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
作者简介：李俊，（济南 250100）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①formale Anzeige更多地被翻译为“形式显示”，笔者也曾采用过这一译法。字面上二译皆可，但“形式”自身已经容易有具象化的理解，加上“显示”，更容易被误解为某种对象化形态的显现，这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旨趣背道而驰，或许“指引”是更恰切的译法。
②参见Theodore Kisiel， 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Overgaard， S?ren， Husserl and Heidegger on Being in the World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82-90；Georg Imdahl， Das Leben verstehen： Heideggers formal anzeigende Hermeneutik in den frühen Freiburger Vorlesungen (Würzburg： K?nigshausen und Neumann， 1997).
③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4—99页；张祥龙：《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方法和〈存在与时间〉》，《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40—61页；孙周兴：《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研究》，《现代哲学》2002年第4期，第85—95页。
④在《存在与时间》中，“形式指引”一词只出现了不到十次，并且没有专题论述。但其中如达在、死亡、时机性等主题都是从之前关于形式指引的讨论中发展而来的。而且，海德格尔在给卡尔·洛维特的信中亲口承认：“形式指引，对于传统先天学说的批判，形式化及类似内容，仍然在那里（《存在与时间》），尽管我现在不再谈论它们了。”转引自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19。具体的主题，张祥龙在前述著作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⑤国内似乎只有朱海斌的论文正面论及这一点。参见朱海斌：《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同济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7—24页。
【摘要】为了应对现象学无法达到现象的理论危机，海德格尔借助生活自身的可理解性，发展出了特殊的现象学方法——形式指引。它是通过一系列依赖于语境的形式词汇，将每个人都引回到自身的实际生活经验中，令其在当场构成的姿态关联中，当下理解其意义，以把握个体化的具体情境。本文通过对文本的爬梳指出，形式指引最终所指向的，是在实行之开端的“空虚”，这种空虚正是可能性的空间，亦即生活可理解性的终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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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形式指引；实际生活经验；个体性；可能性；可理解性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5-0060-08
一、引论
自上世纪末以来，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formale Anzeige）
①思想引起了西方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②在国内，张祥龙等学者也做出了有开辟意义的研究。
③一般而言，学界已普遍接受，形式指引作为海德格尔自己发展出来的独特现象学方法，在其早期思想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④对形式指引的阐述，一般是从《宗教生活现象学》中“形式化与形式指引”入手，将其作为和普遍（总体）化以及形式化相对应的概念，就其“形式的”意涵加以论述；另一方面，Kisiel、van Buren等学者亦阐发了另一种关注较少的进路：就其通过若干形式词“指向”当下的具体情境这一点，凸显其“指引”的方面。
⑤这两种进路并无根本矛盾，毋宁说是相互印证和补充的，但其间的内在联系仍缺乏讨论梳理，而形式指引与个体性问题的关联及其深层结构方面，更有许多未发之覆。本文拟对此加以梳理，以期呈现形式指引思想之纵深及其与海德格尔其他一些重要概念的深层关联。
