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代中国同时存在民主教育的缺位与政治民主的迟滞，二者相互交织，形成一种陷入保守和停滞的循环机制。民主是教育发展的推动力量和有力保障，教育也通过培育现代公民为民主发育创造条件。实现民主与教育的良性互动，需要培育“民主教育场”，它是基于民主的理念和制度的教育环境、氛围与机制等构成的“场域”。民主教育与国家的民主化紧密相连，让民主教育运转起来，需要从社会系统层面推动教育改革。
关键词：民主教育;民主教育场;审议;改革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同时存在民主教育的缺位与政治民主的迟滞，二者相互交织，形成一种陷入保守和停滞的循环机制。民主是教育发展的推动力量和有力保障，教育也通过培育现代公民为民主发育创造条件。实现民主与教育的良性互动，需要培育“民主教育场”，它是基于民主的理念和制度的教育环境、氛围与机制等构成的“场域”。民主教育与国家的民主化紧密相连，让民主教育运转起来，需要从社会系统层面推动教育改革。
关 键 词：民主教育 民主教育场 审议 改革
作者简介：魏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教育的改革发展依赖于政治民主，政治民主需要通过教育培育具有民主人格的公民。因此，以民主理解教育，从教育认识民主，是推动民主转型和教育发展的切入口。
一、现代性语境下的民主与教育
从杜威确立“民主与教育”的认识框架以来，民主教育成为现代教育哲学的基本理念。民主教育不仅是以民主为内容的公民教育，更是以民主思想理解和指导一切教育，从而推动教育的民主化。当代中国同时存在民主教育的缺位与政治民主的迟滞。一方面，民主教育的缺位是导致学生创造力不足、公民意识淡漠、价值观混乱等的原因之一。工具理性的支配让价值理性边缘化，在市场导向下，功利主义价值观支配了教育，教育成为为市场培育技术人才的“产业”，培育健全心智、自由人格和批判理性的教育担当被冲淡，意识形态的教条灌输因远离现实而流于形式。这不仅难以培育现代公民的价值观，也无法塑造创造性人才所需要的批判思维和独立人格。另一方面，民主发育的迟缓成为社会进步的瓶颈，权力的支配抑制了教育的自主性与创造性。那么，在民主教育的缺位与政治民主的迟滞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是如何形成的？
现代性建构是近代以来社会转型的主题，其中政治现代性的主题是重构权力合法性，民主则是基本方向与核心价值。教育现代性的主题是以自由、民主和人本主义理念等重构教育的理念和制度，它不仅通过传承知识和技术为社会再生产劳动力，更在思想启蒙和知识创新中为民主创造了条件。在此语境下，民主与教育交织成社会变迁的一大主题，这也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一条线索。
从历史上看，对政治的依附一直是中国教育的传统。从独尊儒术到科举制度，作为专制体系一部分的教育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而现实政治也与追求心性培育的儒家教育思想存在冲突。传统文化中也有对平等、独立与自主的肯定，如孟子倡导养浩然之气、培育至大至刚的大丈夫精神，但从现实看，教育成为专制统治的顺服工具，在“君臣父子”的纲常秩序下，塑造的是依附人格和专断精神。在现代转型中，民主与教育走到了一起，构成批判传统的力量。从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到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民主成为国家转型的方向。新文化运动引入“德先生”，鼓吹以民主救亡图存。教育不仅担当起民主启蒙的任务，而且一直处于民主运动的风口浪尖。一个世纪来，教育与民主的交织与互动走过了曲折历程。虽然主体性教育、民主教育等也被提出，但并没有改变传统的权力架构。教育高度政治化导致主体性逐步丧失，近年来，极端事件频发折射了公民教育的乏力。
从经验事实可以抽象出现代性进程中的某种逻辑。民主与教育的互动交织会形成不同的走向，一种可能是趋向于陷入保守和停滞的循环机制。在威权支配下，教育成为维护权力的手段而缺少主体性，由此塑造了威权人格而非民主人格；当教育成为灌输和教化的工具时，质疑、批判与想象被拒斥，人的创造力就会受到抑制，社会难以形成积极的民主认同；历史传统形成的路径依赖则强化了原有制度和文化格局。分析上述机制可以发现，威权至上的权力结构是阻碍民主与教育良性互动的直接原因。教育为国家意志、资本以及教育者的话语权力等支配，具体表现为学校管理的集权体制、课堂教学的强制灌输、师生关系中的教师权威、媒体传播中的话语支配，等等。在这里，拥有知识和道德优越感的教育者占据强势地位并形成了教育中的不平等关系，教育成为进行自上而下的知识灌输和思想控制的手段。威权体制下的教育形成自我封闭的强化机制，其信念是基于对权威的高度认可、维护和尊崇，通过政治权力对教育的渗透和规诫制度等，塑造了依附性强、自主性差的人格，与民主观念存在冲突。受教育者是需要规范和引导的，教育权威的存在是必要的、客观的，彻底否定权威，既不符合实际也容易走向无政府主义。问题是，对于这种权威要有适当的约束。谁拥有教育权威，如何分配教育权威，是启蒙思想对教育的追问，民主则是一个基本理念。如古特曼认为，自由主义教育主张中立性原则，但难以实现，教育民主思想则主张将教育权威在多种主体间分配，通过理性审议来寻求共识①。
