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智能手机技术是关于智能手机研发、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活动，具有主体性、意向性、移动性、多功能性和所有权让渡的不完全性等特征。智能手机技术的社会性是指在上述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人与人关系的属性。智能手机技术的主体性和移动性延伸了人的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和大脑，增强了人的感知和思维能力；其移动性和多功能性拓展了人与人交往的时空边界，提高了工作效率，增添了生活情趣；其所有权让渡的不完全性决定了其独特的多元主体性，展现了人与人关系的复杂性。智能手机技术的社会性通过渗透于其运行的各个环节而生成，具体表现为国家性、经济性和观念导向性等。
关键词 : 智能手机技术;社会性;生成机制;实现路径;
Abstract： Smartphone technologies ar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the production,the sales,and the use of smartphones,with features such as subjectivity,intentionality,mobility,multi-functionality,and incompleteness nature of ownership transition,etc.The social attribute of smartphone technology is defined as the attribute of human interaction reflected in above activities.The subjectivity and mobility of smartphone technologies extend the sense organs,the nervous system,and the brain of human,enhancing people’s cognitive and thinking ability;the mobility and multi-functionality extend temporal and spatial boundaries of human interaction,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work and enriching our lives;the incompleteness nature of ownership transition determines the special diversity of subjects,demonstrating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interaction.The social attributes of smartphone are generated by the permeatio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dure of its running process,which present as the nationality,the economy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ability and so on.
Keyword： Smartphone technology; Social attribute; Generation mechanism; Implementation path;
在智能化、网络化、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智能手机成为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智能手机不仅普及率高，而且被使用时间长。据2021年《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发布》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为100.75分钟，比2019年的100.41分钟增加了0.34分钟”。[1]反过来说，智能手机作为一种多功能的网络移动平台，进一步加速了智能化、网络化、信息化发展，延伸了人的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和大脑，增加了人与人交往的时空边界，增加了人与人关系的复杂性。智能手机独特的技术特征将有利于深化人们对其社会性的认识，促进其规范使用和有序发展。
一、技术与智能手机技术
1. 技术的内涵与特征
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同时依据两个标准（是否受人控制和是否价值中立）把技术理论分为四类：工具论、决定论、实体论和批判理论。其中，工具论和决定论是价值中立的，实体论和批判理论是价值负载的；决定论和实体论都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工具论和批判理论都认为技术是受人控制的。[2]前三类理论都是从技术产品，即人造物的角度分析技术。而最后一类（即技术批判理论），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技术设计的源头。他认为，技术从设计阶段便融入了利益主体的意图、目的及价值观，主张批判现存技术去寻找可替代的技术。
