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涛
摘要：时代的“体制化”，在带给人、社会组织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孕伏着潜在的破坏力。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对于培育学术共同体，促进学术领域的扩展、研究主题的深化和质量的提升，均产生了无可替代的积极影响。但是,体制所固有的“非人格化”力量，也有可能凌驾于人的尊严与价值之上，成为阻碍学术向更高水平攀升的负面力量。当前学术研究中所谓“思想”与“学问”、“职业”与“志业”的分化, 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体制化所造成的学术与生活、学术与生命的隔离。克服学术的“体制化困境”，一方面需要进行更为缜密的制度设计，在学术体制内部寻求体制变革的力量；另一方面则需要克服“体制决定论”，重建学术共同体的学者情怀。
关键词：体制化；体制决定论；学术情怀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01-05
一、“体制化”及其双重品格
将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之为“体制化时代”，可以视为对这个时代制度文化和精神气质的“写实”。近一个世纪前，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德国著名学者韦伯（Max Weber）在题为《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对“我们这个时代”作出了这样的诊断［1］：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
时隔60多年之后，被誉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伦理学家之一”的美国学者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在其代表作《追寻美德》中宣称：“当代世界观主要是韦伯式的世界观。［2］
在很多人看来，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和“理性化”进程对于中国而言应当是一个“他者”的问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原本就是非宗教性的，似乎是天然地“缺魅”的。但事实上，非宗教性，并不简单等同于“缺魅”。如果我们承认，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中，并不缺乏超越性价值与追求，那么，就必须承认，一种超越于西方所谓的“理性”之上的隐秘力量，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天然地缺失。只不过，正如有学者明确指出的，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超越性力量，是内在地镶嵌在世俗性之中的。［3］晚清之后，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天道”、“天命”、“天理”等理念的剥落，原本镶嵌于世俗力量中的内在的超越性，逐渐被剥离出去。从“天理”到“公理”，经“公意”再到“民意”的转化历程［4］，即隐含着如此这般的“另一种祛魅”。这固然是因为特殊历史时期、特殊遭遇之下的中华民族在文化上不得不经历的一种转型，但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文化碰撞中所可能制造出的一种独特的“殊途同归”的文化社会景象。
韦伯所判定的理性化，之所以迄今依然有绵延性影响，甚至于较之韦伯时代焕发出更强大的力量，主要在于，理性化不仅以其特有的力量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思想生产方式，更逐渐演变成为生活世界的组织和支配法则，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日趋精致严整的现代社会分化，造成了职业化的合理发展。被固着在每一个特定职业上的人，都难以避免被纳入科层式体制架构的命运。［5］于是，这种由人建构出的、理性化的“体制”在走向“完备”的过程中，渐渐地远离了人，演化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杨国荣认为［6］：
就体制组织而言，其存在形态首先带有无人格性的特点，体制化的存在往往表现为超然于人的结构，在各种以效率为目标的管理机构中，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常常构成了其组织原则；后者有别于关注人的存在意义的价值理性。
相对于价值理性的虚灵性和难以统合性，工具理性不仅“实在”，而且简易，更易于推行。于是，随着它的不断扩张，价值理性的“领地”逐渐遭到蚕食。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尖锐地指出［7］：
现代社会的病态就在于，工具理性的体制化运作，大举侵占了生活世界的领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被各自分离的意见的机械组合的量化计算所代替。
在这里，“体制”作为现代人在社会中存在的重要组织形态，成了人们不得不去深刻关注的“大问题”：个人若简单地认同体制的逻辑，放弃独立地、深度思考的权力和机会，其结果不仅是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遭到伤害，更重要的是个体精神的内在自足性以及人的尊严和价值亦将受损。因此，时代的“体制化”，在带给人、社会组织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孕伏着潜在的破坏力。
二、学术的体制化及其影响