二、民主与教育的内在关联
教育是人类社会精神和物质再生产的基本环节，民主则是源于古希腊又伴随着现代性再度兴起的制度、理念和价值。教育与民主走到一起，形成民主教育的核心精神，从彼此的互动中认识和定义对方，此过程可以获得丰富的创造空间。
民主是教育发展的推动力量和有力保障，这表现于多个层面。其一，民主所营造的探求真知的宽容与多元的场域是创新的有利条件，与创新存在正相关性。从国家层面看，民主有助于形成激发创新的社会氛围，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迸发出来；从组织层面看，民主的精神和制度有利于消弭组织的各种矛盾，最大限度激发个体的想象力，从而实现组织创新力的迸发；从个体层面看，是否具有民主人格直接塑造了其心智模式和合作能力，与创新有着密切关联。其二，民主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提供了制度保障，推动了现代社会的知识创新和教育发展，因为民主正是知识和思想的秉性所要求的。其三，民主提出了教育平等的命题，即培育能够平等参与的公民能力，这种能力建设是教育公平的体现。个人的天赋与能力是不统一的、充满个性的，民主的平等不是让人等齐划一，而是在张扬个性中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潜能。古特曼提出，民主教育的一个任务是培养公民的审议能力②。培养和提升公民能力则是教育的使命。民主教育旨在培养具有民主精神、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的现代公民，在这里，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有走出对权威的盲从和对自我偏见的执著，而以平等民主的态度对待自我、他者和一切知识，才能确立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经验看，民主推动教育发展也是普遍的事实。
另一方面，教育也推动了民主的发育，尤其是民主教育通过培育现代公民为民主发育创造了条件。阿齐莫格鲁等基于实证研究认为，以往众多理论强调教育与民主的相关性，但相关性并不能建立因果联系。没有事实证明国家通过教育发展而更加民主。民主与教育的跨领域关系并非一种因果关系，更为影响它们的一些被忽略的因素所驱动③。传统中国重视教育，但并没有导向民主，智识教育、技术教育可以脱离民主而独立发展，因此教育不是导致民主的充分条件，毕竟民主的发育取决于众多变量。尽管如此，教育与民主还是有着密切的关联。英格尔哈特从人的现代性特质分析了公民性与民主的关联④。阿尔蒙德等对公民文化的研究证明了教育的重要性⑤。格莱泽等通过定量化研究肯定了教育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的关联，认为民主与教育有着相关性，教育的进步更容易引发民主转型和民主的巩固。一个原因是，教育提升了人们与他人的互动能力并增强了政治参与的收益，积聚了更多的对民主的支持⑥。教育尤其是民主教育创造了通向民主的有利条件，不论对民主的发育还是民主的巩固都是积极的。从民主的发育来说，教育所创造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从文化素质的提升看，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是民主发展的积极因素。教育水平越高，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追求民主的愿望越强。从价值观层面看，民主发展的一个条件是公众对民主的政治认同，这是民主发展的有利条件。民主教育通过培育公民的民主意识而使人们达成某种政治认同。从民主参与能力看，公民的参政意识、能力是测量民主发育程度的指标，这种能力只能是教育的结果。对于民主巩固而言，民主教育为民主注入生命活力。民主不是一劳永逸的制度建构，它的建立、巩固和完善需要持续的传承与创造，教育则是民主巩固不可或缺的环节。教育只是作为手段为参与民主作准备，这种民主教育本身即是目的。
