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琦琦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右翼势力并没有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民主改造而得以根除，其原因既有国际局势的变化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也有日本国内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但究其根本原因，则源自于日本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特征，即尚武、愚忠、丧失仁爱的武士道精神和植根于日本人民心中的“皇国史观”和天皇崇拜的思想观念是日本右翼势力得以滋生和久存不变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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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本；右翼势力；复活；美国；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K3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040-03
历史上的日本右翼势力，明显地带有以下的特征：其一，深信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对天皇和国家绝对忠诚；其二，忽视理论，注重行动，崇尚暴力，迷信武运，热衷暗杀和政变，对现行体制实施颠覆；其三，信奉封建集权主义、天皇中心主义，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极端仇视；其四，奉行超国家主义、侵略扩张主义，对弱邻攻占杀伐、屠戮相加，以实现“八纮一宇”的妄想[1]。日本右翼势力的产生可追溯至1881年“玄洋社”的建立，之后右翼势力不断发展壮大。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日本吞并朝鲜都源于日本右翼势力的鼓噪和积极参与，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大规模的残酷战争更是右翼势力主导的逻辑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日本右翼势力并没有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民主改造而得以根除，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活、发展的时期。本文试通过对二战后日本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历史考察，来探究日本右翼势力复活的原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日本右翼势力推崇战争政策的彻底失败，但是该势力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经历一个短暂的没落削弱期后，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右翼势力开始复活，其中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战后，美国政府依据《波茨坦公告》关于肃清日本军国主义使之无法再度发动战争的规定， 对日本进行了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1946年1月1日，昭和天皇发布了《人间宣言》，在诏书的后半部分否定了天皇作为“现代人世间的神”的地位，宣告天皇也是仅具有人性的普通人，从而否定了天皇的神格， 抽掉了右翼势力“日本（民族、国家）主义—天皇中心”的精神支柱[2]。之后，美军占领当局发布了《关于废除若干政党、协会、社团和其他组织的指令》，解散了27个主要右翼团体，严禁右翼的思想宣传和政治活动。随之，日本政府又先后发布敕令第101号《团体规正令》，解散了119个右翼团体。截止到1950年底，“日本境内共有233个右翼团体被强制解散，全部财产被没收充公，49，340名右翼骨干被褫夺公职（不得从事政治活动、担任国家公职和教育、媒体的从业人员），共有约21万人被整肃”[3]。在美国当局发布的这一系列政策的打击下，在战前充当日本统治阶级侵略急先锋的日本右翼势力被大大地削弱。
美国对日本进行的战后民主改革，虽然在一方面对于日本战后的体制重建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改革的不彻底性也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埋下了伏笔。而且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冷战时期的到来，美国为了把日本变成远东地区反苏反共的基地和抵抗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很快把最初铲除军国主义残余的政策改变为扶植军国主义复活的政策，这使得日本右翼势力在经历了战后初期一个低潮之后重新活跃起来。
美国占领当局一面下令提前释放日本的全部在押战犯，一面解除对右翼团体和20多万右翼分子的“整肃”。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将对日政策从抑制改为扶植，力图在宽大条件下尽早实现对日媾和。1951年9月在由美国一手操纵的旧金山会议上，美国签订了片面的对日媾和条约——《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其中，《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使得日本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扶植，使军国主义东山再起，进而为其实现称雄东亚的野心奠定了基础。旋即，美军占领当局又宣布解除对右翼分子的褫夺公职处分，截止到1951年底，有201，507人被解除整肃。在二战结束初期，由盟军总部直接命令解散的27个主要右翼团体有：“大日本一新会（吉田益三）、大日本兴亚联盟（水野錬太郎）、大日本生产党（荒原朴水、吉田益三）、大日本赤诚会（桥本欣五郎）、大东亚协会（井户川辰三）、大东塾（影山正治）、言论报国会（鹿子木员信）、玄洋社（近藤一马）、建国会（赤尾敏）、东亚联盟（石原莞尔）、大和結（佐佐井一晃）等。另外，被列为甲级战犯嫌疑被追究战争责任的右翼头目主要有：大川周明、近藤一马、鹿子木员信、桥本欣五郎等；被解除公职的右翼头目有：清水行之助、影山正治、铃木善一、赤尾敏等”[4]。而与此相对，美国对日政策发生转变之后，“在210，288名被褫夺公职者中，有201，507人被解除整肃，恢复了公职。这里面包括了战争的幕后导演——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团的首领，也包括了像岸信介、儿玉誉士夫这样的甲、乙级战犯”[5]。这些重返政坛、军界、财界的战犯重操权柄，很快就成为了战后右翼势力的核心。这样，在整肃时期暂时被削弱的老右翼团体纷纷复活，打着各种旗号的新右翼团体也大量孽生，“截止1953年夏，在日本公安当局登记的右翼团体已有750个”[6]。新老右翼势力同流合污，开始对日本政局施加影响。据日本警察厅统计，“到1952年全日本反共同盟成立时， 全国有270多个右翼团体共4.5万人。而1957年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右翼势力倍受鼓舞，1958年全国已有750个右翼团体。早在1930年代就以制造流血恐怖事件而臭名昭著的血盟团由老首领井上日召成立了“日本同盟”。著名右翼头目、原大日本生产党总裁吉田益三于1952 年8月在大阪成立了以旧军人为主体的“战友会”。另外还有，赤尾敏的大日本爱国党，大川周明的东风会，影山正治的大东塾，津久井龙雄的国论社，安倍源基、木村笃太郎的新日本协议会等[7]。