中国学术的体制化历程，与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现代性的接纳和培育历程紧密相连。虽然，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以其惯性曾试图阻碍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但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对“除旧布新”的急切向往，足以消解掉诸多的阻抗力量，从而推动中国学术首先在形式上完成了从“旧学”到“新学”、从“传统型”到“现代型”的转变。这一转变，“以知识分类方式的转变为始基，以学制演变中学科（课程）体系的转变为架构，以现代大学体制的建立为获得制度性确认的标志”。［8］中国学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之所以可称为“型变”，一是因为转折幅度之大，转变之剧烈，绝非一般“演进式”转变所能概括。二是由于转变前后两种不同的学术虽不能说截然不同，但也可称“前世今生”。学术史上发生如此转变，绝非余英时在解释由宋儒“道问学”传统绵延而至清代考证学说时所用之“内在理路说”［9］所能解释。笔者认为，现代学术转型，表面上看是中国学术体制“冲击—反应”式地全面引进西方学术框架的过程，事实上则是中西文化、学术碰撞、交融和妥协，进而以新的“型态”在中国扎根的过程。
孙元涛:学术·体制·学者
毋庸置疑，学术的体制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促成了各种类型、层次的学术组织、结构的崛起；增进了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合作和研究成果的交流、分享；亦催生了结构上相对完备、形式上也不失缜密的学术评价制度。就此而论，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对于培育学术研究共同体，对于促进学术领域的扩展、研究主题的深化和质量的提升，均产生了无可替代的积极影响。但是，如同时下一句非常时髦的“生存感悟”所揭示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因为走得太久，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何出发。［10］现代学术体制自创建至今，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伴随着学术体制的日趋精细化，体制与人、体制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在很多情况下，体制的“非人格化”力量，甚至可能凌驾于人的尊严与价值之上，从而成为阻碍学术向更高水平攀升的负面力量。
首先，“职业”与“志业”的冲突。与松散的个人化的学术研究相比，学术的体制化必然意味着一系列相关的职业伦理规范，以及学术评价要求。而这些规范与要求，更多地是满足于体制对“生产力”或“生产效率”的需求，而不是以个体的需求、旨趣和使命感为核心参照的。当体制压力与学者个体的学术旨趣发生抵牾时，必然会带来所谓“职业”与“志业”的冲突。我国著名学者吴宓曾对职业和志业的区别作过非常精妙的阐释［11］：
职业者，在社会中为他人或机关而作事，藉得薪俸或佣资，以为谋生糊口之计，仰事俯蓄之需，其事不必为吾之所愿为，亦非即用吾之所长。然为之者，则缘境遇之推移，机会之偶然。志业者，为自己而作事，毫无报酬，其事必为吾之所极乐为，能尽用吾之所长，他人为之未必及我。而所以为此者，则由一己坚决之志愿，百折不挠之热诚毅力，纵牺牲极巨，阻难至多，仍必为之无懈……职业之功效有定，而见于当时，志业之功效无限，而显于后世。职业平淡而必有报酬，志业难苦而常有精神之乐趣，皆二者之异也。
职业与志业的分离，究其实质乃是学术与生活、学术与生命的断裂。从西方的学术源流看，这意味着，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思想体系的所谓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的“尊卑”之别［12］，在体制化的学术框架中，已经逐渐转化成了制度性的阻隔。由于消除了尊卑差异，二者之间的距离看起来是近了，但是由于中间横亘了一道制度边界，事实上二者之间的沟堑反而更深了。而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则可看作中国传统士人所身体力行的学术与生命圆融统一的所谓“生命的学问”［13］，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即便有的学者依然试图保存这一传统，但因此而遭遇的内外交困的心境和处境，可能更为深刻。
第二，“学问”与“思想”的分化。在一个特定的组织内部，由于学术评价几乎总是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学者的职业升迁相挂钩，因此，这一看似细微的体制设计，实际上构成了维系整个学术体制运作的动力因素。这种直接的利益关系，以及同侪间的竞争格局，使得教师的学术研究，陡然地增加了紧迫性。这意味着，学术体制的核心追求并非单个学者的“生产效率”问题，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进行协调与控制，尽其所能地激发出甚至挤压出所有组织成员的潜力，以此来换取组织效率的整体提升。［14］这是因为任何的学术组织（如某一所具体的大学），在建构内部科层式管理的同时，自身亦置身于一个更为庞大的科层式网络中。因此，这一组织通过诸多制度而施加给成员的压力，实际上是组织自身所感受的诸多压力的等量转嫁或增殖性转嫁。正如英国学者比彻（Tony Becher）和特罗勒尔（Paul R.Trowler）所指出的：“学者要赢得业内的地位需要通过不断地推进知识，这是需要做出实际贡献的动力机制。高等教育机构自身之间也在为地位而竞争，这进一步强化了个人的动机。”［15］这种以创造理论产品为目的的“研究”路径，与李泽厚所提出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16］的学术景象，有着深刻的关联。
综上所述，学术的体制化，以及学术体制自身的扩张和精细化，其深处可能潜藏着导致自身陷入危险境地的“特洛伊木马”。当前所谓的“体制化困境”，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体制在自我巩固、自我加速式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滋生出的自我否定力量的显现。
三、体制变革与学者情怀
就目前学术发展的整体生态而言，解除体制化，恢复到前体制状态，这显然既不可能，亦不可取。因此，探究学术、体制与学者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首先必须实现一种立场的转换：即不是简单地、应和式地批判体制对学术发展的限制作用，而更多地思考自我如何在体制内外更好地承担起一个学者应当承担的使命。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学者，只能简单认同现有的体制，而是意在强调，在认可体制对学术、学者的深刻影响的前提下，更应致力于对体制中人之思考和行动可能性的探讨。弗兰克（Франк, Семён Людвигович）认为［17］：