这样，民主与教育在互动中构成超越现实的创造活动。现实总是有缺憾的，在事实与价值、实践与理念之间存在着张力，这是人类生活的真实处境。民主与教育是人类生活的希望所在，它们为充满矛盾、缺憾和苦难的人类世界带来抗争的力量，成为超越现实局限性和人的有限性并创造新生活的行动。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事业而追求人的自由发展，超越是其本质属性。民主教育借助思想启蒙引导人走出无知与蒙昧，通过知识创新、思想探索为人类文明注入新的基因，从而成为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原动力。民主是开放的探索性的生活实践，它为人的创造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杜威提出，不应该将民主理解为静止的、固定的、像存款一样可以支取的东西，它需要每一代人根据社会生活之需要去创造。民主的观念、民主的意义，必须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必须不断地发掘它，重新发掘它，改造它和改组它⑦。如此理解民主，才能避免僵化的观念。民主本身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普遍的模式，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人们依据自己的历史文化与现实问题探索民主。同时，民主要保持鲜活的生命力，也需坚持开放和批判的立场，尤其对权力、权威抱有怀疑和批判的立场。
教育的使命和目的是培养人，启蒙思想力求通过解放的教育塑造现代公民，尤其培育民主人格，这也成为教育现代性的核心主张。从这一视野出发，对国民性的反思也成为现代启蒙的基本维度。启蒙不只是被启蒙，更意味着民众的自主觉醒和自我教育。传统意义上的启蒙常常预设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鸿沟，启蒙者拥有知识和智慧，而被启蒙者处于无知和蒙昧中，因此启蒙是前者教导、引领后者走出蒙昧的过程。这一预设忽略了被启蒙者的主体性，从而依然延续了传统权威的习惯。真正的启蒙则要打破这种不平等的权威，它不应是单向的灌输和教导，而应是双向的互动启发和共同觉悟，这种彻底的启蒙是走向民主的过程。民主意味着人民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体，拥有并行使权力，这不是被动赋予的资格而应是主动争取的能力。所以，走向民主需要并推动了民众的启蒙，而民众的启蒙则是走向民主的条件和动力。改造国民性、培育现代人格特质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塑造民主人格，这是中国社会最需要也是最匮乏的一种人格。民主人格表现为对待知识、对待他人的宽容大度，以理性的精神和开放的心态进行多种观点、视角和立场的争论。尤其对于拥有权力的长官、师长和家长而言，能否与无权者、学生和孩子进行平等的讨论，不仅是胸怀、境界的问题，更是是否具有民主人格的表现。当然，这种民主人格的形成依赖于民主制度的保障，使这种争论和批评受到保护而不是被高高在上的当权者打压。
三、培育“民主教育场”
以教育推动民主发育，以民主去认识和推动教育发展，是现代性建构的一个突破口。民主与教育的互动既是客观社会力量自我演化的过程，又是社会历史主体参与建构的活动。让民主转型与教育改革转动起来，需要寻找和建构有效的动力机制。社会变革既是人所推动的结果，也带来了人自身的变革，现代性建构中的所有问题最后都会落到人的问题上来。怎样认识人和对待人，既是普遍的哲学问题，又是时代的追问。启蒙的主旨就是通过这种追问重建自我。教育者应当首先受教育，而教育者又是在一定教育制度下适应环境的结果。威权教育体制下，教育者不仅难以有民主精神，而且也很难实施民主教育，这便构成了“鸡与蛋”的循环。打破这种循环需要从培育“民主教育场”入手。民主教育场是基于民主的理念和制度的教育环境、氛围与机制等构成的“场域”，体现于校园、课堂、师生对话以及家庭生活、社会交往和政治活动之中，由此形成一种教育的“民主共同体”(democratic community)，“民主学校”便是一种表现形式。
民主教育场是以民主为基本理念、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为目的，各种主体在合作、审议、求知中形成的民主共同体。在这里，人们自觉地认同和实践民主精神，民主作为教育的核心价值成为凝聚共同体的认同基础。符号互动理论主张，人与人在互动中创造符号和意义，从而形成社会生活的微观机制。教育是在互动中创造意义的过程，而创造怎样的场、遵循何种原则，则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民主教育场是达成教育理想、使每个在场的主体都受到良好教育的条件。民主教育是各种主体在互动中适应和创造的过程，民主教育场意味着每个主体都参与其中，在追求真理和自由发展中体验、实践和创造民主。“场”的力量首先来自于民主制度对威权的限制和消解，通过创设基于民主的自由教育环境，每个主体都平等、自由地参与教育活动，由此形成了新的教育权力结构和运行规则，一种民主的教育共同体得以建立，人们在这共同体中自由成长、彼此协作、构筑其乐融融的精神世界。学校是最主要的教育场所，社会则是更大的教育场域，学校中的民主共同体的建构是社会层面的民主共同体建构的试验田。