在讨论前，首先对文本情况略加说明。在1919年战时紧急学期的《朝向哲学的规定性》（GA 56/57）中，形式指引思想已经有所展现，虽然尚未出现这一词汇。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93—94页。 “形式指引”一词首先出现于1919/1920年冬季学期的《现象学基本问题》（GA 58）讲课稿中，不过未做专题论述。此处根据Georg Imdahl，Das Leben verstehen，147。 在1920年夏季学期的《直观与表达的现象学》（GA 59）中，形式指引曾多次出现，而在以下文本中有了更深入详细的探讨：1919-1921年之间的《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评注》（收入《路标》，GA 9）、1920/1921年冬季学期的《宗教生活现象学》（GA 60），1921/1922年冬季学期的《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GA 61）以及1923年夏季学期的《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GA 63）等讲稿。这些文本中许多相关段落都被收入孙周兴主持编译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笔者亦多所参考，惟文中所引内容仍由笔者自德文文献译出。
可以看到，这些文本都集中在海德格尔的弗莱堡时期，而自1924年马堡时期开始后，形式指引就文本的直接呈现来说渐趋淡化。在完稿于1926年的《存在与时间》中有若干处简略却不失重要的提及，而在1929/1930年的《形而上学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GA 29/30）中，以对死亡等概念的形式指引讨论结束了整整十年的“形式指引”之思。
当然，形式指引思想并非此时忽然迸发出来，而是有其更深的渊源，至少在海德格尔的教职论文《邓·司各特的范畴与意义学说》（《早期著作》，见GA 1）中，就有一定程度的涉及，下文会谈到这一方面。但总体而言，1919-1923年这一时期，可作为海德格尔思想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文本呈现出互补和互证的互文关系，因而可以更多地综合考察，以探究其思想路径的隐微所在。
二、形式指引的实行意义
海德格尔发展出形式指引的方法，首先是出于现象学的理论危机。从外在视角来看，是为了回应1910年代那托普（Paul Natorp）对现象学的批判；从内在视角看，这也是海德格尔本人对于胡塞尔式的现象学进路有所不满。张祥龙：《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方法和〈存在与时间〉》，《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41—43页。
现象学从一开始就要求把握现象本身，根据海德格尔，也就是“实际生活经验（faktische Lebenserfahrung）”本身。但那托普指出，主要的现象学方法均有严重的问题：反思要求中止活生生的经验流，而描述又要使用一般化的概念，使之抽象化，最终也会错失这些现象。GA 56/57， 100-101.在此情况下，当务之急在于为现象学提供这样一种方法论基础，使之既能够（1）不中止和脱离人的经验流，又能够（2）通过语言和概念达到现象本身。
在1919年，海德格尔已经意识到，这根本上需要作为实际生活经验的现象自身具有一种内在的自我把握，亦即生活经验自身就在“理解”自身。他称之为：“一种理解着的、解释学的直观，本源的现象学回溯和先行概念构成，一切理论—客观的乃至超验的设定，都从其中脱出。”GA 56/57， 117.但是，这种生活经验自身的理解，如果将其提炼为一种哲学方法，又何以能应对那托普的尖锐批判呢？
在此意义上，前面提及的两种进路恰与这两方面的考虑相关。第一，通过对形式指引的定位及其与普遍化和形式化的区分，可以找到不脱离经验之流的方式；第二，通过一些特殊的“场合性表达”词汇，可以将人指引到具体的生活现象之中，而不仅仅是抽象干瘪的概念。最终，形式指引得以将个体化的生存处境带给我们。
首先考察第一点。在1919年的授课中，海德格尔大致提到了某种普遍化和形式化的区别。GA 56/57， 113-114.不过在翌年的手稿中，才做出清晰的论述。他首先追随胡塞尔的思路，区分了普遍化（Generalisierung，或译总体化）和形式化（Formalisierung）。普遍化较好理解，譬如我面前的一只瓷杯，可以视为杯子、瓷器、用具、固体、化合物等等，这种客观内容上的归类就是普遍化。在普遍化之后，对象已经独立于我的生活经验，成为了根本上与我无关的“客观内容”，从而也脱离了源始的生活现象。
与此同时，这个杯子能够被“形式化”，譬如作为“对象（Gegenstand，“站在对面者”）”。很明显，对象之“对”并非其自身的性质，而来自于和观察者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形式化不可能离开我朝向事物的方式而存在。“形式化源于纯粹的姿态关联（Einstellungsbezug）自身的关联意义（Bezugsinn），而绝非来自于‘一般的内容’。”GA 60， 58-59.
这种“关联意义”，就是“形式的（Formal）”之根源。但对此又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将其当成某种主体-客体关系或者认识-对象关系等等，总之是某种抽象范畴，并加以现成化地把握，这就是形式化，此时这种形式本身成为了对象，并“归入了形式对象性的范畴，它本身不是原始的，只是对呈现出来的关联的形式构造”GA 60， 63. ；在形式化中，我在生活经验中建立的关联又被“去生活化”了。
但本质上，这种关联并不是摆在眼前的几何图形，而是一种在生活经验中当下生成的运动，它具有所谓“实行”的动态特性，“纯粹的姿态关联还必须作为实行而被考察”。GA 60， 59.海德格尔因此总结，现象可能以如下方式被分析：
1. 被经验到的源始的“什么（Was）”，即“内容（Gehalt）”。
2. 现象是“如何（Wie）”被经验到的，即“关联（Bezug）”。
3. 这一关联是“如何（Wie）”生成的，即“实行（Vollzug）”。参见GA 60： 63.
