补偿的政策机制。”［2］62努力让更多农民子女通过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改变社会处境，促进社会阶层良性流动，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到进一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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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本问卷调查共选取全国东中西部地区22所高校，共获取有效样本量6580个，问卷回收率为92.5%。其中，一本院校仅选取全国重点高校，未选取省（直辖市）属一本院校。全国重点高校包括985院校9所（含北大、清华、中国人大、上海交大、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和中国科大）和211院校6所（含中央财大、中国政法、北京科大、辽宁大学、合肥工大和安徽大学）；二本院校选取3所（含安徽建筑大学、合肥学院和皖西学院）；三本院校选取2所独立学院（含安徽大学江淮学院和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大专院校选取2所（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和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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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庞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