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苹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北京100029）
【摘要】真正在学术意义上对单弦牌子曲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在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其研究成果不断得到丰富，成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单弦艺术的本体的重要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仍有很多领域值得进一步地开拓。文章试从四个阶段对其进行梳理和述评，以期提供一些有益的研究思路和方向。
【关键词】单弦牌子曲；曲艺音乐；曲艺理论
单弦牌子曲是八角鼓艺术的一种演唱形式，因一人操三弦自弹自唱而得名，主要流行于北京、天津及华北、东北等部分地区，产生于清光绪年间。相传，单弦牌子曲由一位八旗票友司瑞轩所创，是在岔曲的基础上，吸收了众多曲牌联缀而成，至清末民初发展到全盛时期，并产生了众多流派。新中国成立以后，著名的剧种——北京曲剧即以单弦牌子曲为音乐基础而形成。有关单弦牌子曲的研究成果颇多，而真正在学术意义上对单弦牌子曲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始于20世纪初，笔者拟从四个阶段对该曲种的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初步的梳理与述评，以期为进一步拓展其研究领域和深度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一、二十世纪初至建国初期
二十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民间文艺”、“白话文学”、“俗文学”、“平民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等新领域备受学者重视，早期单弦牌子曲的研究成果正是得益于此。归纳起来，这一时期关于单弦牌子曲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参与的有赵景深、傅惜华等一批民间文学、俗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在研究方法承袭了乾嘉学者注重目录、版本的校勘及考证的学风，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的学术理念。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新史料的发现与整理，如清蒙古车王府曲本的购藏；(2)目录的编撰，如刘复、李家瑞《中国俗曲总目稿》( 1932)；(3)曲种历史渊源、曲牌、结构、内容题材的考证，有李家瑞《北平俗曲略》(1933)、赵景深《大鼓研究》(1937)、王虹《闲话“杂牌子曲”》(1941)、《“牌子曲”研究》、《“牌子曲”研究补正》，李啸仓《牌子曲的发生与发展》、《岔曲牌子曲的编法》(1951)；(4)表演形式及曲本的调查研究，如金受申《北京通》(1938)、周贻白《“八角鼓”与“单弦”》( 1946)、《说“单弦”》(1946)、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1935)。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十分有分量。尤其是在曲种渊源考证研究上，后人大都沿用这一时期的说法，而新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研究空间。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隅卿与沈尹默为北京孔德学校先后购藏了两批从蒙古车王府流出的旧抄曲本。车王府曲本抄本包括了戏曲、曲艺两部分，曲本的主要来自：“一是从梨园旧抄本，戏班台本或艺人嗦唱的底本、秘本过录；一是从当时售卖、租赁戏曲唱本的书肆或长设摊点抄买。”该曲本现分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由首都图书馆编的《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其影印的底本是第二批购藏的车王府的手抄曲本，以及部分第一批车王府曲本抄制的副本，是车王府曲本的绝大部分。该书影印的单弦牌子曲抄本共计54首，为曲种发展史提供了提供实例和佐证。但目前对于车王府曲本曲艺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子弟书和鼓词两大类，对单弦牌子曲的研究则是空白。
在目录编写方面，最早进行目录整理的是刘复、李家瑞的《中国俗曲总目稿》。该书收录了车王府曲本、国立北平图书馆所、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及刘氏个人所藏共计六千多种“俗曲”。该书按照曲名字数依次编目，注明曲目所属类别、馆藏地、版本、本数、页数，且“每曲抄录开首二行，以见内容之一斑”。书中著录标题为“单弦”、“牌子曲”曲目名称共计31首，为研究者掌握曲目提供了快速检索的便利。
在考证曲种史方面，最早的当属李家瑞《北平俗曲略》。作者认为， “单弦牌子曲里各种曲牌的名称，大半是沿元人小令而来”，小令在明代以后称为俗曲，因此“要研究北平俗曲的曲牌，这牌子曲是一个大本营”。该书最为珍贵的是文末所附的唱词和工尺谱实例，精选自各种抄本，未经删除。“牌子曲”部分附有百本张抄本《妓女叹》一首，遗憾的是未见工尺谱。如果在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百本张抄本中附有工尺谱，对单弦牌子曲研究而言无疑应属珍品。