这里很清楚，内容、关联和实行三个意义方向（Sinnesrichtungen）分别与普遍化、形式化和形式指引相关。三者是递进关系，在实行中，关联被构成了，而关联又把现象的内容给引出来。因此，这一生成关联的“实行”构成生活的最基本形式，也就是生活现象可理解性的最终源泉。形式指引恰是让我们返回到实行的意义中，让生活现象在其中被生成和理解，也就不存在脱离经验流的问题了。
目前的分析还没有涉及具体何谓实行，也没有说明怎样进行形式指引。但海德格尔指出，我们可以通过一类特殊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对概念的一种特殊把握方式，来切入实行意义，此即“本质上的场合性表达（Wesentlich okkasionelle Ausdrücke）”，它把我们从抽象的概念领域带回到具体的生活之中。
三、场合性表达词汇的指引含义
我们首先略微详细地征引“形式指引”第一次出现的段落，其中蕴含了解读其奥秘的宝贵线索：
我们在寻找一种基本的方法意义，在其中生活生机勃勃地将自身理解为生活。有必要返回到实际生活从它自身出发的基本经验中……在此对我们来说出现了一种危险，我们必须使用来自日常生活的概念“生活、经验、自我（Ich）、客我（第四格，mich）、自身（Selbst）”。我们用（对于对象化的）关键的解构（Destruktion），让这些概念不再清晰地固定下来了。毋宁说它们只是指向特定现象，指向一个具体领域。它们有一种仅仅是形式的特征（“形式指引”的意义）。GA 58， 248.
海德格尔明确表示，自己正在寻找一种“方法意义”，让“生活生机勃勃地将自身理解为生活”。然而，阻碍这种方法彻底实现的，是一些已经被固化的抽象概念，如“生活”“经验”“自我”等等。由此，海德格尔要求“解构”概念以返回到“特定现象”和“具体领域”。但这如何可能做到？答案是，通过其“形式的”特征所具有的指引功能。
海德格尔在《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评注》中的论述更为清晰。他说，当讨论“生命（Leben）”问题时，我们很容易错过真正的现象，而被诸多理论的替代物中所迷惑，因此要通过形式指引的方法才能发现其真谛：
要讨论的真正的对象，在形式指引中被确定为生存（Existenz）。在这样一种被形式地指引出来的意义上，这一概念指向了“我在（ich bin）”的现象，即指向这一“我在”中的存在意义，它乃是一种原则的现象关联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的开端。GA 9， 10.
海德格尔在此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生存”在形式指引中被指向“我在”。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生存对于自身而言，首先是“我”的存在。但海德格尔深知，这一“我”必然又会被习惯了对象性思维的人们理解为灵魂、主体、意识等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概念，从而错过刚刚获得的鲜活现象。海德格尔一再警告绝不能如此，相反，“‘我’在此必须被理解为那个完全具体的、历史的实际的自身（Selbst），在其历史的本己的经验中是可以通达的”GA 9， 31.。这就是说，“我”在最基本的现象意义上就是每个读者在其自身处境中所体验到的“自己”，这是随着不同的言说语境而转移的。“我”这个“形式词汇”恰恰将我们指引到各自不同的自身处境之中。
故此，van Buren将这一思路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本质上的场合性表达”概念联系起来进行理解。J. M. Van Buren， The Young Heidegger： Rumor of the Hidden K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p.328以下。参见Husserliana XIX/1， 85-92；朱海斌：《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同济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8—19页。 胡塞尔在其中重点讨论过“我”的用法。依照胡塞尔，“我”这类词语并不像“狮子”之类的有客观含义的词一样能唤起特定的表象，“毋宁说，在这个词那里有一种指引性（anzeigend）的功能在居中作用，它好像在对听者呼唤：站在你面前的人是指他自己”。Husserliana XIX/1， 88.