民主教育场的认识论基础是对真理的平等追求，在此基础上走向探求真知、共同创造的生命实践。民主基于如下认识论：面对未知的世界，过去的经验和知识是有局限的，它不能提供完善的知识体系，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真理是在平等对话、讨论和辩驳中被发现的，民主则是追求真理的条件。民主意味着前人与当代人、教师与学生在知识和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主体，没有权威掌握绝对真理而高居于他人之上。因此，知识民主、课堂民主、校园民主与国家民主都有着共同的认识论基础，即对真理的尊崇和服从而非对权威与利益的遵从。密尔提出，真理需要经受批评和异议而获得活力⑧。多元主义是民主的内在要求，对任何议题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同观点，多元的文化立场是开拓真理的条件，独断论只能封闭真理的大门。因此，教育是参与教育活动的各个主体交换信息、创造意义与探讨真理的互动过程。
民主教育场是创造性地应对生活挑战的终身教育的场域，面对开放的问题和不确定的未来，民主教育场让人们以民主的立场参与其中。在这里，教育不仅传承知识、技术和价值，更是探索未知世界和实现生命可能性的创造过程。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民主教育并非只是培养投票的热情，更通过培育民主精神、批判能力和创造性思维以应对现实生活的挑战，在知识的创新与传播中避免无知和暴政。杜威提出，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基于如下观念：“没有一个人或者有限的一群人是十分聪敏和十分良善的，以致无需别人的同意就去统治别人；这句话的积极意义是：凡为社会制度所影响的一切人们都必须共同参与进创造和管理这些制度之中”⑨。教育相信每个人有平等地参与教育和生活的权利，民主教育场则旨在创造条件让每个人以自己的生命经验参与到生活的探索中来。在杜威看来，民主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⑩。这是一个在实践中学习和教育的过程，人从与他人的互动经验中学习，因此它是开放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教育活动。与威权主义的强势和高压相比，民主教育最大限度地解放了每个人。民主是一种开放的生活实践，是人在经验中理解、合作、互动的相互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活动。通过学习、互动与讨论来获得共识、增进理解、提高辨识力，本身即是民主精神的体现。
民主教育场凸显了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在打破传统的威权关系中确立参与者的主体性和平等身份，由此而培育了公民的民主人格。民主是教育的手段，也是教育的目的。作为手段，民主是探索真知、培育独立人格的条件，专制制度无法培育这种人格；作为目的，教育旨在通过创造性的知识传承和思想创新推动民主，成为维护民主的坚定力量。一种观点认为，学校只是民主的试验场，民主教育只是为未来的公民参与进行试验，这种观点带有功利性。民主教育本身即是培育健全人格的条件和手段。对于学校教育来说，它不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为未来做准备的过程，而本身就是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民主教育不限于为未来社会培育公民，更在于让学生在教育中以合理的秩序和理念生活。教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天然是民主的试验场，人的一生都在教育中度过，民主的滋养是不可或缺的。
四、寻求民主与教育的良性互动
民主与教育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民主是理解和构建现代教育的基础理念。那么，如何让民主教育运转起来？
民主教育场扩大到整个社会和国家层面，是国家和社会走向民主化的过程。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深受大系统的影响，同时又给予其反作用。于是，民主教育便与国家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民主教育运转起来”与“让国家民主运转起来”是同一个过程，这表现为通过教育培育民主意识，为民主发育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资本；以民主的理念和方式改革教育，使教育成为社会创新体系中的动力源。没有民主就难以有现代教育；没有教育的改革和民主化，民主的基础也不牢固。教育的改革打开了知识创新与思想创造的世界，在真理引导下培育了民主发展的诉求和能力，民主的发育由此启动起来。民主进一步为教育改革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由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机制，成为推动现代性成长的动力。
