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冰灵1，胡 璇2
（1.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2.华北电力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3）
摘 要：文学翻译一直是国内外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各国间文化传播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文学翻译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从最初只强调原文作者及目标语读者在翻译实践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到意识到译者地位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即译者从“隐身”到“显身”的过程。译者的显身，是指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不断得到认可和强调，主要指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包括译者主观能动性和受动性。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的确会影响译作的类型，应该强调译者的地位，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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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学翻译；译者；译者主体性；《麦田里的守望者》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71-03
基金项目：2012年度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重点项目“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皖－032－A）
霍尔顿考菲尔德已经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他几乎代表了所有经历过十几岁的成年人，叛逆过，彷徨过，对未来迷茫过，但他也像大多数其他的青少年一样，极其单纯善良，对虚情假意痛恨至极，他是反英雄主义的典型。读者能够捕捉住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挣扎，不仅得益于小说原作者塞林格的精彩诠释，也得利于中国优秀译者的刻苦认真翻译。该书于1951年出版之后，立刻引起巨大的轰动，受到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喜爱，并被翻译为多国语版。时代杂志将《麦田里的守望者》列在“2005年度百大英语小说”榜上。
国内最受读者认可的中译本，一个是施咸荣版译本，1983年由意林出版社出版，另一个是孙仲旭版译本，2007年由意林出版社出版。两个译本语言、风格不尽相同，读者对两个版本的喜爱也因人而异。尽管如此，对小说中译本进行研究的学者相较于其他译作而言要少，有学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对比研究两个中译本，从而得出翻译过程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1]，也有学者直接研究两个译本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并进行对比[2]，总而言之，主要是从文本以及文化的层面对译作进行研究探讨的，但是很少就译者主体性来研究两个中译本，对于这样的研究空缺，本文主要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欣赏《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中译本中译者的主体性的体现，并由此比较分析两个中译本。
一、译者的主体性与接受美学
译者作为语言传输的重要纽带，他并不是机械的翻译，而是投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文学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活动，更是一种译者艺术的再创造。研究表明，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地位长期遭到了掩盖压抑。在传统译论中，译者的角色和地位历来都是依附与被动的，如“译者是一块透明的玻璃”，可以说译者的身份是隐身的。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译者的地位才逐渐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很长时间以来，研究者都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学行为，认为译者的任务主要是把接收到的语言信息译成信号，发给目标语读者，因此翻译研究仅仅局限于文本对比与语言转换的研究中[3]，忽略了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思维创造性。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美籍意大利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Venuti）指出，在翻译实践中，是要在翻译中表达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差异，而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这种差异，他指出要使译者在译文中显身（visibility）[4]。译者的主体性主要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但这不代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不受任何客观因素的制约，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到客体的制约以及客观环境与条件的制约[5]。这些制约因素主要指中西方两种语言自身的独特性、原作的语言文化特征、译者的翻译观和译者自身的局限性，包括文化水准、运用双语转换的熟练度以及个人的审美标准等。
接受理论，是一种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论，也适用于翻译研究中。它主要探讨目标读者能动的接受活动在文学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读者的期待视野在接受活动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接受理论或接受美学，主要研究目标语读者就译本的接受程度，这是译本在目标语中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的衡量尺度。就某种程度而言，接受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起着重要作用与启示。译者是读者，并且是最主动最富有创造性的读者。不同的译者，由于其自身因素的差异，如性格、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世界观、价值观的和审美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主观能动性，这就造成了不同的译者对相同的原著，根据不同的翻译策略而翻译原著。
