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琼 曹国辉 张谨帆 周昭明
关键词：知识型失业；教育性失业；大学生就业
中图分类号：G6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6-0066-09
摘要：“知识型失业”概念的提出不仅具有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发展视角，而且具有教育学的专业视角。但目前“知识型失业”概念模糊、现状不明，导致“知识型失业”沦为研究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的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新名词。知识型失业现象可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种。多数研究者认为教育深化、劳动力市场分割、相关政策或制度不完善、高校人才有效供给不足、个体因素等是造成非自愿性知识型失业的主要原因。对策大体从政府、高等教育机构、企事业用人单位和个体四个主体进行汇总归纳，部分对策存在执行主体不明或可执行性不强的问题。近十年来，知识型失业研究的文献总量急增，研究人员构成扩大，研究视角日益深细、多样，对策日趋理性、可行；但总体未能突破教育经济学的思维窠臼，全球比较的视野、知识经济发展的视野有待加强。
社会对就业和失业的关注持续保持热度。事实上，就业与失业是一件事物的两个面度，而创业是就业及扩大就业的一种方式。与“知识型失业”相关联的热词是“大学生失业”、“大学生就业”、“大学生创业”等。2014年4月10日在中国知网以“大学生失业”为“主题”，搜得332条符合项；以“大学生就业”为“主题”，搜得37，607条符合项；以“大学生创业”为“主题”进行搜索，搜得19，008条符合项。这些热词的背后，是对失业的焦虑。
2014年4月，以“失业”并且“综述”为篇名进行精确搜索，搜得符合项33篇；以“大学生失业”并且“综述”为主题进行模糊搜索，搜得符合项42篇。经浏览，主要有黄敬宝［1］、邱烨［2］、马木提江·赛买尔［3］、边文霞［4］、胡韩莉［5］的综述与本研究相关度大。此外，还有文献从多学科视角［6］或就业理论［7］方面进行综述，以期社会合力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我们较为认同黄敬宝以“教育性失业”为主题词的针对“知识型失业”问题的研究综述。该综述涉及文献18篇以上，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4年［8］。我们在此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该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以2004-2014年为检索年限，可搜得的相关文献数量巨大。我们通过考量相关度、引用率、兼及期刊影响力和发表时间等因素来摘选、汇综文献观点，对2004年至2014年十年间的重要文献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知识型失业”概念仍然含糊、现状仍然不明朗
这些针对“知识型失业”现象的研究从起步时就有概念含糊、现状不明的不足之处，十年来，概念仍然含糊，现状仍然不明朗。
“知识型失业”或“知识失业”的提法源自英文educated unemployment（也有人译作“教育性失业”），未能查到权威定义。在谷歌学术中以该英文词为检索词进行搜索，主要搜得三篇英文文献：斯达克（O.Stark）和范（C.S.Fan）合著的两篇英文文献，分别论及国际移民［9］和人才流失［10］等；艾尔芬萨（M. J. Alphonsa）一篇主要讲印度的知识型失业［11］的英文文献。经检视，亦未发现确切的定义。
有文章指出，《中国经贸新词词典》将“知识失业”定义为：知识失业是指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者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是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与合理配置的具体表现［12］。但该文未标明词条页码及词典出版年份，由于可查校的文献有限，无法辨识其真实性与首发性。王廷惠借鉴国际劳工组织的“失业”定义，将其定义为“指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13］。在赖德胜、田永坡一篇引用率很高的文章中，知识失业被定义为受过一定教育的人的失业。这篇文章还指出英文graduate unemployment一词在国外使用更频繁，意指大学毕业生的失业［14］。显然，知识型失业不同于大学毕业生的失业。
有研究者根据既往研究成果，将“知识型失业”的定义综合为“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知识型失业的主体是具有一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知识型劳动者”［15］。然而，“较高程度”是多高程度？“不得其用”到底是什么状态？有研究者将“不得其用”细分为显性的无工作状态和隐性的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状态，分别称之为“显性失业”（或“公开失业”）和“隐性失业”［16］。那么必然要一个专业定终生地“学以致用”吗？值得商榷。又必然是“所学即其所长”吗？不同人的“所长”进行比较，用较长之人，本是自然。因此这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矛盾的提法。况且在今天，绝大部分的劳动者都“具有一定知识和专业技能”，他们都叫“知识型劳动者”吗？概念的含糊导致“知识型失业”沦为研究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的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新名词而矣。