这里，胡塞尔描述的是“我”这个词在其他听者那里的反应，而海德格尔的“我在”则是指言说者自身对这个词的内在理解，有所歧异，但“我”这个词都具有特殊的指引意义：“我”是不蕴含客观内容的、纯粹在特定场合中起作用的一种指示。海德格尔从胡塞尔那里得到了多少启迪，值得进一步探究Kisiel和van Buren在胡塞尔的学生提交的论文对海德格尔讲课的引证中发现了这一关联，但仅凭这一点要论证渊源关系或许还是有点薄弱。 ，但二者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同“我”类似的，还有“这里”“这个”“那个”“现在”“da”等等，对于胡塞尔来说这些词都是“本质上场合性的”表达方式，但海德格尔赋予了它们更为深邃的生存论-存在论意义。其妙用在于，通过这些指引性的词汇，我们真切地被引向具体的生存现象，而没有被抽象化、概念化之弊。
海德格尔的兴趣不是语义学上的，他也并未将形式指引限定在“我”“这个”“自身”等若干“形式”词汇上。在前引《现象学基本问题》（1919/1920）中，相关的词汇除了这几个之外，还包括了“生活”“经验”等看似有更多“客观”内容的概念。然而，对海德格尔来说非常明确的是，根本上“生活”源于“我在”，“经验”源自“我的体验”，依此类推。这些概念看似普遍抽象，但我却在自己的生活现象中获得对它们的理解。
因而，形式指引的方法，可以推广到绝大部分甚至所有的语言表达式上。形式指引的方法精髓在于，对于语词，不是将其作为意义的载体，而是作为意义的指引标志，去返回到生活经验的实行意义中。这样一来，那托普的第二个批判也就基本上落空了。
但是，正如上文已经提及的，海德格尔并非从某种笛卡尔式的怀疑出发，将一切现象归诸“我在”，归诸某个形而上学的“自我”。相反，他的出发点扣准了现象本身的某种根本特征——“这个”。这是比自我更基础的现象环节。
四、向“这个”的指引
在此我们有必要向前回溯几年，形式指引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教职论文《邓·司各特的范畴与意义学说》（1916）中对于司各特的个体性或“这个（Haecceitas）”的思想论述。Kisiel曾注意并简略论及这一点，参见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19-20。Sean McGrath有较详细的论述，参见《青年海德格尔的司各特式现象学》，《海德格尔年鉴》第1卷，［法］登克尔等主编，靳希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68—286页.。 关于“个体”，海德格尔写道：“个体是一种无法再回溯的最后之物……一切真实存在者，都是一种‘如此-此时-此地（Solches?Jetzt?Hier）’。‘这个（haecceitas）’的形式就是为了给出真正的现实性的原始规定性而被委任的。”GA 1， 253.譬如我面前的这只杯子，尽管可能和商店里的杯子在形状、大小、色泽等方面一模一样，但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可能被另一只杯子所取代。“如此-此时-此地”，这种“这个”正是构成现实性的原始规定性（Urbestimmtheit）。
在该文稍后的地方，海德格尔更为明确地说：
司各特在此是正确的：个体并不是通过那最低的、与之最为接近的种属概念而可能被认识的。作为个体它总是有某种更多（Mehr），在这方面种属概念无话可说。这就是说，个体作为个体，是不能被完全彻底地把握的。它总是留下了某种不可说的剩余，人们永远只能接近它，却无法穷尽它。GA 1， 352-353.
这种个体（“这个”）无法通过普遍的概念认识，无法彻底把握，就是无法充分地普遍化和形式化，只能在生活自身的情境中被发现，并且也只能停留在那里。恰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才能够切入“实际性”的本质结构。
海德格尔在教职论文中，对司各特那里“一个”（Unum）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一个”是事物呈现的形式，而无关乎其内容。但这种形式根本上并非“数”的范畴，作为数，它本身就成了对象，而不是形式了。“先验的‘一个’是对象中的某种东西，通过它一个对象才成为一个对象，它是对象性的一般先决条件。”GA 1， 222.
这种“一个”事实上依赖于和我之间的关系，依赖于我将其作为对象，依赖于我对其的姿态关联。海德格尔接下来分析道，对象就是“在对面（Gegenüber）”。一切在我的体验中“在（我）对面”之物，都被作为对象而把握（erfat）了。GA 1， 223.