二、《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版与孙仲旭版中译本的对比研究与赏析
（一）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译者是接触原著的最直接的读者。原著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原著的语言风格、原著的语篇布局都会对译者产生直接的影响。译者是接触原著的第一读者，也是最具主观能动性的读者，需要充分调动自己的情感、审美、想象等不同层面的文学修养，对原著进行能动的翻译。因此，译者对原著的解读至关重要。理解的过程就是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原作作者对原作的阐释的一种不断和谐统一的过程。为了实现这种和谐统一，译者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断的扩展自己的理解思维空间，而不局限于某个层面，译者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因其主观能动性而突出出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决定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具体文本的选择。译者的主体性是潜在的，只有在面对原著时才被激活。因此可以认为：“译者是以作者的身份说话，他在翻译中就是一个否定自身，进入文本作者主体的过程。”[6]
对于原著中出现的大量俚语，翻译家施咸荣和孙仲旭都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劳伦斯韦努蒂曾在《译者的隐身》中对施莱尔马赫的两种翻译方法进行了归纳，即“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7]，这也就是指归化与异化。
小说中充满了口语中的脏话，具有霍尔顿那类叛逆的青少年所独有的特色，如“God dam it”，“Goddam”，“Jusus Christ”，“For Chrissake”等，由于这类粗俗的语言很难用直译的方法演绎出来，两位翻译家都采用了意译，即归化的办法，采用了与之相对应的汉语的粗俗语，对于上述的脏话，译者将其翻译成“他妈的”“混账”等。这符合原著中语言的特色，也更适合译入语读者的语言习惯。
除了小说中大量的脏话外，还有许多具有美语特色的俗语存在，如“…killed me”，被翻译成了“…让我乐死了”，这种意译的翻译手法不仅符合上下文语境，也符合霍尔顿说话习惯，表达了原语所要传递的语言信息。
下面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使用归化翻译策略的例子：
例1.I really got a bang out of that hat.
施译：这顶帽子的确使我心里得意。
孙译：对这顶帽子，我真的是爱不释手。
“get a bang out of something”是美国俗语，“bang”本身是“巨响”的意思，但是构成词组就不能直译成“从......中得到巨响”，而是它的比喻义“快乐，欢乐”的意思，这句俚语 是“特别喜爱某物”的意思。作为原作的读者，译者如果根据直译的方法来翻译，就很难表现原著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这样只会使译作显得生硬，缺乏美感。因此施咸荣与孙仲旭都选择了意译的方法，归化的策略。从施咸荣与孙仲旭译本的对比来看，孙仲旭是后辈，很多地方都参考了施咸荣的版本，孙对施的译本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使之更贴切现在的用语习惯，似乎更口语化一点。在这句话中，孙仲旭在归化的同时，也忠实于原文，而施咸荣比较偏离了源语，虽然用语灵活，却造成了语义的缺失，不够准确。
（二）译者的受动性
译者的能动性，不是不受任何因素制约的，实际上受到客体的制约以及客观环境与条件的制约。译者的阅读和阐释必然受到本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个人阅历、修养、性格的影响，译者的翻译会或多或少的偏离原作，打上自己时代以及译者个人风格的烙印。译者的翻译行为必然受到他所处时代的操控。这样，译者的主体性就主要表现为受动性。
这里的时代背景和民族文化传统主要指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8]。意识形态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不同的译者由于社会环境、所受教育水平、个人审美标准等方面的差异，会形成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施咸荣和孙仲旭是两位处于不同时代潮流的译者。在《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翻译过程中，他们受到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自身价值观的影响。施咸荣生于1927年，正处于中国的动荡年代，内有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外有日本侵略者的入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内部也经历各种动荡事件，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施咸荣相对于出生于1973的孙仲旭来说，其个人经历、文化程度、价值观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两个方面尤为明显。一方面施咸荣个人意识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更大。中国自古以来重视礼仪，思想较为保守。因此施咸荣在翻译中对语言的选择肯定会下意识的往传统的“礼”的方向靠近。另一方面，政治运动中的各种经历也对他的个人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56年的肃反运动中他被隔离审查5个多月；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又被内定为有“右倾思想和言论”。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他更加注重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对于词语的选择更加慎重，语言相对保守、正式，原文中的脏话或敏感话题往往被回避或委婉地表达。而这两方面对孙仲旭的影响却是微不足道的，这在译文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如：
例2.They don´t do any damn more， molding at Pencey than they do
at any other school.
