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师一
摘要：大学校歌是教育语言，是大学教育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喻是大学校歌歌词中一种常见现象。中国大学校歌中的转喻涉及大学的自然或人文环境、人物、办学理念、时代精神等多个面度。中国大学校歌歌词中的转喻有的健全，有的不健全；健全的转喻有正面的预设意义，不包含负面的非预设意义，有较强的教育功能，因而生命力强，传唱度广；不健全的转喻隐含虽然有一定的预设意义，但是同时隐含负面的非预设意义，或令人费解，或使人误解，因此，生命力不强，不容易被人接受。大学校歌的转喻，要达到健全水平，至少应具备艺术性、教育性、独特性等三个条件。
关键词：校歌；大学；转喻； 教育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6-0009-0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转喻识别研究”，项目编号：11C1242。
收稿日期：2014-08-11
作者简介：曹师一（1978-），女，湖南郴州人，湘潭大学大学英语教学部讲师，从事语言学、语言教育研究；湘潭，411105。
一、引言
中国大学校园，或坐落在巍巍高山之下，或屹立清清绿水之滨。“莘莘学子来远方，行健不息需自强”［1］122，踌躇满志，尽情抒发着“男儿自有真，谁不是良时豪俊”［1］40的豪情。美景与豪情，融成一首首校歌，或悠扬婉转，或慷慨激昂，以各种方式诠释大学精神与灵魂。校歌，传唱的是学校的外在风貌和内在精神，不仅传达学校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特色，还反映时代精神和文化底蕴。
中国大学校歌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897年。当时，上海的南洋公学师范院把《警醒歌》定为学院的院歌。该歌歌词一共四章，每一章都以“警警警”开头，“醒醒醒”结束［2］。进入近代，大学校歌创作进入鼎盛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学府都创作出颇有影响力的校歌。在当代中国，有的大学，如复旦大学，组织力量创作新校歌，但新校歌并不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和喜爱，学校只好顺应民意，恢复使用老校歌［3］。一些老校歌有着现代大学新校歌所难以匹敌的生命力，而新校歌创作似乎已经进入一个瓶颈，难有突破。
转喻是大学校歌歌词中一种常见修辞现象。学术界，无论是教育学界还是语言文学界，都对大学校歌研究甚少；从中国知网所录文献看，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对歌词进行研究更是几乎没有。本文主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分析大学校歌歌词中的转喻语言，着重考察其特点及意义。
二、中国大学校歌歌词中的转喻
（一）转喻
传统观点认为，转喻是一种“用一个物体的名称来取代另一个与之相联系的物体的修辞手法”［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转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和日常思维模式。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界普遍认为，转喻是一种概念现象，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内，用一个概念实体作为工具，为另一个代表认知目标的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途径的认知过程［5］。
根据最传统的认识，转喻的基本方式有：以象征物替代拥有者；以工具替代使用者；以容器替代容器中人或物；以因替代果；以创造者替代所造人或物，以产地替代所产人或物。［6］ 稍宽泛的认识，其方式还包括明喻和暗喻之外的替代，如：部分替代整体，整体替代部分；具体替代抽象，抽象替代具体；种替代属，属替代种；材料替代产品，产品替代材料。和明喻、暗喻一样，转喻不仅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表现手法，更是日常交流、教育沟通、新闻报道的重要表达手法；在新闻报道中，甚至是标准表达手法，如“市政厅”指代市政府人员，“白宫”指代美国总统［7］。