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势力复活的原因，除了上述美国对日政策改变这一重要外部原因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来源于日本内部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日本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变，给予日本右翼势力一个复活的时机。1957年2月底，石桥湛山内阁因首相突然病倒而短命夭折，政权落入了双手沾满亚洲人民鲜血的原甲级战犯、时任外相的岸信介手中。岸信介“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罪恶昭著，故日本投降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服刑三年。在美国占领当局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出狱后重新活跃起来，伙同右翼政客建立了箕山社。1952年恢复公职后，又建立了日本重建联盟，自任会长。1955年出任自由民主党干事长。1957年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奇迹”般地登上了战后日本权力的巅峰”[8]。岸信介内阁上台之后，右翼分子无不欢欣鼓舞。正是因为有了岸信介这个强大政治靠山的庇护和纵容，并推行一系列诸如凭借安保体制获得美国的安全保护、坚持美主日从、依附和追随美国的政策，为右翼势力的复苏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基于国内国际环境变化之下，日本右翼势力得以迅速复活并随之壮大。
其二，日本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特征，是右翼势力得以复活的温床。日本是位于亚洲东端的一个岛国，其特有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它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的独特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大和民族的日本作为“东方的西方”，是个极有特点的民族。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者本尼狄克特在《菊与刀》中指出：“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9]在矛盾中追求“美”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与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位于亚洲大陆东部的日本，东临太平洋；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同中国、朝鲜、俄罗斯相望；北面与库页岛、西伯利亚隔海相望，是太平洋上一个呈弧状分布的群岛国家。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既便于日本保存自身传统的民族文化，又有利于与欧亚大陆的国家交流，吸收其先进的文化。因此，日本自开国以来，“便形成了一种在保存自己固有文化的基础上摄取外来优秀文化要素的社会机制和文化传统。日本人对于外国的文化，并不视为异端，不抱抵触情绪和偏见，坦率承认它的优越性，竭力引进和移植”[10]。
日本列岛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是世界上少有的多火山地带，而且由于日本列岛处于地壳变动地带，褶皱和断层作用剧烈，所以地震比较频繁。国土面积的狭小、频繁的地震、火山台风等灾害的发生，使日本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加之自然资源的匮乏，使得在“困境中生存”的大和民族极易产生向外侵略扩张的民族性格。恶劣的地理环境生成了日本特有的文化传统，依据本尼狄克特的分析，日本独特的“耻感文化”认为忏悔就等于自寻烦恼，因此很多人觉得承认侵略是一种自虐，是在摧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保全面子”在日本人心中比事实真相还要重要。“不要造成耻辱”这种不正常的心态导致了许多人害怕背上侵略的恶名，害怕承担战争责任，而右翼势力正是借助这种普遍的大众心理大肆宣扬战争合法，否认侵略历史。因而，日本独特的文化赋予日本人的独特心理特征和民族性格是右翼势力得以发展壮大的思想温床。
其三，皇国史观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影响。天皇崇拜是日本民族思想的核心，自中世纪起就开始积淀于日本民族主义的心中，这是一种对日本民族起着引导和支配作用的思想观念，深刻久远地影响着日本人的行动和心理。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理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领袖的作用，即便是在战后天皇已经没有了实权，由高高在上的“神”变为了“人”，但他的神秘光环却依然存在。战后，“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尊崇天皇的观念”得以保存下来，而右翼正是利用了国民对天皇的这种崇敬之心，大肆宣扬“皇国史观”，处处以天皇的卫士自居，掩人耳目，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依据神道教的理论，日本人认为自己是“皇民”，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根据日本战前的历史教科书或者是介绍日本古代的书籍，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写着：“日本是神的国家，天皇是天神的子孙，是具有神格的“现御神”而日本的国土乃至上面的万物，都是神缔造的。这种思想通过教科书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最终形成占主导地位的日本人的社会观和人生观。”[11]
战后天皇制的保留，妨碍了日本国民认清天皇对战争所负的责任，也妨害了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思想。保留天皇也就保留了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这为“皇国史观”的泛滥提供了根源和载体。所谓的“皇国史观”究其核心是军国主义史观，其精髓就是将日本说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说成为“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将为侵略战争卖命视为“效忠天皇”和“为国捐躯的英灵”。皇国史观长期被军国主义者用于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在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得以复活，究其根本，当属植根于日本人民心中的“皇国史观”和天皇崇拜的影响。
综上所述，日本右翼势力复活之原因复杂交错，既有国际环境的促发，具有深深的美国因素的印记，又受到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其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源自于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的日本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特征，尚武、愚忠、丧失仁爱的武士道精神和植根于日本人民心中的“皇国史观”和天皇崇拜的思想观念是日本右翼势力得以滋生和久存不变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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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3）（5）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导言，87-88， 103-10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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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荒原补水.增补大右翼史[M].日本：大日本一诚会出版局，1974.470.
（8）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1.58—59、76.
（9）[美]鲁思·本尼迪克特[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
（10）顾嘉祖.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10—320.
（11）朱天乐.日本新右翼剖析—兼论日本新右翼对中日关系的影响[J].江苏社会科学，2011（2）：141-142.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