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刘建军（1963－），男，山东博兴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全面的转型。这种转型表现为一系列的转变：从实施领导向注重服务转变；从“以事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从泛政治化到以政治为核心的综合文化转变；从孤立地解决思想问题，向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转变；从单纯工作视野向工作与生活的视野融合转变；从超功利教育向关照物质利益与引导精神追求相结合转变；从单纯增动力向增动力与减压力相结合转变；从集中型、运动式思想政治工作为主，向日常性、渗透式思想政治工作为主转变；从单向灌输式向双向对话转变；从常规被动型向主动创造型转变；从自外部实施教育向发动群众自我教育转变；从权威指令式向平等商量式转变；从政治优势向政治优势与专业优势相结合转变；从只允许一种道理向引领各种不同思想的转变；从注重说理向情理交融转变；从只讲大道理向大小道理相结合转变；从主要依靠传统媒体和渠道向更多地利用新兴媒体转变。
【关 键 词】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4－0013－07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社会的情形和人们的思想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对象和任务有了很大改变，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实现转型。现在这个转型虽然还未完成，但一些方面的转变已经表现出清楚的苗头和趋向。本文概括出十八个方面的转变，以揭示这种转型的若干方面。
一、从实施领导向注重服务的转变
领导与服务是一对矛盾，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角色定位上的一对矛盾。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很著名的一段话中就包含着两个方面：“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一方面是服务和保证，另一方面又是统帅和灵魂，是领导又是服务。可见，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和职责中，就包含着这两方面。而这两方面尽管从本质上来讲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它们共处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一体中，但它们本身并不是天然等同的。从“服从”一面讲，它的定位就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也就是说：它本身既不是中心，也不是大局，而是处于中心的外围并为大局服务的。而从“领导”和“灵魂”一面讲，它的定位应该是“中心”和“领先”，也就是说它处于比经济和技术工作更高和更重要的地位，并掌握着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前进方向。如何把握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思想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方面的一个困难之点。总的来说，以前的思想政治工作侧重于实施领导，强调它是党的领导的一部分，突出“政治挂帅”和“思想领先”，甚至一度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可以“冲击一切”的地位上。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给思想政治工作进行重要定位，一方面肯定和重申了它的“生命线”地位，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它的服务职能，这就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大转变。对此，我们要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即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并非完全排斥和否定它的引导甚至领导的意义，而是把这种意义包含在服务之中。在现有的条件下，应该更加注重服务，在服务中实现领导功能。
二、从“以事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实质，它也应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理念。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改变从前“以事为本”或“以任务为本”的理念，向着“以人为本”转变。事和人，本来是联系着的。任何工作都会涉及到这两个方面。事与人之间应该有一个侧重点，侧重点不同，思想方法和工作路向就不同。计划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以完成任务为核心，任务总是很急的，当人们一心想去完成任务时，心里考虑的就是任务和事情，而不是人。只想怎样动员人们来干工作，而对人本身考虑不够。而且，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往往是“出事”的时候，由于出了什么“事件”，于是围绕处理和平息事态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其中心还是“事”，而不是“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转型，就必须将关注的重点从“事”转向“人”，工作做在平时，关心人、尊重人、教育人。
三、从泛政治化到以政治为核心的综合文化转变
这可以说是在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上的转变。思想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宣传教育，其教育内容应该是非常广泛的。但其中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党的基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这些内容无疑具有明确的政治属性，是政治性内容。除了这些内容之外，应该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的内容，关于道德修养、法律意识、心理健康以及许多日常生活中各种情绪和思想上的问题。