因此，源始意义上的个体性或者“这个”实际上来自于“我”所处的具体情境，在我的朝向中，我才发现了个别而不可替代的事物。海德格尔在这一时期还受限于对象-认识等传统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语言，但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此后“姿态关联”等思想的前身。事物作为独一无二的“这个”，是与“我”的在此或彼（da）区分不开的，反之亦然。形式指引正是向这一基本经验形式的回溯。
在几年后的思想突破时期，海德格尔有了更生动鲜活的刻画，当“我”观看一张讲台时：
在这种体验中，在这种朝向之的生存（hinleben zu）中，有某种来自于我的东西：我的自我完全地来自自身，并在这种“看”中随之摆动……更精确地说：只有在向来是我的本己的自我的共鸣中，才能体验到某种周围世界性（Umweltliches），它世界化（weltet），当其在某时某地对我世界化之时，我便以某种方式，完全地在此（dabei）。GA 56/57， 73.
形式指引通过对语词源始意义的挖掘，将我们指回到自身的根本存在方式，但是并非指向某个在先的自我，而是指回到“我-某物-世界”等具体的姿态关联之中。具体的“这个”构成我注意的基石，自我、他物和世界等现象都在其形式下展开。海德格尔甚至说过：“具体（Konkret），当其发挥作用时，部分地就是形式指引……”GA 61， 141.
换言之，“这个”对于我，就可以被视为形式指引。因为当我们朝向作为“这个”的个体时——或许是当下在场者，或许是在回忆中出现者——“这个”就永远将我们带回到独一无二的、无法普遍化的、“我”的生活处境中，而此“我”恰在此处境中与“大家（das Man）”相通——在其中蕴含着所谓实行意义的本质。
在1923年的《存在论》中，海德格尔通过对“这张桌子”的分析进一步彰显了这一点：
在这里的这个房间中有这张桌子在这里（不是与其他屋子其他房间的其他桌子并列的“一张”桌子），在这张桌子边上人们坐下来，去写作、用餐、缝纫和游戏。譬如在来访的时候，人们立即看出来，这是一张写作的桌子、用餐的桌子、缝纫的桌子；这就是它在自身中被遭遇的原初的方式。GA 63， 90.
联系到上文的讨论，一条隐匿的线索逐渐清晰起来。部分来自司各特主义的个体性或“这个”实际上是海德格尔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普遍抽象概念，通向源始生存现象的一座桥梁。存在的各种种属首先被还原到个体或“这个”，而“这个”之为“这个”恰存在于我在“这里”将自身朝向它的姿态关联中。这也就是后来Dasein之da（“这里”或“那里”）的根本要义所在。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深入地讨论了形式指引的三个主要方面，指出其不同于普遍化和形式化的方面，恰是通过生存结构中的纯指引意义，指回到自身所处的具体情境之中，在这一情境中，方有可能理解其“实行”，使得人们可能把握源始现象本身。但到此为止，我们仍然未曾达到最根本的层面：这一实行意义究竟为何？又与个体性存在怎样的关联结构？
五、形式指引的空虚之境
上一节重点探讨了海德格尔对于“具体”、“这个”等方面的强调，虽然是反传统形而上学的，但也可能令人误解海德格尔的立场为某种唯名论的实在论。毕竟具体性或者这个很容易倒向对象本身。但海德格尔反复强调，形式指引有一种防御的或者说是预防的意义。在《宗教生活现象学》中，他说：
作为方法环节，形式指引属于现象学的阐释本身。为什么把它称为“形式的”？形式是某种对应于关联的东西。指引应当预先指引出现象的关联——但却是在一种否定的意义上，如同一种警告！一种现象必须如此被先行给出，使得它的关联意义被保持在悬留（Schwebe）中……形式指引是一种防御（Schwehr），一种事先的防护（Sicherung），使得其实行特征仍然保持自由。GA 60， 64.