施咸荣：在潘西也像在别的学校一样，根本没栽培什么人材。
孙仲旭：跟别的学校比起来，他们在潘西做的培养工作他妈的强不到哪儿去。
例3.Old Marsalla， he damn near blew the roof off.
施咸荣：老马萨拉，他差点儿没掀掉屋顶。
孙仲旭：毛尔绍洛这厮，差点儿没他妈把房顶给崩掉。
例4.I was probably the only normal bastard in the whole place—— and that isn’t saying much.
施咸荣：我也许是这地方唯一的正常人了——而我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大。
孙仲旭：我很可能是整个这儿唯一正常的混蛋——这话说的不算过分。
可以看出在翻译粗俗语“damn”“bastard”时，两位译者在选词方面存在差异性，施咸荣选择弱化甚至不译，符合当时思想相对保守的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孙仲旭直译成“他妈的”，这更忠实于原文，也更加符合霍尔顿的说话方式，使主人公的形象更加生动饱满。这种翻译不会让目标读者产生反感，反而更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两种翻译的处理方式，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因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会产生变化，读者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在不断转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思想更加开放、与时俱进，对外国文化更具有包容性。
除了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外，目标语读者的期待与审美取向、价值标准也会影响原著的翻译，这就是指读者的“期待效应”。姚斯指出，“期待视野”即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文学经验所构成的先在结构。他假设了“期待视野”是必须“客观化”为“理想状态”，这样，文学作品才能成为读者的感知对象。正如他说的：“读者首次接受一部文学作品，必然包含着与他以前所读过作品相对比而进行的审美价值检验。其中明显的历史意义是，第一位读者的理解，将在代代相传的接受链上保存、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这样得以确定，其审美价值也得以证明。”这里除了指文学作品之外，还包括译者翻译的文学作品，即译者。
对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翻译，两位译者都很强调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可能性与期待视野。施咸荣的版本出版于1983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中国大众还没有完全放开思想，来接受来自世界各国文化的洗礼，更对异于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家文化以外的西方文化存有排斥心理，这是无可厚非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这样一本“叛逆”“堕落”的书籍以及书中的反英雄主义形象，这和中国人本来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要求发生冲突，施咸荣肯定要对其进行修改净化。相比之下，孙仲旭的译本发行于2007年，此时中国早已加入世贸组织，与世界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的接触更加密切，中国读者的思想也较之从前更加开放。为了吸引读者，孙仲旭在处理原著脏话时，倾向于保留原文的语言风格。
总之，由于受到不同的历史时期、时代背景的影响，译者会对同一本原著进行不同类型的翻译，这主要是为了满足目标读者的需求。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民族文化建构的重要参与者。对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深化了翻译的文化研究，必然促使翻译研究从以语言与文化为文本的研究转向以人为主体的研究。译者主体性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9]。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的确会影响译作的类型，应该强调译者的地位，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译者主体性既包括主观能动性，又包括译者的受动性，应辩证的看待它们的关系，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译本，由于施咸荣和孙仲旭个人的主体性，对译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由于受到内外因素的制约——即自身的受教育水平、个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时代背景的制约，应历史的看待译者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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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晓林，王爱华.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麦田里的守望者》不同译本脏话翻译差异的原因探析[J].知识经济，2009，（5）.
〔2〕王晓蕾.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两个中译本看翻译策略的选择[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4）.
〔3〕谢世坚.论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及其限度[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4).
〔4〕〔7〕venuti，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5.
〔5〕査明建，田宇.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1）.
〔6〕杨达恒.作为交往行为的翻译[A].谢天振.翻译的理论与文化观透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91.
〔8〕http：//baike.so.com/olocl4791243.html.
〔9〕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爱理论[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