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臻汉 张海英 张彦通
摘要：日本大学与城市互动关系的变迁源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大学社会责任是二者关系发展的重要脉络，随着城市化进程提升，大学社会责任发挥程度深化，促进大学与城市的互动日益紧密；战前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导致大学与城市淡泊疏离；战后城市化复苏期，政治民主化和教育改革促使大学与城市“接轨结合”；城市化成长期大学与城市以“匹配相生”而呼应，促进日本经济腾飞；城市化成熟期大学发挥自身特质形成对城市的“引领融合”。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对我国的启示在于，大学应充分发挥社会责任，从定位到布局、层次及学科结构与城市需求相契合，促进城市社会的全
面和谐发展；政府和社会应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大学与城市良性互动、共赢共进。
关键词：日本；大学；城市；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4-0026-07
收稿日期：2015-04-08
作者简介：张臻汉（1972-），男，甘肃靖远人，工程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政策、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张海英（1958-），女，山东海阳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副所长，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张彦通（1963-），男，山西榆次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业务司司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规划与政策研究；北京，100191。
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备受关注，新型城镇化是中国长期国策，就高等教育或城市化的专业研究层出不穷，但将二者结合的并不多。城市是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的集合体，是生产和生活的主要载体，是人类社会经千百年变迁延伸至今的客观现实；现代城市化以产业升级为核心，城市发展需要人才、技术和管理，也需要有潜质的消费群体。高素质人才和前沿知识源自大学，大学成为城市化不可或缺的支撑，大学为城市培养人才，并通过科研、文化等服务于城市。目前我国大学与城市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大学生“就业难”与城市用人单位“人才荒”并存的现象屡见不鲜，原因之一在于大学并未充分实践自身社会责任，大学与城市之间缺乏有效、良性的互动。
大学社会责任发挥的程度，影响大学与城市互动的深度。大学职能主要是教学、科研和服务，大学的社会责任应在于培养人力资源，并以科研成果转化和文化交流等服务于社会，大学通过提高市民素质、改善文化环境、促进就业、助推和谐社会等方式，在现代城市承担深层次社会责任。正如博克（Derek Bok）所认为，大学作为特定的文化机构和准公共教育组织，对现代社会承担重要社会责任，当大学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大学应在学术功能和非学术功能范畴内对社会需求做回应、做贡献，同时也要坚持自身学术原则［1］。日本的高等教育和城市化都属于后发赶超式发展，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对同属后发国家的我国而言，研究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值得在新型城镇化中借鉴。本文分四个历史阶段，主要以大学社会责任为脉络，从日本大学的理念、结构、改革发展等落笔，结合日本的国家社会历史背景，通过分析大学在日本城市化各阶段的作用和社会责任发挥，来探究其大学与城市互动的特征和机理。
一、战前城市化初始期的“淡泊疏离”阶段（1868-1945）
二战结束前（1868-1945），日本大学与城市都被“国家主义”主导，二者缺乏互动，相互联系被弱化，二者关系淡泊疏离。城市化处于初始阶段，甚至因战争停滞。大学服务于国家主义，战争期间更被军国主义所裹挟，教育被纳入“战时统制”体系。日本政治处于高度集权，国家被政客、军人和财阀所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所把持，政治与军事、经济相黏合，大学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力不从心，处理与城市的关系时颇为无奈，知识分子在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博弈中势单力薄，大学理想被压抑和扭曲。