“形式是某种对应于关联的东西”，这并不难理解，这种形式简言之就是我去“朝向”事物的关联。但是何谓“预先（vorweg）”或“先行”指引出现象的关联，但却是在“否定的”意义上？遗憾的是，在这里海德格尔没有展开论述。
但在1921年底开始的《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中，海德格尔有了一份更详尽的说明。此讲课稿中专门有一节称为“形式指引的预防性（prohibitive）作用”。在其中，海德格尔宣称：“形式指引禁止每一种偏离，即脱离了解释的前提、解释的先行理解，解释的上下关联或解释的时间，独立、盲目而教条地将范畴的意义固定在一种其存在意义尚未阐明的对象性的自身规定性之上。”GA 61， 142.这似乎又是对“这个”的具体性的某种否定了。
事实上，二者并不矛盾。恰因为形式指引总是在具体的情境中朝向具体的“这个”，它才可能拥有这种防御或预防被划入某种普遍性范畴的作用。因为“这个”是“哪个”完全依赖于情境，所以形式指引自身必须是“空虚的（leer）”，而恰因为其空虚才能无所滞碍地进入情境之中。海德格尔对这种奇妙的“空虚”十分看重：“对于作为形式之物的空虚的理解越是彻底，它就变得越是丰富，因为它是如此地存在，乃至进入了具体中。”GA 61， 33.
但是，我们朝向具体的“这个”时，不是也同时朝向其内容吗？比如，这个杯子的形状、颜色、硬度等，这些会立刻被形式化乃至普遍化，成为某种可度量的东西。这就是说，形式指引令我们朝向具体的情境，朝向具体的事物，拥有确定的内容，那么其形式指引的空虚性不也就丧失了吗？如何可能还保持这一“实行”意义？
这一问题也是海德格尔所感兴趣的。他指出，“形式的（Formal）”与可表象化的形式（Form）毫无关系。它尚未触及对象本身，而是“规定的开端、开端特征（Ansatzcharacter）！”GA 61， 34.这一开端（Ansatz）与“先行具有（vorhaben）”相对应。它是一个包孕性的时刻，在其中发生了真正的理解：“真正开端的理解活动并非在完整意义上对存在意义的把握，而恰恰是开端特征，也仅仅是开端而已。一跃而起，下定决心展开！”GA 61， 34.这种空虚，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具体性的开端。
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海德格尔说在形式指引中，关联意义被保持在“悬留”之中。因为一切仅仅是“开端”，这一关联正开始构成，因此不能被形式化，更遑论普遍化。“开端”中蕴含时机化（Zeitigung）的含义：“实行如何在其处境中，并为了其处境而成为实行，它就如何将自身‘时机化’。”GA 61， 53.所谓的“开端特征”并不是在线性时间序列里从某一点开始、到某一点结束，毋宁说这一“开端”，随时都在开始和重新开始。海德格尔后来对时间性（Zeitlichkeit）的深邃思考，其萌芽正在于此。
可以说，某种时间性结构构成了“空虚”，也构成了对于具体的对象性的“防御”和“否定”，它让事物总是即将到来而又尚未到来。具体事物在“这个”中出现，而“这个”又是在某种空虚中，随着理解的发生而被时机化的。
这些看似晦涩的表述，已经指向了一个呼之欲出的层面：可能性。在可能性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上述的一系列命题。
六、可能性：生活经验的生成
海德格尔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现象学研究导论》中对于上述的问题给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的分析：“在指引中，具体性（Konkretion）并不立即被拥有，而是表现为一种自身的任务，为了实行一种自身的状态（Verfassung）的任务。”GA 61， 32.形式指引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脱离了具体时空的表象或想象，相反，“就其‘形式的’一方面而言，是非真实（uneigentlich）的，但恰恰是这种‘非（un）’拥有积极的指示（Anweisung）。空虚的内容在其意义结构中，正是给出实行方向者”，所以，“‘形式的’给出被指引者的源始充实的时机化之实行的‘开始特征’”。GA 61， 33.
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较之个体性，更本源的是在空虚中具有某种“方向”。形式指引将我引到了这一时机化的源始发生时刻：在某种活动的空间性中，我开始朝向某东西，“去”朝向它，但还没有达到它，并且恰恰因为没有达到它，才构成了一种积极的“指示”，让我“去”达到它。
事实上，在1919年，海德格尔已经论及了这一“空虚”中的“开端”。他说，“某东西（Etwas）”这一空洞的概念：“它是‘尚未(Noch?nicht)’，也就是说尚未突入到真正的生活中。”但这便意味着：
在“某东西”作为可经验的东西的意义中，有一种“趋向(auf zu)”的要素、“定向（Richtung auf）”的要素、“进入某个［确定］世界”的要素，也就是说在其未被削弱的“生活动力（Lebensschwungkraft）”之中。GA 56/57： 115.