“知识型失业”现状如何？目前没有权威数据说明我国知识型失业现状。显然，其所涉及的人群范围大于通常论及的大学毕业生，它至少包括初次就业之后再次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事实上由于失业社会保障覆盖不完善等原因［17］，我国登记失业率数据一直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有“被严重低估”［18］的可能。而即使是只针对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的数据，由于存在“统计口径和截止时间不一”，及“无法提供更稳定、更具实际参考价值的毕业半年后就业率”统计［19］，其统计结果也受到质疑。一份2012年中国劳动力状况调查报告指出，“不在业人口比例不到十分之一”［20］。但这个“不在业”人口的粗犷估算不能反映我国知识型失业现状。因此可以说，目前没有数据直接表明我国知识型失业的情况，与知识型失业相关的数据不足以提供对知识型失业问题研究有价值的信息。
总之，由于概念含糊、现状不明，“知识型失业”研究通常限于对大学生失业问题进行研究。
二、自愿性“知识型失业”的成因、对策论
知识型失业分为自愿性和非自愿性两种。以下分别从这两方面论述其成因和对策。
对于自愿性的知识型失业，其归因应主要考量个体心理及其家庭的可能性支持。这种自愿性的知识型失业一般有两种表现情况和原因：一是个体进入备考状态，志在继续求学，有人称之为“非失业状态”或“隐性失业”；二是个体处于职业搜寻过程中或创业筹备期，志在获得满意的工作，有人称之为“等待性失业”。吴克明、温海燕等人认为，大学生自愿性失业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下大学生理性选择的结果［21］，解决自愿性失业问题，应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22］，从而使大学生自觉主动地调整就业期望值。降低大学生就业期望值的实现途径主要不在于宣传教育，而在于打破由于不合理的制度等原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建立完善的信息传递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23］。“市场”是抽象名词，是交易行为的集合，没有确定的主体性，不能指示行为的起点，仅能体现现象规律或过程规律，如果由此作为成因而推导出对策，对策也容易流于空谈，不具操作性。既然是“自愿性”的失业，那么失业对于个体而言就不是一个“问题”，无须“解决”。相反，应该看到自愿性失业的积极作用，它是个体尝试改善自己、改善社会的一种努力过程，是市场的一个变量因素。
龙琼曹国辉张谨帆周昭明：2004-2014年“知识型失业”研究综述
自愿性的知识型失业相对于个体而言一般具有暂时性。鉴于我国社会舆论，即使个体或其家庭拥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个体如果长期无理由地处于无业状态，也会为人诟病。最终，迫于生存压力或精神压力，自愿性的知识型失业者都会选择就业或创业，或者进而成为非自愿性的知识型失业者。如果自愿性失业最终能够导致个体的成长和完善，或者能够通过创业来有益于社会，那么这种失业将是可喜可贺之事。然而，如果大比例的自愿性失业者最终都转变为非自愿性的知识型失业，则预示着：社会发展环境可危！经济发展环境可危！
一份由工商管理学院欧洲研究所于2013年11月出具的《2013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24］显示，在103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我国人才竞争力综合指数排名第47位。将48个评价指标的名次作一概览，列出中国在其中排名靠前、靠后的几项，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女性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第1名；青少年阅读，数学和科学成绩，第1名；QS大学排名，第8名；向官员表达关切，第100名；环境维护，第92名；夜间安全，第12名；年轻人就业，第15名；薪酬与生产效率的联系，第13名；新产品创业活动，第11名。通过全球比较的视野，我们发现在一个女性就业率比例如此之高的国度，在年轻人就业相对比较好的国度，在一个如此注重创新技术的国度，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评价都相对不错的情况下，我国高端人才海外流失严重，同时国内的知识型失业却引发如此严重关注！这到底说明了什么？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每个工作的薪资待遇能够养活家庭人口数太少，或社会失业保障存在严重不足；二是我们国家的大环境不利于人才的发展、培育、留置。
三、非自愿性“知识型失业”的利弊论、成因论、对策论
针对非自愿性知识型失业的研究文献极多，内容通常都涉及利弊影响、归因和对策。归因和对策表述五花八门，但两者之间一般存在对应关系。
（一）利弊论
劳动就业联系着经济与社会两大领域，它是保持社会稳定、提升企业效率，以及维系个人和家庭生存、发展的纽带。关于知识型失业的利弊影响，主要有正面积极说和负面消极说。