关于转喻的内部运作机制，兰加克尔（R.W.Langacker）认为转喻是一个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point）现象［8］，通常由转喻词语指定的成分充当参照点，为拟描述的目标提供心理可及。在实际操作中，人们总是以中心的和高度突显的事物作为参照点唤起其它不那么突显的事物，如“大学生们每天吃食堂”，“食堂”指代“食堂里的食物”，这是一个“以整体代替部分”的转喻，在“食堂”这个理想化认知模型内，以“食堂”这个整体作为工具，为认知目标“食堂里的食物”提供心理途径。相对于认知目标“食堂里的食物”，“食堂”这一建筑物更加突显，因而被作为认知参照点，具有转喻意义。
（二）大学校歌歌词中的转喻的基本类型
第一，展示大学环境的转喻。
大学校歌中，展示自然环境或人文环境相关的转喻很多。有的以地理名称和地理特点名词转喻学校或学校所处环境或位置，如西南联合大学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 九州遍洒黎元血。……多难殷忧新国运， 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1］55-56。“衡山湘水”是湖南地理标志，是高度突显的、易感知的实物，作为认知参照点，转喻地唤起人们对不那么突显的、不易感知的湖南的认知。抗日战争爆发后，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至长沙， 在岳麓山下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半年后， 日军步步紧逼，危及衡山湘水， 师生们将学校迁至昆明， 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长沙另两所高校的校歌中也有类似的转喻词语，分别是湖南大学校歌“麓山巍巍，湘水泱泱”［1］128，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歌“衡山西，岳麓东，第一师范峙其中”［9］。另外，中山大学校歌中“白云山高，珠江水长”［1］19，以及武汉大学校歌中“东湖之滨，珞珈山上”［10］178等，都用学校所在地的标志性地理名称或特点名词来展示学校的地理位置。
曹师一：中国大学校歌中的转喻及其教育含义
有的关于大学环境的转喻则以部分指代整体。西南联合大学校歌中“九州遍洒黎元血，……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中“神京”、“燕碣”是当时被日军占领的中国部分地区，较之于“国土”、“领土”等抽象词语，更具有认知突显性，而且情感意义与情感唤醒功能更强，作为转喻词语，为认知目标全中国提供心理可及。复旦大学校歌中“震欧铄美声名满”［1］87，“欧”与“美”实际上指代“整个世界”。
第二，表现人及其品质的转喻。
中国大学校歌中涉及“人”及其品质的转喻相当常见，如1926年中山大学校歌“扶植桃李满天下”［1］21，1994年中山大学校歌歌词“为国栋梁，莘莘学子”［10］207，武汉大学校歌“根深叶茂育桃李，多少雄鹰竞翱翔”、“今朝多磨砺，明日作栋梁”［10］178，北京大学校歌《燕园情》“我们今天东风桃李”，“我们明天巨木成林”［11］等。在这些校歌中，“桃李”、“栋梁”、“雄鹰”都转喻地指代有学问、有优秀品质的人。相反地，对入侵者，则用“仇寇”、“夷”和“虏”等来指代，如西南联合大学校歌中的“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东北大学老校歌“东夷兮狡诈，北虏兮矫骁，灼灼兮其目，霍霍兮其刀”［1］33等。
转喻是借事物之间的相关性或邻近性建立相互替代关系。两事物之间只要具备关联，就具备建立转喻关系的基础［12］；并且，转喻的认知基础是事物的某些显著特征。之所以要突显事物的某些特征，用它们指代一个事物，是因为人类认知系统有一种扩大关联性的倾向［13］。如“栋梁”，其显著特征是方正笔直、有超大承重力，和大学生的正直、能承担大任等应然品质相关，与人们对大学生的应然品质认知点重合，表达出对大学生成长方向的期待，同时还表达出一种精英教育的理念。
第三，呈现学校特点和办学理念的转喻。
这类转喻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清华大学老校歌。第一段主要歌词：“……莘莘学子来远方，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1］123-126。“春风化雨”喻指教师之教；“行健不息须自强”源自《易传·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4］，喻指学子们努力奋斗、愉快学习。第二段主要歌词：“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新旧合治，殊途同归，肴核仁义，闻道日肥，……海能卑下众水归，学问笃实生光辉”。这段歌词展示藏书状态、教学氛围，还展示学子们治学理路与探索精神。“图”与“史”，以部分代整体，转喻所有书籍以及所有学问；“肴核”，也以部分代整体，转喻所有美食，尤其是精神美食；“众水”，以内容指代容器，指代所有“江河”。“肴核仁义，闻道日肥”，以美食饱腹、日渐丰腴这一具体的与容易感知的状态作为参照点，呈现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这一抽象的、不易感知的学人情态；“海能卑下众水归”，整句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转喻，以众人皆知的自然现象作为参照，展示学子们必须有海纳百家之学、博采众家之长的治学精神与思想境界。