战前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特点是各自独立，鲜有互动，堪称处于“冰河期”。大学与城市皆被捆绑在军国主义战车上，其资源都围绕国家主义配置，大学的使命、学科等与城市并不关联，大学社会责任难以发挥，二者都随国家政治军事形势起起落落，无法沿着大学逻辑和城市演进规律有序发展，至日本战败时，大学与城市都遭到重创而停滞甚至倒退。战前是日本城市化的史前期，城市及其人口数从1898年的52个和1439万人，到1918年上升至79个和3102万人，城市化率在1940年为37?9%，1945年战败时跌至27?9%［2］；随着战败，大学体系也瘫痪崩溃。政治因素是其主因，作为身居岛国的后发国家，近代日本内部资源匮乏、技术落后，外部面临发达国家列强的竞争威胁，统治者选择了国家主义战略，以集中资源求得迅速发展，贯彻明治维新推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方针。
战前日本大学的使命不是服务于城市社会，而是为国家服务。森有礼1885年任文部省大臣，推行国家主义的教育改革，《帝国大学令》、《教育敕语》相继颁布，体现国家主义教育思想，1890年日本天皇颁发《教育敕语》，规定教育目的是“义勇奉公”、“扶翼皇运”，即效忠“皇国”［3］；福泽谕吉认为教育要培养国家观念，教育是建设文明独立国家的根本手段。东京大学的创立目的即为国家服务，国家高等教育资源集中投到首都东京，大学为国家，国家为大学，城市仅是国家战略的载体；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文部省将40%的教育经费拨给东京大学，以举国之力办一所大学。
从1917年的“临时教育会议”至1937年“教育审议会”，教育行政进一步集权化，日本教育体制加强了“皇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特征。决定该时期教育政策的是直属内阁的“临时教育会议”，日本政府根据其建议，于1918年12月公布了《大学令》及《高等学校令》，“大正时代后期至昭和初年的主要教育改造，均源于1917年开设的临时教育会议”［4］。
这时期大学教师的任用受中央政府控制，与城市无关。1918年颁布的《大学令》明确，“私立大学教员录用须获文部大臣批准；公立大学教员中无法获得官吏同等待遇者亦须经相同批准手续。”［5］92在与其同期颁布的《高等学校令》中则指出：“高等学校教员须持有文部大臣授予的高等学校教员执照”［6］。
大学学科设置服务于国家需要，与城市关联甚少。其由文部省控制，服务于重工业型的产业结构及军工。帝国大学令第一条规定“帝国大学以适应国家需要、传授学术技艺并研究其奥秘为目的”［5］89。东京帝国大学1886年成立时，设文理工医法农六科，外语被重点建设，目的是服务工业化，向西方学习，教师多来自英法等先进国家，政府付出高昂薪酬。从1890年到1920年至1940年，工业比重从13?5%增至26?5%到45?6%，农林水产业从47?1%降到32?9%至20?9%［7］；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轻重工业比从1930年的64?5∶35?5，变为1935年的47?3∶52?7，1942年的27?4∶72?6［8］；军工企业规模占优，1909年日本超过5000职工的大企业14家中，包括5大军工厂，其中前3均是军工企业［9］。大学学科在战时为军事而设，大学沦为军国主义工具；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建立战时统制，大学增设飞机、机械、医疗等军事相关学科，科研集中于武器和军事医学。
张臻汉张海英张彦通：从历史视角探析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二、战后城市化复苏期的“接轨结合”阶段（1945-1955）
战后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1945-1955年的“接轨结合”、1955年-1973年的“匹配相生”及1973 年后的“引领融合”。战后日本城市化历经“复苏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阶段，而同期日本的大学经过“民主化”、“大众化”及“自由化”三阶段［10］，大学与城市在三个时期各具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影响二者的互动关系亦按三个阶段进行历史演变。
大学改革在战后日本得以率先进行，教育先行的理念得到日本当局和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的共识，为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城市复苏奠定了一定基础。1945年9月，《建设新日本的教育方针》由文部省颁布，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由此开启，明确指出战后日本教育改革要“废除基于服务战争的教育政策”，为“培养建设文化、道义国家为目标的文教政策”［11］而努力。1946年4月，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公布，从教育目的指出“民主政治下的教育制度应以承认人的价值与尊严为基础”［5］130，否定了日本二战前的中央集权教育体制和战时教育对人性的桎梏，强调个人发展，地方分权。这也为战后日本大学加强与城市和地方的联系提供了政策基础和理念上的契机。