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由人、由人的生活、由人的精神本质衍生出来的一种现象；而人生的意义无论如何应该是人所依赖的东西，充当他存在的唯一的、不变的、绝对坚实的基础……如果他本人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他的生活本质上没有意义，如果他没有一个优于自己、非他人所创造的理性基础为其基础，那么一切都是微不足道、徒劳无益的。
在这种学术立场的鞭策之下，我们才能够以“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的姿态，勇敢地担当起自己的学术使命。
第一，在体制内寻求体制变革的力量。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以新的发展过程去解决。这意味着，必须以学术体制自身的变革来寻求走出“体制化困境”的力量。例如，改变重数量轻质量的评价标准；采取缜密的制度设计，防止各类学术评价掺入过多的人情、面子因素，甚至受到权力和利益的干预和影响，这对于维系学术的严肃性和纯洁性，改良学术生态，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再如，制度设计的精细化，应当与体制内在空间的敞开、从而学者学术自由的扩展同频并进。这意味着，制度的设计，应当增进保障，减少“算计”；增进激励，减少压榨；增进“培育”，减少禁锢……一种有价值的理论，不仅需要经历长时间的酝酿和生产过程，而且往往需要经过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在实践中开花结果，或者在学科理论建设中展现其魅力。因此，应当建立一定的弹性机制鼓励具有长效性的学术研究。著名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积十年之力方能撰成《纯粹理性批判》。对于类似这样的宏大的研究计划，固然需要学者本人的耐力、坚守，但同时也需要学术体制的容纳、尊重、保护或倡导。倘若学术体制不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宽容的环境和开放的评价标准，则极易刺激学者过度关注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的研究目标和高远的学术境界。当体制压力与自我的学术抱负构成尖锐的冲突时，相当多的学者会迫于体制压力而不得不暂时甚至永久地放弃自我的学术志趣而屈从于体制的逻辑。
第二，警惕“体制决定论”。反思体制弊病，系统清理体制对于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是必要的，但若再僭越一步，可能就容易滑入“体制决定论”。学术研究中的所谓“体制决定论”，是一种将诸多问题，统统归咎于体制弊病的思想倾向。它在系统反思体制对学术研究之潜在或现实负面影响的同时，往往有意回避或者无意忽略了学者个体或共同体对问题应当承担的责任。其中，无意忽略，可能是受思维模式中惯常采用的外向式归因的影响，或者是因特定时段内过度关注了造成问题的某一种或几种影响因素而难以兼及其他。因此，它尽管有考虑不周详之弊，却未必源于不真诚。而有意回避则或者是基于精细的利益考虑，或者是一种隐蔽的自我辩护方式，其特点是通过对问题的外向归因，将自我理应承当的责任消解掉。正因如此，“体制决定论”及其内含的思维方式，可能演绎出人与体制的截然对立，这一“逻辑后承”潜藏着严重的理论危险：它可能将学者通过激发主体精神而创造学术成果，或通过自我立场的转换和积极的行动而改造学术研究路向的可能性，置于抽象化的位置。而事实上，在体制尚不可能做出根本性改变的背景下，唯有理性的思考和积极的行动，才是最可靠的变革现实的力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曾呼吁［18］：
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不采取行动或错过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不仅对于实践活动，而且对于智力活动，都是一种不幸；在智力领域里，因疏于行动而犯错误的危险更加隐秘，因为其恶果通常不是很快地显现出来。
第三，学术坚守与学者情怀。现代社会，维系社会稳定性的力量，已经主要不是靠“传统权威”或韦伯所谓的“克里斯马权威”［19］，而是越来越依靠“结构秩序”（即制度所确立的关系）。“‘结构秩序’是一个权利分化之后的整合秩序，是多个行动单位（个体、组织等）互动的结果”。［20］这意味着，结构秩序的生成，虽有传统的力量，但更注重当代各种权利、利益关系的综合渗透。结构秩序作用的发挥，虽具有超越个人的力量，但并不像“传统权威”和“克里斯马权威”那样，是完全与个人相剥离的，而是与个体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甚至相通性。这意味着，个体的学术实践，以及其自觉的利益表达，尤其是不同个体之间共同利益的组织化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学术体制的走向。
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不仅需要一定的学术智慧，而且也离不开一定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和引领。缺乏这种精神性因素的滋养，学术研究很容易在诸多现实利益面前陷入迷途。例如，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急功近利乃至丧失学术的超越性追求，或者因制度环境的相对宽松导致学术研究动力不足，“生产力”急剧降低。
如果没有对学术的敬畏和倾情、倾力、倾心的投入，只是在外部压力的驱策和利益诱惑的牵引下勉力为之，这样的学术实践，在伤害学术的同时，亦是对自我尊严的损伤。一个真诚的教育学者，应该将自我的激情、理性、梦想、敬畏、自尊、爱与责任，注入自己的学术生命。在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中体验学术生活特有的尊严与欢乐。诚如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所说：“每一种职业都可以使人高尚，使他获得一定的尊严。关键在于如何从事它。”［21］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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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