第四，展现时代精神的转喻。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是以歌曲展现时代精神的经典之作。从歌词的语篇形态看，和岳飞《满江红》相似，从歌词的内容及情感看，与《满江约》相呼应。“……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15］。这是一首气壮山河、传诵千古的名篇，真实而充分地反映岳飞驱寇报国的英雄气概和重整山河的乐观精神。抗战期间，中国各界都强烈地呼唤这种气概与精神的回归，西南联合大学校歌，不仅抒发出大学流亡的艰辛和悲愤，表达出一代学人的担当，而且表达出中华儿女驱逐敌寇、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决心和信念，正好回应各界呼唤，成为时代精神的典型表达。
转喻不但可以是现实世界中的替代，而且可以跨越可能世界的界限，使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发生关联。这首校歌歌词，使人们记忆中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和现实世界中莘莘学子精忠报国的愿望发生转喻关联，就唤醒人们对岳飞式英雄的记忆，唤醒人们心中的岳飞式英雄意识与精神，从而使千千万万个岳飞站立起来，保家卫国。
总之，中国大学校歌歌词中转喻非常丰富，内容基本涵盖高校语境多个方面，形式有词语、句子，甚至段落、篇章。好的转喻可以使校歌更形象生动，有效地表达创作者思想，并且以创作者的思想提升师生的思想境界。但是，中国大学校歌中的转喻不都是好的，因为，人们从转喻里面读出来的意义与创作者的想表达的意义不完全一致。
三、大学校歌歌词转喻的预设意义与非预设意义
（一）预设意义与非预设意义
预设意义，是校歌创作者构想的意义，是希望传递给演唱者、听唱者与阅读者的意义，是希望演唱者、听唱者与阅读者获取的意义。
非预设意义，是校歌创作者构想的意义之外的意义，即言外之意，是希望演唱者、听唱者与阅读者实际捕捉到的意义。非预设意义，隐含在校歌歌词的字里行间，隐含在校歌歌词的逻辑之中，如同民间笑话“该来的没来”、“不该走的走了”等语句充满说话人自己不曾意料的意义一样。大学校歌歌词的非预设意义有两类：一类是正面的，因为包含健全的教育理念而高于创作者的本意；另一类是负面的，因为包含不健全的教育理念而低于创作者的本意。任何一个转喻，如果让人们听出或读出负面的非预设意义，都会使校歌失去价值、失去生命力。
（二）健全的转喻与不健全的转喻
健全的转喻，有正面的预设意义，并且有多种正面的非预设意义，让演唱者、听唱者与阅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健全的转喻，虽然可能有正面的预设意义，但是，有负面的非预设意义，而且，负面的非预设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正面的预设意义。
有的大学校歌引经据典，以历史掌故或事件转喻时势。如东北大学老校歌中的“惟卧薪而尝胆，庶雪耻于一朝”［1］33-34。卧薪尝胆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原指越国国王勾践励精图治，以图复国的事迹：“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16］。此歌词创作于1928年东北大学六周年校庆之际。当年6月，奉系首领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谋杀；两个多月后，张学良继任东北大学校长。在校庆大会上，师生共唱此歌，立志雪耻。“卧薪尝胆”也出现在黄埔军官学校校歌中：“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1］326。勾践典故指明两首校歌预设意义：1928年之东北或1924年之中国，如同越国，处于危难之中，大学师生，当效法勾践，刻苦自励，以雪受外敌欺侮之耻或以救国家于军阀割据。卧薪尝胆只是一个细节，展示勾践典故的背景、过程和结果等一个整体，通过整体典故转喻校歌创作时东北或中国境况，提出走出困境之措施。这个转喻是健全的，因为它的预设意义是正面的，而且非预设意义、即隐含意义也是正面的：教育为立国之本、强国之途，人才为立国之本；只有振兴教育、培养人才，才能使国家强大。