有政治内容并不奇怪，否则就不是思想政治工作了。但是，如果把一这点极端化，就易于造成对思想政治工作形象和效果的损伤和危害。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用政治教育代替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用对政治的狭隘理解代替政治的丰富内涵，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泛政治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教育内容把握也要有一个转变。首先，要认识到政治内容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重要内容，更不是唯一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政治家，因而不能搞纯而又纯的政治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根据不同时代条件和单位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政治内容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当然是其中很核心的内容。要把政治内容和其他内容结合起来，展现出丰富的内容和视野。这也可以逐步改变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偏见。其次，其他的非政治性内容，不要政治化处理。对于其他方面非政治性的内容，要就事说事，不要像以前那样作政治化处理，动辄上纲上线，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尖锐化。对于有些群众的某种政治言论，要有分析和了解，可能讲的是另外的意思，并不一定就是政治问题。再次，对政治的理解也不能脱离当前的时代和我们面临的重大使命。在建设时期，建设事业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在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全面素质，实现民族复兴，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政治。最后，要把政治体现在文化中，渗透在文化中。政治性内容并不一定体现为政治语言，而是要把政治体现在文化中。
四、从“小政工”向“大政工”格局转变
这可以说是思想政治工作总体思路和工作格局方面的转变。政工格局有大有小，效果也有大有小。搞小政工，仅仅依靠政工部门那几个人做工作，能有多大效果呢？这是显而易见的。要想有大的效果，就要有大的政工。政工的大小，不是指规模，并不是说思想政治工作规模越大效果就越好，摊子铺得越大就越好，而指的是总体思路，指的是工作格局，也指的是战略层面。思想政治工作要搞得好，也要有战略规划，有宏大的格局。通常所说的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
全员育人是从思想政治工作者角度讲的，指的是人人都是思想政治工作者。首先，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党组织和政工部门的职责，也是政府行政部门和各业务部门的职责。一般来讲，可以区分党组织、政府部门、业务部门三个方面，其中党组织负责思想政治工作，政府部门负责行政工作，业务部门负责业务工作。这大体上是合理分工、各司其职。但是，思想政治工作不单纯是党务部门的工作，政府和业务部门对此也有不容忽视的工作责任。其次，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少数专职政工人员的职责，也是其他非专职人员的职责。政工队伍不仅包括专职人员，也包括非专职的或兼职的人员在内。非专职人员也有很大责任，特别是他们由于不脱离实际工作，因而更有条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发挥思想政治影响。再次，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领导同志和管理者的职责，也是广大员工和普通群众的职责；不仅是官方机构和人员的职责，也是民间机构和民间人士的职责，等等。在民间，在普通群众中，蕴藏着一些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性，我们在新闻中经常见到普通农民或市民，自发地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好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把一些这样的人才吸取过来，加以扶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是一种很好的资源。
在全员育人方面，毛泽东有过明确的论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2]毛泽东的思路，就是“大政工”的思路。他对党员和干部抓得非常紧，时刻注意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他全盘考虑我们的政工格局，不仅认为我们的各个部门都应该管，而且也把反面教员算在内，把蒋介石、日本军国主义等都看作是从反面发挥教育作用的“反面教员”。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讲过一些让人吃惊的话，例如，“感谢蒋介石、感谢日本侵略者”之类，都是从反面教员和反面教材的角度讲的。只有毛泽东这样有气魄的人，才能得到这么大的政工格局，把敌人也包括进来。这可以说是“超大政工”的思路。
全方位育人是从空间概念上讲的，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方位，都有思想政治工作的信息和影响力存在，使人们无时不处于这样的影响之下。就一个社会来说是这样，就社会中的某一个局部或单位来讲也是这样。单位中的人们不仅从社会整体中吸取思想营养和价值观，而且更能从自己所处的小环境中，从本单位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中吸取思想营养。单位里的每一栋建筑物，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厂房，每一个车间，都可以有一些标语、口号、提示语，等等。这样就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环境，发挥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不论是工作环境、生活环境，还是自然环境，都可以承载这样的思想信息。
全过程育人是从时间上讲的，是说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上，都有思想政治工作在起作用。在每项工作上，在不同的流程中和阶段上，都有相应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头有动员，中间有鼓励，结束有总结和评比等等。有始有终，善始善终，而不是虎头蛇尾，半途而废。