战后初期（1945年-1955年），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由淡漠缺乏转入“接轨结合”，大学与城市经济接轨。城市化率从1945年的27?9%升至1955年的56%［12］，恢复至战前水平，并有所超越，谓之城市化的复苏期。称其特征为“接轨结合”，因战后初期日本大学与城市在需求供给上有了结合点，战后的城市急于发展民用工业而向大学提出人才需求，大学则由军工转民用来迎合城市的需要，大学亦在捕捉发展机会，二者一拍即合，大学与城市的良性互动也由此开启。
复苏期城市的特点是蓄势待发，其主要需求是 城市亟待启动民用经济，急需工业和管理人才，中小城市则尤显迫切；城市化处于复苏期，城市产业结构转向以第二产业为主，1950年-1953年，日本主要企业的平均利润由5%提至10%甚至35%，平均纯收入由3500万元增至2?32 亿元，有的竟增至9倍［13］。原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难以产生工业人才，城市制造业发展所急需的专门人才缺口则寄希望由大学来填补。
复苏期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呈现“接轨”和“均衡”两大特点。一方面，大学和城市皆处在蓄力期，通过完善政治经济体制及高等教育改革，开启了大学与城市良性互动的发端，二者开始接轨；另一方面，大学得以均衡化布局，大学的规模、水平均有提升，促进了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又激发城市活力而推进城市化的复苏，二者在互动中相互受益。
该阶段大学与城市关系特征的主要成因在于，政治上，政治形势巨变，战后改革使日本从法西斯军国主义跨入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民主化政治体制得以确立，日本社会走向正轨，社会运行的重心转向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日本新宪法于1946年颁布，主旨在于否定“皇权神授”，确立议会共和政体，放弃战争，保障国民人权；政党尚处重建或恢复期，政治体制呈多元化倾向，政治氛围趋于民主宽松。经济上，战后日本废墟遍野，经过以解散财阀、农地改革为核心的战后经济改革，重建经济是当务之急，面临产业扩张和人才短缺之间的矛盾。文化上，学术界强调大学的社会责任和培养人的职能，如南原繁的《大学的重建》［14］、上原专禄的《大学的职能》［15］等。
大学的“民主化”利于城市社会复归正常。大学使命与城市始有交集，大学“民主化”强调培养人格健全的社会建设者，这与战前高等教育培养顺服臣民有了根本区别，其主旨在于培养精神自主的市民，促进了城市社会恢复正常秩序。1946年4月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以民主理念推进对日本教育的改造。民间情报教育局、文部省、教育刷新委员会等机构酝酿教育改革政策。1947年《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5］121相继问世，强调民主教育理念；对于《教育基本法》的地位，日本最高法院表述“教育基本法替代宪法中有关规定，在战后以教育改革为目的而制定的各项法律中居于核心地位。”［16］1948年文部省制定《新制国立大学要纲》［17］，展开新制大学改革。1949年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率先开学。
大学的学科、规模与城市经济接轨。226所新制大学中综合大学占43?3%，国立大学一般为综合性，公立和私立大学以单科大学居多，文理工农医艺术体育皆有，大学学科的复合性及实用性与城市化的恢复相适应；经济结构转向民用，制造业成为城市化的原动力，高校层次结构从第一层次（专科）提升至第二层次（本科）为主，并且研究生教育发展较快，1950年本科在校生比例从1945年的18?9%提高到90?5%［18］；大学规模与城市化发展相适应，1955年大学本科生为513181人，是1935年的2?7倍；1955年研究生人数为10174人，是1945年的6?4倍，1935年的3?9倍［19］245。
大学布局均衡化有利于城市的普遍发展。美国占领军当局和日本政府在均衡化布局大学上既有共识，又有政策，新制大学的建立实行“一府县一大学”的原则；新制大学布局于区域中心城市及中等城市，为二三产业提供人才和技术；新制大学覆盖各区域，各府县均设立大学，38所地方国立大学如长崎、熊本、冈山、信州、鸟取等大学，服务于区域中小城市，改变了战前大学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的状况；大学带动各区域中心城市的工业化，以之为龙头带动区域发展，如广岛、仙台、福冈、札幌、名古屋等地的国立综合性大学。
名古屋大学与名古屋市的互动，是大学与城市“接轨结合”互动的范例。这种互动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腾飞，也彰显了日本大学注重应用并与城市紧密联系的传统。名古屋大学创立之初就设置理学部和工学部，于1948年设置法经学部、文学部，1953年-1955年间陆续开设了理学、工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等8个研究科，发展成为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其生源超过半数来自爱知县，75%出自东海地区［20］，为“中京工业带”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使名古屋市与丰田市形成了世界知名的“汽车工业城市圈”；大学植根于城市，促进了城市的经济文化繁荣，城市的知名度和支持又促进了大学发展。
三、城市化成长期的“匹配相生”阶段（1955-1973）