赵景深《大鼓研究》中有《牌子曲》一文，是一篇对单弦牌子曲从历史沿革、曲牌、故事题材研究全面且深入的文章。作者考证了单弦牌子曲中使用的曲牌，对来源于北曲、南曲、南北曲的曲牌作了详细说明。对使用较多的《罗江怨》，作者认为“我想是为了这曲子与故事的情节最为配合的缘故。《罗江怨》是七言三句为一遍，在第三句地五字上重叠一二次，大部分表示性急的样子。他们每逢急得说，是常有这种情形的。”此外，作者还对进一步对曲目题材予以分类，并对取材于《古今奇观》、笔记小说、《白蛇传》、大鼓改编的作品作了考证。他总结“牌子曲大部分是以相骂为题材的，例如《老妈开谤》《两老妈对谤》《烟酒谤劝》《婆媳顶嘴》《打皂分家》《倒探亲》《小秃闹洞房》《棒打无情郎》等无几例外，此外题目像是没有相骂，而内容却写大打出手的也极多。”
二、建国后至新时期
建国后，从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在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从中央到各省、市成立了以搜集和研究各地民族音乐的专业研究院所和工作机构，如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等以及各级艺术馆、文化馆。特别是专业院所，在研究的同时也将成果运用于教学当中。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关于单弦牌子曲的调查报告、音响资料、教材及曲谱。研究目的有从单弦创作角度出发的，有从学术角度建构民族音乐理论框架的。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室编《单弦牌子曲：中国民间音乐参考资料》(1953)．《对单弦音乐介绍的初步意见》（油印本，1954），沈阳群众艺术馆编的《怎样表演单弦》(1956)，《单弦音乐》( 1956)，荣剑尘等的《演唱单弦的心得》( 1958)，于会泳的《单弦牌子曲分析》( 1958)，中国曲艺研究会主编的《单弦牌子曲创作选集》(1958)，傅惜华编的《北京传统曲艺总录》(1962)，赵其昌、韩德福的《怎样写单弦》( 1979)。最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初期建立的中央级专业研究机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在杨荫浏的带领下对单弦牌子曲的考察( 1950~1953)及其采录成果。
1950年随着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的建址，单弦牌子曲这个在京津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曲艺品种随即被纳入了专业研究机构的学术考察视野。杨荫浏带领着他的学术团队采访了多位单弦名家和弦师，获得了大量艺人的口述和录音资料，历时三年。经过整理，先后出版了杨荫浏记谱、张剑平演唱、程树堂伴奏的《瞩王别姬》( 1951)，杨荫浏、曹安和记谱，程树堂编词、张剑平演唱《渡乌江》两本乐谱单行本( 1951)，《单弦牌子曲选集》(1956)，《单弦牌子曲资料集》(1956)。其中，《选集》对记谱符号有详细说明，并记录曲牌15种，曲目4首。《资料集》详细介绍了伴奏乐器八角鼓和三弦的形制及演奏手法，曲种的历史、演唱形式、内容题材、结构，曲牌的来源、特点、排列，转调，旋律与字调的关系等。记录曲牌30首，曲目9首。这是对曲艺界的第一次进行有计划的实地采访，此前被人们视为“下里巴人”的曲艺艺人登堂入室，成为学者研究采访的对象。所有的录音资料都有谱例一一对应，是“音乐史上第一批数量如此大的有乐谱、有音响、相互比照的曲艺资料，让行走在民间的声音，进入了精致的分析视野”。书中精密详实的乐器手绘图和演奏图、多声部合奏记谱的谱例，每首曲目都记录了调式、节奏、速度、演唱者、伴奏者等详细信息，显示了研究团队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的学术视野和较高的专业音乐素养，其研究方法为民族音乐和曲艺的研究积累了学术经验，至今依然值得借鉴。这种对某一曲艺曲种进行长期性的群体采访，并配有与之相应的书谱、高质量的录音资料，即便是在资金充足、理念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今天，也未见有如此专业、完整、系统的学术研究个案和采访成果。
目录整理而言，相比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俗曲总目稿》而言，六十年代傅惜华的《北京传统曲艺总录》当属收录曲目最全且著录版本情况最详细的目录。傅氏的目录在收录面较前者广泛，涉及中国戏曲研究院（现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藏馆及梅兰芳、李啸仓、钱杏村、日本长泽规矩也、程砚秋以及傅氏私家藏书，对从元代至解放以前在北京地区流行的传统曲艺编撰目录，其中著录牌子曲（单弦）曲目五百多条（包含曲目相同但藏地不同的曲目）。作者详细说明了曲本的版本、收藏地、内容提要，为全面掌握解放前单弦牌子曲曲目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于会泳的《单弦牌子曲分析》(1958)，是第一本对单弦源流、喁词和音乐全面介绍的研究性著作。作者通过对民间艺人王传卿演唱的记谱，选出了六十首曲牌逐一介绍了曲牌的起源、发展概况、功能、腔词的组织结构，成为该曲种音乐研究的标准范式。