研究者认为，正面积极影响主要五点：一是促使大学生在求学期间更加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并强迫其时时关注高学历劳动者的市场需求情况，并以此为导向不断完善自身。二是知识失业的全国性、多领域性和非暂时性，促使人们不再盲目追求高学历，而是更注重从现实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投资和职业生涯规划［25］。三是推动我国更高层次教育的发展。四是刺激劳动就业市场的成熟。五是带动我国自主创业的发展和创业教育的兴起等［26］。
负面消极影响也有五点：一是容易引起民众的焦虑和社会的不稳定；二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和损失，影响社会发展［27］；三是加剧社会两极分化，扩大社会贫富差距，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不公［28］；四是导致教育需求的膨胀［29］；五是影响人们正常的教育投资与教育消费，如教育性储蓄的增加会造成内需不足［30］。
我们基本上不赞同负面消极影响这几种论点。并非我们能否认这五点，而是这五点也可能由其他原因造成，这五点并不是知识型失业的“直接”后果，或“主要”是由知识型失业造成的后果。例如没有完成大学学业的盖茨（B.Gates），扎克伯格（M.E.Zuckerberg），卡普（D.Karp），通过创新在极短的时间内积聚极大的财富。有人说这才是抽干中产阶级，加剧两极分化，扩大贫富差距的最重要的原因［31］。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创新”，而非“知识型失业”，造成或加剧着这种不良局面。又如，有研究指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影响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样也包括教育消费。教育消费具有不同于一般消费品的属性和特点，其既具有消费属性又具有投资属性。人们在不同的收入情况下，教育支出的显示属性的侧重不同，高收入者更侧重于其消费倾向，低收入者更侧重于其投资倾向，收入分配差距就通过影响不同人的个人教育消费行为，导致我国教育消费的结构性失衡［32］。总之，对待知识型失业现象，更宜放长眼量观其利弊影响，论其积极、消极面度。
（二）成因论
多数研究者认为教育深化、劳动力市场分割、相关政策或制度不完善、高校人才有效供给不足、个体因素等是造成知识型失业的主要原因。
首先，有多篇文章对知识型失业与教育深化的关系展开讨论。2004年以前的文献中，主要有杨卫军［33］、陈晓燕［34］、杨竹节［35］、吴回生［36］、杨青［37］等人的文献被引用较多。2004年之后，郑文力认为，国家因教育能带来效益而扩大供给，个人则因教育能提高预期收入和心理满足而追求高学历，势必导致“教育深化”与“知识失业”并存现象。为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高校重视专业结构性调整与教学质量提高，个人应树立理性的教育投资观［38］。许林、许丽认为，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和超常规发展，我国出现了知识失业现象，并日益成为高等教育深化过程中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外应对过度教育问题的经验，对我国解决教育深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我们应该建立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薪酬制度：企业应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吸收各层次人才；对高校的办学模式和办学层次应该进行合理规划，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调整高校的专业设置，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39］。多人引用的“教育深化”一词出自谭崇台的《发展经济学》［40］。该专著就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进行论述，主要涉及教育收益与教育成本的问题，这两种现象辗转相为因果。“教育深化”常与高校扩招［41］、过度教育［42］、教育筛选功能弱化［43］、知识劳动人口供给总量过度［44］、知识劳动人口供给结构失衡［45］等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相关联的语束。
其次，有大量文献提及劳动力市场制度性二元分割是造成知识型失业的重要原因。这种二元分割包括城乡之间的分割、城市中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分割等。赖德胜等人认为，“知识失业”加剧凸显政府职责，政府要致力于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对策包括：可尝试建立全国联网的公共工作银行；创造“洼地效应”引导知识资源有效合理配置；高校培育人才亟需“随行就市”［46］。鼓励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和农村等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在确定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时要适当考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状况［47］。此外还有贾晔楠［48］、盛喆［49］、刘兰［50］、耿永志［51］、卢菲菲［52］，黄英良［53］等人从该角度进行知识型失业研究。