1955年-1973年间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跨入“匹配相生”阶段，大学社会责任深化。城市化进入高度成长期，城市化率从1955年的56%到1973年升至约74%［21］，达到城市化发达水平。所谓“匹配”，是指城市化的高成长以工业化为支撑，工业化需要区域经济中产业链的上下游联动，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城市间形成专业分工，日本大学便顺势而为，与城市的分工格局匹配发展。所谓“相生”，指两种生物相邻生长时，受其所挥发的化学物质影响光合作用而相互促进生长，大学与城市间相互促进又保持各自个性的互动特征，可喻之“相生”互动［22］。
城市化成长期的基础是经济发展，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处于腾飞期。1955年鸠山内阁经济企划厅编制了“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提出引进国外新技术使产业设备现代化，并根据下村治的边际进口依存度模式制定振兴贸易和扩大出口等四项重点政策［23］，预示经济高潮来临。1960年池田内阁公布《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宣称年增长率9%，将实现10年内收入翻番，同时充分就业。世界“以惊奇的看待这一近乎癫狂的增长数字”［24］。具体而言，就是197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要达到26兆日元（1958年是9?7兆日元）［25］。这也反映着这时期日本的国家战略，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紧密依托。
成长期城市的核心需求是发展经济，城市作为日本实现经济腾飞的主要载体，要求大学为其经济高增长提供相应人才；城市化以工业化为路径，工业化需要规模化、专业化的人才作为基底，并以技术为支撑，方能提升其产业竞争力；大学则是技术和人才的主要来源。
大学以“大众化”来积极回应城市的需求，大学逐渐走出“象牙塔”，其社会责任进一步发挥，大学日益走向城市社会的中心。日本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通过迅速扩大规模提高对城市的人才供给，以合理的布局来契合城市的经济格局，城市为大学提供生源和就业机会，大学与城市互利生长，二者建立起匹配相生的良性互动关系，双赢共进而相得益彰，城市经济获得高增长，大学在量和质上均实现跨越式提升。大学成功的标准转向能否与城市社会相适应，大学教学及科研与城市的需求相衔接，中心城市规模扩大，第二产业向二三线城市转移，城市呈现专业分工，大学的学科结构随之匹配，大学与城市契合定位，二者相互促进；日本经济由此腾飞，经济总量在1968年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其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人口比率从1959年的37?5%骤减至1971年的17?4%，12年中第二产业人口比率从26?1%增至35?5%，第三产业人口则从36?4%增至47?1%［26］。
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转化是其成因。政治上，政府把重点全面转向经济，国际“冷战”结束，国内“五五体制”政体确立，全力推动经济，新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后，池田内阁提出政治的目的就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经济上高增长，“消费革命”掀起，人们普遍追求物质享受；文化上，大学“校园纷争”此起彼伏，经济快速增长中社会问题显现，促使大学改革，其社会责任和管理成为改革方向。
成长期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以“匹配”和“相生”为两大特点。大学的规模及结构皆与城市经济相匹配。1955年-1973年，制造业比重从30%增至36?4%，以家电为代表的电气机械产业增速为27?6%；在1957年的《新五年计划》中，预测1962年将缺8000名科技人员，故1958年到1960年实施增招理工科大学生；196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颁布后，从1961年起每年增招理工科大学生1?6万名，以满足经济所需17万科技人员［27］。大学入学率从1954年的10?1%增至1974年的34?7%，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层次也深化为本科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研究生院、研究院。学科结构上，工学类本科生从1960年占全部学生的15%上升到1970年的21%［19］340。大学与城市在规模结构上的匹配，使得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日本国力这一时期迅速提升，日本197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55年增长3?6倍，同期德国、美国、英国则仅为1?3倍、0?7倍和0?5倍［28］，日本藉此短时间跃居世界经济大国前列。