可以看到，这一发生环节，不仅是令具体现象显现的根基，也是使得生活之流根本上“流动”起来的基本前提。因此，这种空虚本身与实际生活的结构不可分离。
海德格尔在后文中进一步强化了空虚的生存论地位，并给出更明确的解说：
这种如此自身构形着的、同时在自身之中来协助自身，加强自身的、实际生活的运动性，我们称为坠落（Sturz）；它是一种运动，这运动构建自身又还不是自身，而是一种“空虚（Leere）”，它在其中运动，这一空虚就是运动的可能性。GA 61， 131.
实际生活依赖于一种基本的空虚性，这种空虚性令运动成为可能，实际上，它就是最根本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在另一处更清楚地告诉我们，生活“自身就是承载自身的东西，就是其诸可能性，其自身就是作为诸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一种现象学上严格可把握的范畴，其从一开始就和逻辑的或先天的可能性毫无关系”。GA 61， 84.
这种生活运动所赖以构成的可能性，很清楚，便是海德格尔稍后发展出的“可能之在（M?glichkeitsein）”或“能在（Seink?nnen）”，是“达在最源始也最终极的积极的存在论规定性”。Sein und Zeit， 143.其渊源或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潜能”概念，这一点留待他文讨论。参见拙作《dynamis与Seink?nnen：亚里士多德的“潜能”概念对海德格尔的影响》，将发表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十七辑，目前尚未出版。
这里的可能性并不是逻辑上的或必然或偶然发生，也不能遽视为对未来的设想筹划；作为生存的本质环节，它体现为周围事物对我呈现的“为了（zu etwas）”结构，或者简单地说，是事物的用途（Gebrauch）。GA 63， 90. 正如桌子首先对我呈现出是可以写作的或者吃饭的桌子，而不是几厘米高或者什么材质之类的客观特征。所谓用途仅仅是被固定化的可能性。
上文中我们举了观看杯子的例子，但我和杯子的关系不只是这样。从更根本的角度来说，这个杯子是“可以”用来喝水的，我在这种可能性中才朝向这个杯子，我可以举起来喝水，也可以用来倒水。在其自身的可能性中，这个杯子才作为“这个”杯子，而不是随便的某只杯子出现，因为只有当下的“这个”杯子才能对我具有用途。事物的具体性和“这个”，首先不是通过某种认识论活动，而是通过其向我们开放的可能性而被把握的。参见GA 20， 48-52中对椅子可用性的分析。 可能性乃是形式指引中的“先行具有（vorhaben）”。参见GA 63， 79-82.
因此，可能性自身也就蕴含可理解性，这不只是说，我拿起杯子喝水这件事是可理解的，而是恰恰因为我把握了这种可能性，我才会看到这只作为杯子的杯子，并拿起来喝水。在此，理解并不是来自求知识的兴趣，而是其自身就构成了“实行”的基本环节，没有对可能性的理解，现象就无法呈现。实际生活经验不仅给出了可理解的空间，而且依赖自我理解才可能发生。
这种不断在发生中的可能性，永远为我提供了朝向当下情境中某物的“动机”，这成为形式指引的基本发生条件。形式指引，即通过生活形式词汇的指引，将这些可能性当下实行出来并把握住。可能性构造了实际生活的形式，因此，其中最为根本的，永远悬临在我面前，作为生活中一切可能性之基底的，即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死亡。Sein und Zeit， 250-251. 关于死亡与可能性的关系，笔者在2007年北京大学外国哲学专业的硕士论文《死亡与存在——早期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死亡”问题研究》中有过专题研究。
七、结语
综上所述，形式指引是海德格尔为克服那托普的诘难而发展出的现象学方法，其意义在于切入生活自身的可理解性。海德格尔发现了生活现象生成之基底的“实行”，并指出唯有形式指引能够回到其根本机制中，具体方式就是通过对若干概念作为“本质上场合性表达”的源始指引功能，让人们意识到生存就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之中面对具体的事物。
但形式指引并非被具体性所捕获，相反，它由于自身即是空虚的，才能够达到作为生活运动开端的“空虚”，并让具体事物时机化地显现。这种空虚，就是我们向已理解并赖以让生活经验生成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可能性既是生活经验构成的指引，也保证了作为现象学方法的形式指引。
（责任编辑 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