预设作为一种语言使用现象，其意义的确定与传递是顺应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心理、认知等多种因素进行表达的结果［17］，而其意义的获取与接受是顺应相同语境中多种因素进行解读的结果。转喻是特定的、有着共同信念体系的群体内部使用的语言［18］，只有交际双方都具备足够的共有知识及共有思维，其理解才成为可能。如果一首校歌歌词中转喻太偏离师生共有知识及共有思维，其预设意义必然不容易为师生获取与接受，因而，其可能流传度和实际流传度必然不高。
四、大学校歌需要健全的转喻
转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在日常交流中不可回避，在大学校歌创作也不可回避。既然不可回避，就必须追求健全。健全的转喻，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是艺术性。大学校歌不能是对大学的肤浅的赞歌，更不能是某种办学思想的空洞的陈说，其歌词在声音构造和修辞处理（一部分声音处理手段属于修辞处理）上，应该有与大学身份相适应的艺术性，应该有与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身份相适应的高雅，还应该有大学作为大学问传递机构的身份相适应的大气。有的大学校歌歌词中的转喻，或太肤浅，或太多而散乱，因此失去艺术感染力，如武汉大学校校歌中的“桃李”、“雄鹰”与“栋梁”之间，“珞珈山”、“长江”与“寰宇”之间，似乎没有设置内在关联，散乱堆砌的转喻不但没有艺术感染力，甚至还不如日常交流与新闻报道中的转喻那样达意。一首好的校歌歌词，其主旨是鲜明而具体的，其结构是严谨而完整的，其表现手法或修辞手法是精致而多样的。
第二是教育性。大学校歌歌词，从理论上讲，是一种教育语言，是教育理念或理想的语言。教育语言（languages of education），是“我们思考、谈论与书面探讨教育（how we think， talk， or write about education）”［19］ 的语言。进一步讲，大学校歌歌词，是大学人思考、谈论与探讨大学教育的宏大问题的语言，而在表达对大学教育的宏大问题的思考与探讨时，如果直白地高喊宏大的理想与目标等，又容易使大学校歌失于肤浅与空洞，沉沦为没有艺术感染力的套话与口号。正是因为如此，大学校歌需要有修辞，需要使用多种修辞手法。但是，相对于明喻和暗喻等手法而言，转喻构思难度更大，因而风险更大：从替代或喻体到被替代或者本体，其指示路径与指示结果，可能经常出于构思者预设！北京大学校歌第二句是：“忆昔长别，阳关千叠，狂歌曾竞夜，收拾山河待百年约。”其中，“狂歌”应该是以局部替代整体或以具体替抽象，整体或抽象应该是大学生活。大学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于教师是什么，于学生是什么，歌词中除“用青春完成作业”一句提示部分内容外，再没有其它提示；而“作业”于教师是什么，于学生是什么，也没有明确指示。根据语言逻辑，根据语境逻辑，“狂歌”替代和能替代的，不会是也不可能是应然的大学生活，应然的大学生活是北京大学老校歌所陈述的：“……均又新，弦诵一堂春。破朝昏，鸡鸣风雨相亲。数分科，有东西秘文。论同堂，尽南北儒珍。珍重读书身，莫白了青青双鬓。……”［1］40。实际上，在艺术性上，北京大学新校歌和北京大学老校歌没法比；在教育性上，北京大学新校歌和北京大学老校歌更没法比。大学生活或大学校歌歌词中的转喻，一旦出现与健全的大学教育理念相背离的非预设意义，其教育性必然会大打折扣。
第三是独特性。大学校歌歌词，在主题与语汇上，要避免雷同，呈现独特。一些大学校歌歌词，动不动来“巍巍”、“热土”和“楼宇”，相似性有余，独特性不足。除雷同外，“热土”和“楼宇”之类的转喻，还可能包含负面的、至少是不健全的非预设意义。如“热土”，本意可能是以产地指代所产人或物，即大学所产人才或知识产品，但是，“热土”可以产出豪杰枭雄，不一定能产出学术大师。大学或大学校园不能只是“热土”或者不能一直是“热土”，在更大时空看，大学应该是“冷土”，要耐得住冷，“板凳要坐十年冷”，才能培养出大师，才能成为真正一流。再如“楼宇”，本意可能是以容器指代容器中人或物，即大学教师与图书等，但是，对于大学，有好的楼宇不等于有好的教师与图书等，而好的教师与图书等不一定在好的楼宇中。大学的标志，不是大楼，而是大师；大学的追求，也不应是大楼，而应是大师。有一点很有趣：雷同的转喻，其非预设意义、尤其是负面的非预设意义也经常是雷同的。大学校歌歌词必须具有鲜明特色，一方面，要不落陈套，不和其它大学校歌歌词相似或雷同；另一方面，要不失于空泛，不失于通用性，只呈现一所大学特有的传统与优势［20］。
大学校歌歌词，显示并且证明大学人的实然身份，而实然身份与应然身份可能经常存在较大距离。通过校歌歌词展示大学人的应然身份，本身是一种大学理想。因此，大学校歌歌词创作，是一件小事，又是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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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