五、从孤立地解决思想问题，向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转变
人的思想的产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对实际生活过程的反映。思想问题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出现和存在着实际的问题，以及这些实际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里所说的“实际问题”，指的主要是人们生产和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生活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这些实际困难的存在，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和思想。如果不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光讲些空道理，是无济于事的。
许多思想问题其实直接就是实际生活问题没有解决而引起的，如果实际问题不解决思想问题就难于解决。这当然并不是说，实际生活不解决，思想问题一定不能解决，也许少数人会靠思想境界来解决思想问题，但对多数人来说，对普通群众来说，则办不到。因此，解决思想问题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应找到产生思想问题的实际原因，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帮助解决思想问题。
要解决实际问题，就需要调动多方面的资料和力量。有的事情比较小，可能几个专职政工人员就能够帮助解决，但也可能仅靠几个政工人员不能解决。而且一个单位里存在的实际问题，很可能不只是个别情况，有一定普遍性。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单位领导出面解决。这其实就是大政工的思路了。
只要尽力地帮助人们去解决实际问题，那么不论实际问题解决得怎样，都会有助于思想情绪问题的解决。人们不仅看重结果，也看重过程，看重你的态度。只要你真是尽心尽力了，既使由于客观条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人家也会谅解。不能因为问题棘手，不容易解决，就用冷漠的态度对待。
六、从单纯工作视野向工作与生活视野的融合转变
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更多地关注工作领域，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和实现工作目标而去教育和要求受教育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本身也没有什么大错，但容易忽视人的生活领域。仅仅把人的生活领域看作是附属于工作的私人领域，认为工作是主要的，生活是次要的；工作是重要的，生活则不重要。甚至说什么“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工作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不完全是对的。人的生活领域对人影响很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工作情绪和工作状态。
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眼睛不能只看着工作，在工作领域中打主意，而是要把关注的目光延伸到人们的生活领域，把工作领域和生活领域联系起来考虑。特别是政工部门和人员，他们不是单位领导，不用像单位领导那样一天到晚想着单位的工作任务，而是要更多地把目光转向职工本身及其生活。表面上看似乎离开了工作，而实际上则是更走近了工作。因为职工的工作状态是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活和工作是互相影响的。
现实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说明生活领域和工作领域之间的互动和影响。例如，山东济宁电业局，因为职工总跟电打交道，所以安全生产特别重要，思想政治工作把抓职工的安全意识放在很重要地位，但没有好的办法使人们始终保持高度的安全警觉。后来有一个女职工提了个建议：在一线班组中悬挂“全家福”照片。建议很快得到实施，一张张洋溢着幸福笑脸的“全家福”挂在了每个班组的墙上。“全家福”犹如一支强心剂，一下子唤醒了大家的安全意识。青年职工说：“每次去现场，看到照片上的双亲，我就告诫自己，一定要安全地把工作做好。”中年职工说：“看到照片上妻儿的笑脸，我就知道，他们在盼我安安全全地回家。”老职工说：“望一眼照片，看到儿孙满堂，心中常想着，工作可不能出什么闪失。”[3]这就是生活场景对工作的影响，就是生活与工作的互动。
七、从超功利教育向关照物质利益与引导精神追求相结合转变
以前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强调精神追求方面比较多，讲的是思想道德水平和境界，相比之下讲物质利益比较少，这是与当时的情况相联系的。那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物质利益的取舍不取决于个人的追求，往往由领导来操心安排。所以，人们就往政治上和精神上去努力。这样，在物质利益问题上就做了淡化处理。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对物质利益做淡化处理就不行了。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物质利益被摆到了首位。这就迫使思想政治工作也要重视这个问题。其实，道理并不复杂。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这虽然是马克思年轻时说的一句话，但具有很深刻的道理。如果说，弗洛伊德揭示了人在自然属性上的隐私，认为人受本能的性欲望支配，那么可以说马克思揭示了人在社会属性上的隐私，即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受利益支配的，其中物质利益对人的思想行为有支配性的影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物质利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关注物质利益，并不等于一切强调物质利益，似乎有了物质利益就有了一切。思想政治工作还要引导人们摆正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的关系，摆正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关系，着眼于让人们通过利益追求而得到幸福感。人的利益是全面的，不只是物质利益，还有政治上的利益、交往上的利益、文化上的利益等。而且，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与幸福的关系也很复杂，它包括物质因素，但决不只是物质因素。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还要引导人的精神追求。其实，在物质利益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的精神追求才是幸福的更大源泉。这种精神追求在一定意义上是超功利的，不局限于个人物质利益的。当然，这样的追求不是外界强迫人来达到的，而是从人们生活自身过程中生长起来的。