实现民主与教育的良性互动，需要坚守真理至上的理念，彰显教育的主体性。阻滞民主教育运转的关键因素是权力。面对这种强大的力量，民主教育如何挺立？在强权面前，教育显得无力，然而教育又是人类抗拒强权的力量，坚持真理至上则是民主教育内在力量的源泉。民主教育场以追求知识、真理和思想作为目的，不同于追求权力和金钱的“官场”和“商场”，它构成了人类文明和精神世界的神圣殿堂。这个殿堂固然不是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也会有金钱和权力的存在，但真理却居于最高的地位，这是抗拒权力和金钱腐蚀的力量。如果真理屈从于权力和金钱，民主教育便会失去灵魂。教育现代性的核心是在启蒙理性的引导推动下实现理念和制度的变革，在争取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教育平等中，确立自身在社会体系中的自主地位，并通过知识、思想的创造和人才的培育来推动社会进步，这反过来又强化了教育自身的主体性。
推动民主与教育的良性互动，需要付诸民主教育的行动。民主教育不仅是一种认识方法论，更是创造生活的实践活动，它需要浸透到教育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和领域，形成实践民主教育的场域。民主教育将生命理解为一种充满探险的过程，教育则帮助学生实现自我生命的潜能。民主教育不仅表现为教师治校、学生参与管理，更表现为在智识上的平等与自由探讨。校园、课堂、家庭和一切公共领域都是实践民主的途径、创造民主的平台，让学生参与民主，是践行民主教育的切实路径。民主教育要求人在生活中体验和参与民主，在试验和探索中积累民主经验、培育民主意识、提高参与能力。让民主深入人的骨髓，需要将外在的灌输化为内在的认同；因而自我教育最为有效，“用脚投票”的民主训练是最有效的途径。培育教育的民主共同体，让教育拥有自主性和主体性，需要实践民主教育，在自由批判的思想启蒙中推动知识创新、培育创造性人才。
实现民主与教育的互动，需要推动制度变革，这是实现民主教育的条件。制度设计则依赖于精神理念的指引。启动民主教育需要有民主精神的教育者，也需要民主教育的制度环境。民主制度是民主教育的保障。民主教育意味着赋予教育以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学校成为独立的学术共同体。施行民主教育需要从教育制度设计入手，以民主理念平衡各种权力关系，实现知识、真理的统治而非权威或资本的统治。只有充分考虑学校教育的特殊性，避免将政治民主机械地照搬到学校教育中，才能避免简单化的错误。教育改革的难点是处理国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仍然是关键难题。要改变这种权力格局，就要从国家层面而非教育系统内部进行改革。只有从社会大系统着眼，才能理解和解决教育子系统中的问题。如今，教育本身已形成稳定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并积重难返，只有从社会政治文化系统变革入手，形成全社会参与的机制，才能推动教育改革。
注释：
①②[美]艾米·古特曼：《民主教育》，杨伟清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0、3页。
③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and Pierre Yared. From Education to Democra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2, 2005, pp. 44-49.
④Chritian Welzel and Ronald F. Inglehart.Political Culture, Mass Beliefs and Value Change. In Christian W. Haerpfer, Patrick Bemhagen, Ronald F.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eds.). Democrat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26-144.
⑤[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马：《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339-345页。
⑥Edward Glaeser, Giacomo Ponzetto and Andrei Shleifer. Why does Democracy Need Educ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2, No. 2, 2007, pp. 77-99.
⑦⑨[美]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5页。
⑧[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26页。
⑩[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