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新世纪前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曲艺音乐研究领域迎来了宽松的环境，我国第一个曲艺研究机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成立；第一次全国曲艺音乐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1987年由中国曲协《曲艺》编辑部、北京市文化局和北京市曲艺杂技家协会联合主办了“单弦艺术改革创新研讨会”等，都为单弦牌子曲研究视野拓宽了平台。这一时期关于单弦牌子曲的研究成果可谓丰富，曲种史研究继续得到深挖；音乐本体分析注重了腔词关系、伴奏；加强了流派风格的研究等。研究的视角与方法都有很大的拓宽，探索单弦牌子曲音乐规律的道路继续向前迈进。以下将从曲艺理论、曲种史、曲种音乐结构以及艺人介绍等几个方面进行分别叙述。
（一）从曲艺理论、曲艺音乐角度进行论述的专著
1从曲艺理论的宏观角度进行介绍的有
赵景深《曲艺丛谈》(1982)；薛宝琨《中国的曲艺》(1987)；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编《说唱艺术简史》( 1988 )；蔡源莉、吴文科《中国曲艺史》( 1998)等。其中《说唱艺术简史》是曲艺专业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的专家集体编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说唱艺术发展史的专著。书中清晰地阐述了单弦牌子曲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历史，文字通俗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2．从曲艺音乐、民族音乐的角度进行介绍的有
《北京地区曲艺资料汇编》（第1辑）( 1987)；东方音乐学会编《中国民族音乐大系——曲艺音乐卷》(1989)；于林青《曲艺音乐概论》(1993)；栾桂娟《中同曲艺与曲艺音乐》(1998)；袁静芳主编《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2000)。这类著述主要着眼于该曲种的发展概况、音乐结构、流派代表人物等，并附有典型唱段的简谱，关于单弦牌子曲的观点大体一致。
（二）对单弦牌子曲的历史沿革进行研究的著述
这类的研究著述主要有白凤呜《单弦史话（节录）》(1980)；张伯扬的《谈单弦牌子曲的说白》( 1981)；王素稔的《八角鼓与单弦》(1981)；周贻白的《八角鼓与单弦》(1986)。
关于单弦牌子曲的历史沿革，许多相关的文章大都根据艺人的传说，或由于引证资料不足，因此许多说法含混不清。王素稔《八角鼓与单弦》试图从所见的资料中厘清“八角鼓”一词所包含的内涵、 “八角鼓”与“单弦”的从属关系以及发展脉络。关于单弦牌子曲的形成时间，该文对《辞海》中的“单弦”、“随缘乐”等词条进行了质疑，并从清人子弟书《随缘乐》中考证，“《辞海》‘随缘乐’一条释文说： ‘清光绪年间曲艺单弦艺人。’在还没有更为具体的文字资料可以引证以前，应该说是大致不差的。”随缘乐始作单弦，大多数文章都沿用了的观点，而该文作者指出：“如果确定《酒鬼》就是一篇单弦曲词，那么，大约从乾隆末年满族旗籍子弟开始演唱八角鼓的时候起，单弦这种演唱形式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作者认为，随缘乐并非单弦的创始人， “但是他对单弦艺术的贡献仍然是很大的”。“（他）使单弦艺术表现能力得到新的拓展和丰富，语言也追求通俗、生动，汰除了那些效颦雅语、半文不白的毛病。随缘乐应该说是为单弦艺术开拓了新路的革新家，自他以后，单弦艺术始得繁荣发展，流传到现在”。
（三）单弦牌子曲音乐结构、特点及伴奏的介绍和研究
这类的著述主要有：韩德福《略谈单弦的伴奏手法》(1980)；吉林省地方戏曲研究所编《单弦岔曲》(1982)；桂静文《八角鼓》( 1989)；陈爽《透视单弦音乐与语言的关系》(1997)；马歧《单弦改革创新漫议》( 1989)；凌瑞兰《八角鼓族系音乐中的满族音乐的探讨》( 1997)；白奉霖的《单弦音乐欣赏漫谈》(1999)。
白奉霖是京韵大鼓少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向荣剑尘、常澎田等学习过单弦，为著名的曲艺弦师。他的著作《单弦音乐欣赏漫谈》，虽冠以“欣赏”、“漫谈”二字，却可以称得上是一本小型的单弦音乐发展史。由于作者参与编撰了《中国曲艺志·北京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因此，该书的写作框架与思路与《志书》“单弦”词条的介绍大体一致。作者将单弦牌子曲的形成分为五个阶段：即岔曲、枣核儿、腰截儿、牌子曲、单弦，分别按照词体、曲体结构，曲牌格律和功能，曲目内容、表现方法等几个方面详细介绍，并附有谱例、词例并配有曲调分析。由于篇幅的原因，该书较《志书》内容介绍得更为详实：书中附近百个曲牌曲调的谱例，部分谱例带有三弦伴奏谱，且音高精准，还介绍了伴奏乐器“八角鼓”的持打方法，体现了作者较高的音乐专业素养。“单弦”与“牌子曲”两个概念，在大多数的文章中有混淆使用，而作者将两者区别单例章节详细说明，条理清楚，证据充足，不足之处在于有些地方采用了艺人口传。但总而言之，该书是一部研究单弦牌子曲理论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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