八、从单纯增动力向增动力与减压力相结合转变
以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历来讲调动人的积极性，增强人们的工作动力。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有些不同了。一方面，由于利益机制的驱动，人们的工作动力已经很大程度上调动起来了，不必要像过去那样开一大堆动员会，来鼓动大家的工作动力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潮流中，人们都搞得太忙太累，压力很大。压力本来也是一种动力，没有压力人是不能进步的。但是人承受压力也是有限度的。压力太大，不能摆脱，就会带来思想和行为上的严重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减压方式。有些当然是好的、有益的，但也有许多是莫名其妙的，甚至有的还不够健康。那么，人们既然有这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就可以在这方面想想办法，发挥一些作用。搞一些健康的减压活动，不一定有什么直接的教育意义，但是只要能起到减压的作用，也是有意义的。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思想政治工作也并不是总是给人鼓劲，让人紧张。在现在的情况下，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风度和形象，不应该是那种心急火燎的工作狂样子，而应该是心平气和，平心静气，从容不迫，让人们如沐春风。现代社会节奏快，压力大，利益矛盾多，很多人心理严重不平衡，甚至心理焦躁愤懑，就像鞭炮一样，一点就要爆燃。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火上浇油，而是应该起到一种降温和缓冲的作用。
九、以集中型、运动式思想政治工作为主向日常性、渗透式思想政治工作为主转变
以前我们搞思想政治工作，往往采取集中教育的方式，发动一场场的群众运动。这在战争条件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比较易于进行，也比较易于奏效的。例如在部队里，大家本身就处于聚集状态，召集一起开会，那是很容易的。在计划经济下，召集开会也容易，可以利用工作时间开会、搞运动，而且不会占用人们太多的私人时间和生活时间。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难于进行并不易收到效果了。因为在市场经济下，社会生活多样化了，人们更加分散，要大家集中到一起开会，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一方面，不能在工作时间开大会，“时间就是金钱”，停工停产是很大的损失；另一方面，也不能随意占用员工的业余时间，影响大家的生活。所以，即使一个单位的人，长期见不着面是常事。另外效果也不好，大家好不容易见一次，光顾聊天问候了，没有心思听领导讲话。
过去还经常用搞运动的方式做思想政治工作，很有声势，在一个时期搞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也有教育意义。但现在环境变了，搞运动的方式现在也不大适用了。所以，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渗透性地做在平时。工作要点点滴滴分散着做，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声势，也不太容易看出成果，但是这不是没有效果，往往效果更好。这就像杜甫的诗所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十、从单向灌输向双向对话转变
以前的做法是“我讲你听”、“我打你通”，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单向式的宣教方式。其中一种表现就是领导长篇大论地讲话、做报告。邓小平曾引用过一句部队里的话：“不怕飞机和大炮，就怕首长做报告”。这说明，长篇讲话效果不容易好。但有些情况下，长篇讲话以及做报告，也是必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把话讲生动一些。如果我们的很多领导讲话能学一学毛泽东的风格，那就太好了。《毛泽东文集》中一些讲话，例如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做的口头报告就非常生动，应该看做是领导讲话的最高典范。最关键的一点，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不要用秘书写稿子，语言就会更加生动。
这种灌输的方式是一种独自式，它单方面地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主动性，突显了教育者高高在上的姿态，而轻视甚至忽视了受教育者的发言权。所以，在新时期，尽管一些灌输式很有必要，但还是要更多地采用双向对话的方式。对话是双向的，对话的形式不拘一格，讨论的问题也各式各样，一次对话少则十几人，多则百十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态度和见解。群众会向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倘若从提问的出发点来分类，可分为四种：问问你，考考你，求求你，将将你。所谓“问问你”，就是人们面对社会变革出现的各种问题开始思考，但一时理不清头绪，就提出来请你解答；所谓“考考你”，就是有些人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他们总想亲自试一试，看看教育者理论有多深，水平有多高；所谓“求求你”，就是有些人的要求和意见得不到相应的重视，他们的希望得不到理解与支持，因而他们的提问，带有求助的性质；所谓“将将你”，是指有的人在对话时，或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有抵触，或对某一事理有反感情绪，有逆反心理，因而在对话中，有意找茬，专门发难，想借以难倒对手。对此，思想政治工作者更要以诚相待，热忱相答，切忌以牙还牙，以势压人，失却了教育者应有的风度，失去了对话应有的效应。[5]
十一、从常规被动型向主动创造型转变