其三，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造成有效供给不足，或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李薇辉认为，“知识失业”受社会总体就业形势的影响，是相关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的结果；而供求结构错位至少体现在六个方面：求职预期与现实条件错位、“普及化”教育与“精英”就业错位、培养模式与“职场”需求错位、市场供需空间错位、学历文凭与实践经验错位、专业知识与综合素质错位［54］。一方面，高校培养的人才在整体质量方面存在欠缺，如专业能力、实践能力［55］、创业能力［56］、就业能力［57］等；另一方面，高端产业发展不足［58］，对知识劳动力的有效需求［59］不足。因此，对策也存在于市场的这两端。
其四，企事业单位招聘用人过程中的问题。企业的天然逐利性本质促使它对技术创新人才汲汲以求，也促使它用最少的薪资待遇雇佣高产出或高学历的岗位人才。相关研究指出企事业单位人员对工作岗位的既有占据性［60］、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61］、企业短视行为［62］等都是知识型失业的促成因素。
最后，个体因素。一是择业观念［63］；二是个体就业能力欠缺论［4］；三是职业认知和工作搜寻努力程度的影响［64］。有文章回顾2003年至2013年的相关研究成果，认为影响大学生就业因素中学生自身因素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而家庭因素相对最小［65］。几乎所有的文献不无例外地认为，要解决知识型失业，个体必须改变就业观念，并增强就业能力，践行“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就业路径。
以上所涉文献，绝大部分是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因此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即人是经济的动物。认为人们接受教育就是作为教育投资，只为赢取日后更多、更丰沛的经济回报。教育经济学的三大支持理论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筛选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66］。围绕这三大理论，这些文献可谓做足功夫，各种情况考虑周备。也有一些文献从社会学［67］、心理学［68］等角度进行研究，但其归因或对策也都大同小异。
总之，形成知识型失业现象的原因很多，不论是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劳动力供求理论，还是职业搜寻理论、教育筛选理论等，不论是教育经济学的视角，还是社会学、心理学等视角，都已为我们更清晰地了知失业成因、治理失业现象作出贡献。
（三）对策论
除上面提及的对策之外，归纳起来主要还有以下这些：其一，抑制教育深化。在确定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时要适当考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状况。其二，调整教育投资结构，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69 ］。重视基础教育与技能教育的发展，使教育资源的结构与空间分布趋于合理化。其三，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强经济建设，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总体的就业率。其四，加快城镇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收入差距，鼓励知识型劳动力到西部和农村等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其五，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加大我国的职业化教育。其六，改革就业政策；减少甚至取消制度性的人才流动限制；政府部门要为“知识就业”架桥铺路；调整用人单位的人事制度［70］；构建就业激励-保障体系［71］；健全企业单位和非公事业单位等的社会保障制度［72］。其七，逐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实行供求有效对接；形成统一的有利于人才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的服务体系。其八，高校改善教学内容，调整学科、专业设置［73］，加强创业教育［74］等。高校与企业联合为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75］。加大高等教育改革力度，使高校的教学模式与社会需要相适应。其九，积极开展创业知识和创业技能培训，使大学生树立创业思想。其十，实施大学生创业计划。国家在学生创业方面给予相应政策倾斜。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援助［76］，建立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制度保障体系［77］。十一，大学生转变择业观念，以积极的心态实现就业。从大学生自身角度，要建立合理的收入预期，树立广义的就业观。十二，加强媒介素养，获取充分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78］。