伊德（Don Ihde）认为，“技术是我们在环境中以各种方式形成使用的那些物质文化的人工物。”[3]这种人工物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而且其结构和功能还隐含着制造者的目的和意图。“通过人造物的结构，可以把人造物与人的因素，与人的意向和人所生活的具体情景（环境）联系起来。”[4]技术是生活世界的技术，人造物处在生活世界的大背景或某个具体情景之下，必然会依赖或聚集生活世界中自然、社会、历史等各方面的内容，对人与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产生多维度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技术的概念界定如下：技术是以人造物为主要研究对象，联结人的意向和实践并对生活世界各要素聚集和反映的过程。其特征主要有：（1）主体性。技术不能脱离人单独存在，而且在技术过程中常有多个主体参与，他们都有可能影响技术发展的方向；（2）意向性。人造物中包含了技术主体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意向，这也是人造物产生的动力和原因；（3）物质性。技术最终会外化为一个人造物，或搭载在相应的工具或设备上。
2. 智能手机技术的内涵与特征
关于智能手机的内涵，大体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智能手机是一种服务于媒体传播的移动媒介；[5]二是认为智能手机是一种携带方便的用于语音通讯和信息交流的工具；[6]三是认为智能手机是一种中心文化，反映了经济状况、社交活动及背后的权力关系等文化内容。[7]
以上三种观点谈论的是智能手机，所以关注的是智能手机的使用和由此导致的各种问题，而智能手机技术除了智能手机的使用外，还包括智能手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环节，其中手机的研发或设计至关重要：作为手机技术的源头，它潜藏着手机技术的目的、意向和本质。智能手机技术是技术的一种，其特征除了前文提到的技术的三个特征外还包括：（1）移动性。智能手机的最大特点是体积小且轻便，易于携带，成为了人们生活、工作的有力助手，几乎与人们形影不离。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9.7%,[8]且呈逐年上升的态势。（2）多功能性。智能手机除了可以接打电话、收发信息外，还可以上网、照相、导航等，理论上讲可以有无穷多的功能，这全看手机自身携带或安装的应用软件而定。（3）所有权让渡的不完全性。所有权是指所有者对实体占有、控制和使用的权利。一个完全的所有权让渡是指一旦实体的所有者发生了变更，则接受者完全拥有占有、控制和使用该实体的权利；同时，未经允许，其他主体则不具有上述相应权利。但是对手机这种智能产品，消费者在购买后并没有获得该手机的完全使用权限，因为其生产企业，甚至企业背后的政府或其他主体，可通过硬件或软件后门对手机实行远程控制。也就是说手机卖给你了，但企业仍然是手机的主人，甚至是手机的真正主人。这也是手机这种高智能产品与普通产品（如锤子）的重大区别。据此，可以把智能手机定义为：一种携带方便、具有多种功能的智能型人造物；而智能手机技术则可以定义为：关于智能手机的研发、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活动。
二、智能手机技术社会性的表现形式和生成机制
1. 智能手机技术社会性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关于社会的概念，从描述意义上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社会指的是一种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社会学家齐美尔在《社会学的问题》中指出：“在大量个人进入互动的地方，社会才存在”。[9]它包括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狭义的社会仅指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社会概念。
技术的社会性（即社会属性）是相对于其自然属性而言的。技术的自然属性是指技术活动所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属性，如技术的合规律性、可行性和生态性等；技术的社会性是指技术活动所反映出来的人与人关系的属性。其表现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应用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10]另一方面，技术的产生也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技术的社会性具有经济性、阶级性、民族性等特质。[11]
因此，可以把智能手机技术的社会性定义为：人们在智能手机技术的研发、生产、销售和使用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属性。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智能手机技术延伸了人的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和大脑的功能，增强了人的感知和思维能力。智能手机不仅是人们的千里眼、顺风耳，还通过物联网自动“感知”各类设备信息。同时，通过融合人工智能算法，智能手机成为了人的“第二大脑”，在居家、出行、娱乐、社交、工作等领域实时自动发出相关指令，辅助人们拟定相关安排。（2）智能手机技术拓展了人与人交往的时空边界，提高了工作效率，增添了生活情趣。人们通过网络化的手机平台可以随时参与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如通信、支付、购物、网页浏览等，扩展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时空边界，极大提高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交流的自动化程度和效率。（3）智能手机技术的多元主体性展现了人与人关系的复杂性。智能手机技术所有权让渡的不完全性决定了智能手机具有同时被多个不同类型主体占有、控制和使用的可能性。这里可能的主体有：手机智能技术的开发者、所有者（如企业或与企业利益相关者）、销售后的所有者、使用者、相关应用程序的开发者、所有者和使用者等。这些多元化的主体都有可能通过硬件或软件后门监控手机的运行，而这些主体的目标和意向可能不同，甚至相互矛盾或冲突，这就反映了人与人关系的错综复杂性。