以前做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是上级布置，基层落实，上面布置了任务，提出了要求，下面就照着去做。这种方式是自上而下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信息也往往是由上级提供的，然后就一层一层向下传达。缺少自下而上的过程。教育者往往是居高临下的做工作。这是一种常规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时间一长，可能僵化，没有新的刺激，缺乏创新性。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是被动地去落实任务，完成任务，在工作过程中和结束后得不到多少成功的体验，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倦怠。而且，这也是一种被动型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既没有调动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和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更没有调动群众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方式要改变。人常说：计划经济是由上面喂食，市场经济则是自己出去找食，这是有道理的。这就在极大的范围内和极大的程度上，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思想政治工作也应从中受到启发。改变那种上面布置、下面落实的常规模式，鼓励思想政治工作者主动出击，探索创新。虽然也会有上级布置任务和提出要求，但这不再是单一的自上而下，而是上级给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者留出充分的自由空间，提倡和鼓励他们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积极的探索，对于他们的创新给予肯定和鼓励。思想政治工作像任何其他工作一样，最原初的创新因素往往是出现在群众中，出现在基层中，然后才能总结和推广。
十二、从自外部实施教育向发动群众自我教育转变
思想政治工作不光是教育者的事情，也是受教育者的事情。而且，很多情况下分不清谁是教育者谁是受教育者。只有领导的积极性，没有群众的积极性；或只有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积极性，没有工作对象的积极性，“剃头挑子一头热”，思想政治工作是搞不好的。必须调动群众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自我教育的作用。
让群众自我教育，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为群众自我教育提供平台、条件，营造环境和气氛。江苏油田在“学雷锋树新风、学铁人立新功、学大庆上水平”活动的总结评比中，开展了万人讲故事活动，大家讲了1万1千个故事。开始时大家“讲不出”，后来就“讲不完”了。通过讲故事，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和典型。[6]2010年8月，北京市搞“百姓宣读团”，有50名普通百姓组成宣读团，5.5万多名干部群众受到教育，效果很好。还有的农村里搞村民道德评议会，由书记、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农民组成，村里遇到什么事情，到评议会上大家评，产生很好的效果。天津市还搞过“老人聊天站”，低价供应茶水，大家天上地下地聊，解除了寂寞，也起到了教育作用。当然这里也有引导，聊天站先后总结出一些自律规定，例如“不攻击个人，不影响集体，不有伤风化，不宣传迷信”等。在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也可以参加其中，起着引领作用。
十三、从权威指令式向平等商量式转变
在部队里，思想政治工作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命令式。据说某连队某班长发现在吃饭时有的战士有浪费现象，把没有吃完的倒进了厕所，并影响了下水。于是，命令全班人端着饭碗进到厕所里吃饭。这也许会有效果，算一种特殊的警示教育。但这里面就有很强的命令成分。计划经济体制中，也免不了有指令性，因为那时的计划很大程度上是指令性计划。思想政治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这样的色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发生了变化，过去的等级制受到很大冲击，人们的主体意识突出起来，平等意识也在成长。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改变指令性的方式，改为平等商量的方式。特别是在知识分子聚集的单位，工作方式更需要和风细雨。在高校，在研究院所。都是这样。有些转业到地方搞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往往不太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改变过去在部队里的那种命令式、训导式教育方法。
十四、从政治优势向政治优势与专业优势相结合转变
思想政治工作者当然不是事事处处比人强，但他们既然从事思想政治工作，那就应该有自己的优势。这种优势在过去时代集中体现为政治优势，他的政治立场、政治水平等很强，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是一个小小的政治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要走专家化道路，突显出专业优势，在具有政治家水平的同时，成为一个专家。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加强学习，走专家化道路，不限于做一般的政工师，而要成为思想家、理论家、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人力资源专家、生涯规划专家等。航空航天研究院一院的梁小虹书记讲，“党委书记要当思想家”，要出思想。这是很有见地的。当然，思想家也好，理论家也好，不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理论而理论，不是专门做学术研究，而是结合本职工作，进行思想理论的思考，成为站得高、看得远，懂理论、有思想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如果说当思想家、理论家还有点高有点虚的话，那么成为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等则是很实在的，这些对于思想政治工作都会很有用处。
当然，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并不是每个思想政治工作者都能成为这样的“家”，但向这方面努力是应该的。同时，发挥本单位外的各类专家的作用，让他们参与到思想政治工作中来，也会起到好的作用。