大学与城市定位契合而相生相长。川崎是大学与城市“匹配相生”互动的范例。政府引导形成“多中心城市”和城市的专业分工，出台多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文部省等把关大学的设立审批，力求大学定位与城市一致。中心城市向第三产业优化，总部功能强化；中小城市按业务核城市专业发展，制造业由中心城市外迁至业务核城市。东京1958年提出第一次首都圈发展规划（National Capital Region Development Plan）［29］，1970年代规划“多极城市结构”，把核城市发展为就业和服务副中心，以缓解东京都心的压力，川崎、浦和、大宫、幕张、千叶等被列为特色产业集聚的核城市，如千叶以钢铁机械业为主。川崎在60年代发展制造业，集聚了富士通、东芝等电子、精密机械企业，川崎的大学以专修大学为特色，与当地制造业联系紧密，后来川崎借助与专修大学等的合作，向环保节能产业转型；川崎的大学积极发展应用型学科，与城市特色产业的需求相匹配，大学与城市在务实的合作互动中相互受益而相生相长。
四、城市化成熟期的“引领融合”阶段（1973-）
1973年以后，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进入大学对城市的“引领融合”阶段。城市化水平超75%而进入成熟期，城市的社会问题复杂化，从单纯追求经济转向多元化，精神诉求开始超越物质欲望；日本的大学转入“自由化”时期，大学从社会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从以往对城市的匹配支持，转向以知识和智慧引领城市发展，大学与城市在发展上的共同利益日益叠加，二者互动关系趋于引领与融合的特征。
成熟期城市的核心需求在于社会问题复杂化，需要大学充分发挥社会责任，以解决深层次社会矛盾；其背景是日本经济目标基本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美国，人们需求多元化，人口结构“高龄少子化”，城市社会面临转型升级。
日本的大学则通过改革回应新时期城市的需求，以其“自由化”特征更贴近城市社会，注重从精神和物质层面均与城市相契合，大学与城市的互动更趋于融合。大学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而日益走向城市社会的中心，一方面大学与城市社会深度互动，趋于社区化，人才培养更具针对性，科研成果转化突出适用性，更直接地服务于城市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大学作为文化传播中心，引领城市文化。城市已不局限于经济富足，更需社会和谐，大学显现其特质，有能力担当经济之外的社会责任，从精神文化等领域引领城市社会的和谐建设。
大学与城市该阶段关系的成因在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因素的转折。政治形势转折，美国放弃了“遏制中国”政策，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经济上，石油危机使其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日本战略方针转向“技术立国”，要从模仿、追随转向独创、领先的开拓时代，产业结构向知识集约和节能转化；文化上，当经济增长达至相当水准，人们对精神生活和自身福祉的追求逐渐超越对物质的追逐；社会上，老龄少子化的人口结构使得社会问题更为复杂。
成熟期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显现“引领”和“融合”两大特点。
大学对城市的引领体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一是从精神层面，大学使命注重城市的精神生活质量，重视终身教育。1987年“大学审议会”要求大学围绕现代城市加强社会责任，大学改革围绕高度化、个性化与活性化展开。2006年《教育基本法》强调“终身学习理念”，大学致力于“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放送大学”，为在职人员提供学习机会，创设长期在学制度，并向社会开放资源。二是从物质层面，大学引领城市的转型升级和低碳化。1973年石油危机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立国”理念崛起，削减高耗能产业，发展节能环保，倡导循环经济和低碳社会。进入21世纪，大学纷纷设立新学科，如信息应用、身心健康、知识产权、环保等，2000年6月颁布《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2002年日本278个大学学部中环境类学部有20个，1390个学科中环境类学科占129个［30］，京都大学、冈山大学等环保特色浓厚。2003年正式实施《国立大学法人法》，日本的国立大学推行法人化改革，大学从制度层面更加直面社会发展的挑战，大学得以拥有更多自主权，不仅创造知识价值，更在新的消费型社会背景下，加速知识和信息的流通，使得大学进一步与城市社会接轨。