以上对策主要综合辑录自吴回生、赖德胜、杨青、郑元凯、盛喆、林霓裳、李薇辉、王志凌、汪来杰、王淑桢、杨冬民、田永坡、林志强、常怿等人的文章。可以看到，针对非自愿性知识型失业，研究者们所提出的对策可谓巨细不遗，从宏观的政府政策、市场制度，中观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的变革调适，到微观的个体择业观念等等，无所不有。毫无疑问，知识型失业的成因多种多样，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治理知识型失业也是系统工程，各个层面的配合也在情理之中。
在这些对策中，笔者也发现一些问题或偏颇。其一，部分对策的执行主体不明，例如“调整用人单位的人事制度”，不同的用人单位性质不同、主管部门不同，由谁来执行不能确定；又如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在实际情况中有区域、地区的不同，政府部门又有级别等的不同，主体也不能明确。其二，部分对策的可执行性不强，例如如果高校的专业设置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进行调整，而人才的供给却是在三四年以后，即使设置的专业完全符合当时市场的要求， 四年后也很难跟得上市场形势的变化［62］ 。一言蔽之，这些对策与归因相呼应，执行起来却殊为不易。
四、近十年“知识型失业”研究的进展与不足
近十年来，知识型失业研究的文献总量急增，研究人员构成扩大，研究日益深化、多样化，也日益理性化、精确化；但总体未能突破教育经济学的思维窠臼，全球比较的视野、知识经济发展的视野有待加强。
（一）文献总量急增，研究人员构成扩大
十年来，相关研究文献总量急增。随着大学生毕业人数、就业难易程度变化，论文篇数逐年波动。以“大学生失业”主题的1，726篇文章的年度发表数量来看，可分为四个坡度：2004-2005年，文献数分别为55篇和61篇；2006-2008年，文献数倍增到100多篇；2009-2012年，每年的文献突破200篇，特别是2009年，达到253篇，几乎是2008年的两倍。2013年以来，相关文献呈下降趋势，但仅2013年也达到179篇。这些数据可以从侧面显示出失业问题研究与现实情况的紧密贴合性。
在这些研究文献的背后，可以发现关注的眼光不仅来自经济界、教育界的专业人士，这十年来特别增多了硕士研究生——他们大多在本科毕业的时候，与这个问题刚刚擦身而过，两三年之后，当他们面临毕业，又与这个问题正面相逢。切身的关注与体会使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个主题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2014年4月，以2004-2014年为检索年限，以“知识失业”为关键词，以硕博论文为文献来源库，搜得硕士学位论文16篇；同时，以“知识失业”为关键词的文献为263篇。如果考虑学位论文须与专业挂勾的要求，以及研究生也会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期刊论文的可能性，则可以推理这个数量和比例值得关注。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学位论文大抵归纳总结，人云亦云，屡见重复，少见新意。
（二）研究视角日益深细、多样，对策日趋理性、可行
当知识型失业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也有研究者冷静下来，重新反思知识型失业的性质和意义，反思造成知识型失业的“知识教育”的本质和价值。梁清撰文指出，知识型失业是教育的“类发展困境”的一个典型例子。教育类发展困境的原因并非都来自教育系统内部，但是，应对教育的类发展困境，教育研究应该有所作为——它应该在价值追问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创新、理论前瞻和理论反思来努力实现其在教育发展进程中“增促进步、减缩代价”的使命［79］。张成武则从历史的角度论述知识价值观变化及其在教育上的反映，分析知识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价值，探讨实现知识教育价值的学校策略［80］。知识教育具有认识价值、智力价值、思想价值，不应仅仅从其经济价值来看待知识失业问题。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也有不少研究尝试更深入地去分析具体的问题，或提出更细致、更理性的数据解读。例如有学者对文科专业学历的人更容易失业［81］进行了探讨，指出需要加强文科壁垒［82］。武向荣用过度教育收益率模型估算发现，我国过度教育收益率小于工作所需教育收益率，说明发生过度教育会使个人收入受到损失。在政策选择上，现阶段应按照渐进、适度的原则扩展教育规模；加大调控不同行业和地区的收入分配，防止收入差距过大造成过度教育高度集中在高收入行业和地区，导致教育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个人也需要理性投资教育，避免因过度教育的发生降低了教育的经济价值［83］。还有文章对高等教育最优规模［84］进行探讨，或提出“社会最优教育年限”［85］，或作“托达罗模式”解读［86］，或作出过度教育的预警函数模型［87］，为该问题的决策夯实理性基础。还有学者则细致体察到搜寻职业过程中社会资本所形成的就业不公［88］，这也是形成部分人失业的一个潜在因素。