十五、从只允许一种道理向引领各种不同思想的转变
从事思想政治工作，难免会说理说服。而说理的思路和方式也要有所转变。以前我们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那时社会的思想也比较单一，所以往往是只允许一种主流思想存在，稍微有些不同声音，就如临大敌。现在社会开放了，又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处在完全开放的多元价值观和海量的信息环境中，这对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大影响。
在现代社会中，多样化的思想观点的存在是社会生活的常态。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调整自己的理念与方法，适应这样的环境，并找到在这样的环境中发挥自身作用的方式方法。要允许并尊重人家持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在此基础上，发挥主流思想的影响力，对多元多样的思想观点和社会思潮进行引领。在这里就有一种转变，即从一味地讲道理，到大家共同来探讨道理、找共识。
十六、从注重说理向情理交融转变
理性主义是西方的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相信真理的力量，注重用科学的理论来说服人、武装人，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特征。它与那种诉诸感情、热衷冥想、追求狂热，并千方百计避开人们的理性判断，使人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的歪理邪说和迷信宣传的非理性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是，注重说理教育并不是只承认说理教育，反对非理性主义也并不等于忽视人们的非理性因素和需要。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是情理结合，讲究“入情入理”、“合情合理”。对中国人来说，感情和理性往往是分不开的。对于思想政治工作来说，它面临的问题并不总是纯粹的思想和理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和感情的问题，是价值观和价值感的问题。帮助人们解决一些感情上的困扰，有助于解决其思想上的困惑。
此外，情理交融，有时要把情绪和要求区别开来。例如有的职工以很强烈的情绪提出某种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你可以不接受他的要求，但要接受他的情绪。要求可以不合理，但情绪总是有来由的。人并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对别人的情绪要容忍。
十七、从只讲大道理向大小道理相结合转变
思想政治教育当然要讲道理，但道理又有大道理和小道理之分。大道理是党和国家的道理，是社会和单位的道理；小道理是个人的道理。从理论上讲，从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讲，当然是首先是大道理高于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但是，这并不是集体主义的全部，在集体主义中也包含有个人利益和人的个性的空间，讲究的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要全面正确地把握大道理与小道理的关系。以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是只讲大道理，不讲小道理，小道理上不了台面。这是有偏颇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中，重视小道理的作用，把大道理和小道理结合起来。要认识到，关于个人利益、个人前途方面的小道理，对于人自身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道理。思想政治工作要关注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需要，关心个人的前途和个人的发展。当然，在讲小道理的时候，在把小道理摆在比原来更突出一些的地位上时，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似乎大道理都是空洞无用的，只有小道理才能贴近对象。这显然也是不对的。邓小平说过，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小道理虽然也有道理，但如果没有大道理，就不行。这就告诉我们：大道理该讲还要讲，而且要理直气壮地讲，但同时不能忽视小道理的存在。而要把大道理与小道理联系起来，把讲大道理与讲小道理结合起来。
十八、从主要依靠传统媒体为渠道向更多地利用新兴媒体为渠道转变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一定的载体。传统的载体主要有文件载体、会议载体、群众运动载体等。这些载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也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要讲载体创新。经过这些年的探索，人们主要是关注了五种新的载体：一是管理载体，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管理的制度和过程中；二是文化载体，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和文化建设中；三是活动载体，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各项群众活动特别是文明创建活动中；四是传媒载体，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现代传媒中，发挥现代大众传媒，包括网络以及手机等新媒体的积极作用；五是环境载体，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生产生活的环境中，通过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善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1,226.
[3][6]中宣部宣教局编．思想政治工作新方法100例[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133－134,137－13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5]华琪著．思想工作创新谈[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164－165.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