筑波大学城是大学与城市引领互动的典范。筑波大学的设立是基于日本社会进入新阶段后的新设想［31］，新构想大学的用意在于进一步发挥大学的社会责任，赋予大学新的活力，让大学以其独有的智力知识资源引领城市社会的发展。筑波大学引领筑波成长为享誉世界的科学名城，筑波城也以其宜居、宜学的环境支持筑波大学的发展。一方面，筑波大学从规划、科技、文化、人才、产业等各领域引领筑波科学城的发展。其一，规划建设引领。筑波大学率先于筑波科学城建设，科学城的规划建设围绕大学展开；筑波大学1973年以东京教育大学为基础扩建，由东京迁至筑波，经过筑波大学十五年的前期铺垫，城市公共设施得以完善，科学中心地位强化，1987年筑波市才正式成立。其二，科技文化引领。筑波大学建立学群、学类、学系等新的教学研究组织形式，倡导以开阔的视野展开跨学科研究，筑波大学的创新文化引导着城市文化，城市学术氛围浓郁，助推筑波成长为世界科学名城。其三，人才引领。大学引领城市集聚科研机构和人才，筑波大学培养出3位诺贝尔奖得主，成为筑波科学城的旗帜，筑波集聚了日本31%的研究机构、40%的研究人员和50%的国家研究机构预算［32］。其四，产业引领。筑波大学带动筑波城的产业发展，支持产业界从“模仿者”转向“创造者”；为促进大学带动城市产业，《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1998年实施，筑波大学2002年成立产学研办公会，至2010年衍生出83家公司，以知识成果转化促进城市产业。另一方面，筑波科学城回馈和支持大学发展，一是筑波市政府有效运用《特别研究员制度》等政策，利于大学吸引人才；二是筑波城规划建设成绿色低碳的宜居城市，并提供完善的生活服务体系，有助于大学留住人才；三是筑波科学城的知名度和科研机构有利于大学凝聚生源和人才；四是筑波城为学术交流创造良好条件，筑波技术支援中心和文部省筑波交流中心等是有利于科研交流的代表性机构。
东京的大学与城市是融合互动的范例。在东京，大学与城市相辅相成，大学遍布于城市各角落，其生源、教学、研究、生活、就业等各层面，与城市深度互动。进入21世纪，这种融合互动氛围更加浓厚，自1998年-2006年，35 所首都圈大学向东京市中心方向迁址。至今东京大学产生5位诺奖得主和1/3的日本学士院成员，其毕业生在政治经济产业界亦成就斐然；通过内设的产学联合本部和外设的技术转移构及天使投资基金打造产学联合“金三角”，促进知识成果转化；其“国际产学共同研究中心”与东芝、索尼、日立等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早稻田大学的校园有四处，遍布东京，至今培养了约50万学子，活跃在文体传媒政治经济科技诸领域。在大学的支持下，如今东京占全国支票交易额的80%，股票交易额的70%，汇集80%的上市公司，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五、结论与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日本的大学与城市互动关系的变迁史，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思考和统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对我国的启示主要在于：
一是大学应充分发挥社会责任促进城市全面发展。加大力度重视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大学更切合实际地进行学科规划和师资建设，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应有之意。大学的功用要与社会情境时空相吻合，大学不仅需走出象牙塔，更应主动与城市社会加强联系，以充分实现大学的价值。大学应努力承担更全面的社会责任，促进城市的统筹发展：其一是大学应加强有的放矢地服务于城市社会，人才培养和科研与城市需求紧密衔接，大学与城市的定位相契合，大学的布局、层次及学科结构与城市产业结构相对接；其二是大学应积极发挥对城市的引领作用，促进城市的和谐社会建设，提升居民文化素质，提高市民精神生活质量；其三是深化大学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大学法人制度建设，加快大学去行政化的步伐，使大学的发展机制更具自主性和灵活性，促进大学与城市社会的深层次互动。
二是政府和社会应引导大学与城市互动共进。新型城镇化是国家战略，是系统工程，需社会各界的合力，新型城镇化战略要充分重视高等教育的作用。作为后发国家，目前我国处于经济高增长后社会矛盾累积的释放高发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都面临挑战，新型城镇化需要高等教育与之有机匹配；城市应为大学提供需求和支撑，使大学的发展更有空间和潜力，大学则通过自身发展服务于城市。政府和社会应发挥引导作用，促进大学与城市的资源优化配置，具体而言，其一是政策要合理把握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无论是国家、区域或城市政策，在发展布局、经济结构、城市规划、财政税收、土地环境、文化教育、人力资源等各项制度安排上，都要统筹兼顾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发展；其二是深化政府体制机制改革，保障高等教育与城镇化系列政策的匹配性，以更透明的政策制订流程使其更具科学性，更有效地服务于国家、社会和人民；其三是社会各方应努力建立协调机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强化大学与城市良性互动的氛围，促使大学与城市共赢共进，共同推动社会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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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