有研究者借鉴外国的做法提出对策。如郑勤华、骆四铭等借鉴印度的做法。印度“学位与职位相分离”政策的演变是其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互动的体现，是高等教育政策适应社会要求的结果［89］。印度处理高等教育扩张中出现的知识失业的方法和政策显示，只有从个人观念、教育管理、社会政策三个层面处理好学位与职位之间的紧张关系，才能有效缓解知识失业问题［90］。吴军则借鉴瑞典各级政府从劳动力市场招聘雇员的做法：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程度，就招聘什么样的员工。需要中等文化的雇员，原则上不招聘有高等学历的人；需要大学本科学历就能从事的工作，原则上不招聘研究生以上学历者；而需要高学历才能从事的岗位，也不任意降低聘用标准［91］。
以上可以看出，知识型失业研究的视角日益深细、多样。与此同时，对策也日见理性、可行。笔者较为赞同谢作诗、杨克瑞的对治方案：我国高等院校必须实现研究型教育与技能型教育的分离均衡，少部分大学从事研究型教育和精英教育，绝大多数大学则从事应用型和技能型教育［92］。从短期看，要硬化高校的预算约束，逐步放松对于学费和招生计划的统一管制，给予学校更多的其他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并改革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方式；从长期看，必须改革更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促进高等教育领域的产权改革，高等教育最终将形成面向市场的办学机制。
（三）总体上未能突破教育经济学的思维窠臼
虽然“知识型失业”或“知识失业”一词并非中国土生土长，但它作为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一种典型特征和常见现象，在我国的研究中也被屡屡提及，因此为其“正名”是应有之义，名正而后方能言顺。从中文语境角度而言，“知识型失业”概念天然地具有教育学的视角，也天然地与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相联系。例如付八军曾对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的相关性作出探析，认为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是知识，其中包括高新科技知识，这是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联系的纽带［93］。然而遗憾的是，除上文提及的梁清、张成武的文章与知识本质、知识教育本质有关之外，少见这方面的文章，大部分文章都未能突破教育经济学的思维窠臼。
教育经济学固然能从人的经济动力的本质角度把握知识型失业的客观成因，但这主要是偏重于把高等教育仅仅视为投资、旨在获得较高经济收益的一种角度，笔者认为这是有所偏颇的。有研究指出，人们日益把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使用价值的操作知识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高等教育越来越被视为经济的产物，导致在对高等教育的描述和对学生质量的诉求上，直觉、理解、反思、智慧和批判被淡化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关注规划、数量、收入、产出、绩效、产品的提供能力，以及社会的贡献率的发展取向。为超越这一取向，有必要从知识认识论重新转向的角度探讨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走向［94］。高等教育还可能是一种消费，可能是一种闲暇教育，旨在获得自由而艺术的生活方式。有学者指出，对于人，知识与技能固然重要，但是做人更加重要。不会做人，学识与技能再多，也不一定能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好处。不会做人，就不会判断知识之恶与善、伪与真，不会有效运用善知与真知来改善个人、家庭与社会生活品质。以知识与技能为中心维度看学习、评价学习结果，是对学习本质的严重矮化［95］。因此从这一点来讲，教育学角度的研究还大有可为之处。
此外，全球比较的视野、知识经济发展的视野有待加强。已有研究文献主要是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分析其可能的成因，提出相应的对策，缺乏一种国际间比较的视野。事实上失业问题堪称一个举世瞩目的问题，全球比较的视野不可或缺。就知识型失业而言，它至少是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不同国家之间的成因、对策也可广泛学习借鉴。已有研究文献通常也局囿于将知识型失业放在工业经济为主导的时代背景下来考量利弊，而缺乏一种发展的视野，未能将其与知识经济、知识社会联系起来。早些年热议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时，知识型失业现象尚不明显。当时有学者指出“知识经济不是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离知识经济时代尚远”［96］。如今时过境迁，知识型失业能否成为“催生知识经济”［97］的积极动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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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山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