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军甫
多种思潮来袭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论及欧洲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时说，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同的阶级、阶层抑或利益群体从自身角度出发，对社会政治、经济样态，对政治、经济的未来走向，以及社会变迁的目标模式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进而渐次把各自的主张诉诸实践，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这样，欧洲的社会转型或者现代化进程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政治思潮。在这纷繁复杂的众多思潮中，影响最大的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
中国始于1970年代末的社会转型，虽然在转型的社会主导力量、内在动力及目标模式方面与西方社会以往的转型有诸多差异，但作为以现代性社会样态为导向的社会变迁，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可比性。与政治、经济转型相伴而生的政治思潮的兴起及表现形式、内在特征，中国当下与斯塔夫里阿诺斯所描述的西方社会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改革开放前闻所未闻，或者仅仅是暗流涌动的一些政治思潮，如今不仅大行其道，而且日益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并且不断弱化甚至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著名学者马立诚先生认为，除了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理论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影响较大的政治思潮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等。这里，马立诚所讲的新、老左派思潮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政治谱系里都可归为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述的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在当下中国并非独立存在的政治力量，也不具有相对完备的言说形式，更不具有清晰可辨的政治诉求，它更多依附于形形色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的极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中。而新儒家思潮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具有现代意义上政治思潮的特征。任何历史都是当代的，作为一种现代性因素而产生于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同样穿着民族的服饰出现了。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
笔者长期担任政治学基础理论、国际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学工作，在课堂上，常常会问学生诸如“何谓马克思主义”、“何谓社会主义”的问题，也问“谁读过《共产党宣言》”、“谁读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问题。学生们的回答往往令人错愕。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模糊，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陌生使人惊诧。相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甚至一些极端的政治思潮却与许多大学生、研究生如影随形，部分学生对某些思潮的主张如数家珍。据相关资料判断，当下纷繁复杂的政治思潮在高校大学生、研究生中的迅速传播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不是特例和个案。高校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这种现象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不仅令人深思，而且急需从理论上加以正本清源。
正是如此，继十八大报告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共识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且，为了这一目标而“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及“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弱化道德秩序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讲道：“当一种思想占领了人们头脑后，不管它是否合理，就再也没有比从头脑里把它赶走更难的了。”然而，当下中国处在社会转型的激烈变革时期，传统文化结构、既有的价值体系被解构和颠覆，但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秩序和价值体系尚未成功建构。各种价值观念、社会政治思潮纷至沓来。它们借助于各式媒体影响着民众的思想和观念，并在许多场合与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
中国虽然存在众多政治思潮，但很少有一种思潮成为多数人接受的主流思潮。这就使人们在社会转型进程的众多问题上，意见出现分立。在政治共同体或者基本价值层面，2008年以来思想界的意见尤其对立。自由主义者推崇普世价值，对政治教科书上所表述的一些传统价值表示质疑；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及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者虽然异口同声地否认普世价值，但他们在包括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态度却大相径庭；而社会主义思潮的信奉者内部也存在左、中、右的分野和理念上的对立。政体层面的共识在阿尔蒙德、萨托利等人看来是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中国思想界对诸如现代政治规则、法治社会规范，甚至政治共同体本身等都缺乏足够的认同和广泛共识。
显然，一个社会在基本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就会有持续的焦虑，就会有极端主义思潮和反社会运动的兴起。战国时期楚襄王和士大夫宋玉曾经有过关于风的对活。楚襄王问风从何而来，宋玉对日：“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政治思潮和自然界的风一样，只要它们产生的条件具备，立马风生水起，所谓“枳句来巢，空穴来风”。
这样，在各种思潮纷呈而且缺乏主流价值观引导的背景下，必然出现普遍的道德沦丧和公民精神家园的迷失。人们徘徊歧路，“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于是，一些人不再愿意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不再有基于信仰的诚信；不再有悲天悯人的情愫；不再有天下关怀，开始专注于自身享乐，专注于索取。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里开宗明义：城邦的目的是善。而善在政治学里就是公平正义，就是道德规范。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没有道德生活，就没有和平、和谐的政治生活。中国儒家强调的德政、以德治国等理念，更是明确地将道德视为政治的文化支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终极意义上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时代的叛逆者拍案而起，开始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首先是基于道德诉求，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残暴、不人道的抗争，基于对劳动和人的异化、对“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的义愤。马克思、恩格斯在篇幅不多的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中，照例把道德置于重要位置，把平等、自由、和谐及社会成员的道德境界视为主要社会元素。由此看来，一个社会，如果从政府到官员、民众，不遵守道德规范，践踏正义，腐败堕落，那么，该社会不仅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而且很可能是政治动荡的开端。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合思潮
如何重构道德秩序，打造与时代相适应的主流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就要如胡锦涛所言：“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为此，我们需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爱、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关键在于教育实践活动，尤其是政治理论和德育教学实践活动。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缺乏共识、价值分立、主流意识形态弱化的重要因素，是政治理论和德育教育将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变成了纯粹客观知识的学习。这种不提供意义、信仰和精神价值的德育教育，不仅空洞、毫无吸引力，而且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属性。用熊彼特的话讲：“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学说，对于千百万人的内心意味着一道新的光线和新的生活意义。”
由于过往的政治教科书不能简明扼要地回答何为社会主义？没有深入阐述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那种“新的光线和新的生活意义”就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劳动者解放的武器，实质上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工具理性只提供手段，价值理性才闪现出意义的光芒。
胡锦涛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核心价值体系作了深入论述和明确概括，从而为政治理论课和德育课的教学实践真正成为知识教育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并举的活动提供了指导。
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民众普遍接受的时候，各种社会思潮便不再是异己的力量，中国社会便实现了多元基础上的政治、文化整合。
以深化改革凝聚社会共识
然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讲：“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里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因此，消解当下各种极端思潮对社会的影响，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地位，形成社会共识，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借助于相关理论范式，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通过考察各种思潮背后的物质关系，从而弄清它们的成因、特质及未来趋势。这即是古人宋玉所谓的：“其所托者然，顺风气殊焉。”
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孙立平和秦晖从社会转型角度对分属不同政治光谱思潮的生成原因和利益诉求进行宏观考察，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转型陷阱”诱使依附于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固化过渡性措施的强烈冲动。因此，当前尤其要警惕的是既得利益派，他们在政治上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的混合体，是侵蚀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政治力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号召党和人民“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以及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基础上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最终有赖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全方位改革。改革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它既是感性的又是能动的。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消解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还有赖于学校教育和整个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这样理论“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