智能手机技术的社会性可分为内部社会性和外部社会性。内部社会性是指智能手机技术在研发、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实现的社会性，如国家性、经济性等。其外部社会性是指智能手机作为一种携带方便的移动终端，在使用过程中实现的社会性，如观念引导性等。其中，内部社会性融入到智能手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之中，在使用阶段难以更改；而外部社会性是后来附加上去的，基本上是由对智能手机的不同使用决定的：不同的主体可以利用智能手机宣传不同的社会文化。
2. 智能手机技术社会性的生成机制
智能手机技术社会性的生成过程就是其社会性在智能手机技术的研发、生产、销售和使用等各个环节的渗透过程。首先，在设计阶段，技术主体的目标和意向指引手机的设计，在设计中嵌入技术主体的价值目标，使之更好地为技术主体服务。其次，在生产阶段，制造者依据设计蓝图对手机的各要素（如智能要素、实体要素和过程要素等）进行适当、有效地整合，形成一定的技术结构（即手机产品）。显然，这一生产过程必须贯彻设计阶段的目标和意向。再次，在销售阶段，产品的销售过程一方面是对手机品牌背后承载的文化符号和价值理念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是实现其经济效益的重要方式。最后，在使用阶段，由于智能手机技术的多元主体性，决定了其使用目标和意向的多元性。一般消费者用于通信、娱乐、学习和工作，企业用于广告的精准推送，政府（或政党）用于主流价值观的宣传等。
三、智能手机技术社会性的实现路径
技术主体通过智能手机技术的意向性、移动性和所有权让渡的不完全性对智能手机的软硬件进行调控，以实现其相关的国家性、政治性和经济性等社会属性（属内部社会性）；同时，智能手机作为一种携带方便的具备多功能性的移动终端，也是一部高效宣传社会文化的媒介，体现为观念导向性（属外部社会性）。
1. 国家性的实现路径
智能手机技术的国家性是指智能手机在设计、生产、销售和使用等方面为国家或政府服务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通过与企业合作可以凭借手机软件或应用程序的使用获取大量相关信息，再通过大数据挖掘和智能算法等方式得到相关风险提示，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严峻形势下，基于我国地域广阔、人口数量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高等特点，为了快速应对疫情，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下，搭建了“健康码”“大数据行程卡”等疫情防控小程序。这些程序搭载在智能手机上，每一个手机用户进出各类场所必须扫码登记，便于各个省、市、县、村或社区对人们的出行管理。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我国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效率，保障了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另一方面，智能手机技术一旦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企业控制，那么该企业（或与其利益相关方）就可能运用该技术所有权让渡的不完全性，非法监控、盗取人们的邮件、聊天记录、视频照片、文件等私人信息，从而可能严重侵犯个人隐私，并威胁到国家的信息安全。“斯诺登事件”的发生就说明这种侵犯和威胁是现实存在的。
2. 经济性的实现路径
智能手机技术的经济性在于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首先，企业在设计阶段可以对手机硬件作出调整，以影响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和购买决策，提升其利润空间。以手机内存设计为例，从最早的16GB、32GB和64GB到现在将近1TB的版本，新款手机容量呈现持续向上增长的趋势。理论上企业可以提供给用户更多的选择，但实际上企业在设计过程中往往通过取消32GB的版本，仅支持16GB、64GB和128GB（甚至更大容量的内存）来引导消费者选择更贵的机型，从而使手机销量和企业利润大幅提升。其次，企业在设计时往往会将手机的耐久度按照一定的周期减损，从而控制手机的使用寿命，促进新品的销售。如一台手机的核心部件的预期寿命往往被设计为3-5年，相应的材料和工艺也会被严格控制。再次，手机企业可以通过设置手机应用商店限制人们对应用程序的使用，并对部分应用程序实行有偿使用政策。这样，既增加了一部分应用程序企业的经济收入，也使手机企业因此获取额外的中间费用。最后，企业（或其利益相关方）可以利用手机软件和应用程序，获取用户相关信息，采取相应行动，以维护经济安全，提升经济效益。如国家或政府能够通过企业监控手机的操作，打击金融诈骗、赌博等经济犯罪行为，从而维护经济安全，防范经济风险；对于手机应用程序企业而言，可以通过所有权让渡不完全性收集用户偏好、以及生活习惯等信息，实施商品广告的精准推送，从而提高商品销量，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3. 观念引导性的实现路径
基于智能手机技术的多功能性和移动性，智能手机成为思想观念传播的重要工具。一方面，智能手机的软件设计有较大的弹性和张力，人们能通过各类软件平台接收不同的思想观念，从而使智能手机技术具备了承载多元价值观的能力。同时，许多应用程序借助智能算法还实现了精准化、智能化、定制化的信息推送，极大地增强了其观念引导的效能。另一方面，手机硬件提供了多种渠道（如声音、图像和视频等），以更生动地实现价值观传播的功能。现在，各国政府或政党都认识到了智能手机技术在观念引导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利用各种新闻应用程序及时推送政府或政党的相关政策，或有利于政府或政党观念的新闻；另一方面通过各类学习应用程序加强对主流价值观的学习引导。这类推送和引导，充分利用了手机的移动性、便携性和智能性，扩展了观念引导的时间和空间，极大提高了观念引导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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