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艳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一直存在争议，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趋势，学界诸人各抒己见。近年来，用现代性来诠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现代性包容性强，容纳了多元价值观。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出现的空间空白——上海，则是现代性书写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空间。众多著名的作家的集聚，经典作品的出版，各种论争的争鸣，都体现了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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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现代性；上海；空间空白；文学中心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03-02
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何书写一直是文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早期诸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及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等论著，如果说是早期文人对文学发展历史的一个尝试性地探讨，那么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赵家璧所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和杨晋豪等著的《中国文艺年鉴》则已经具备了文学史建构的能力。因国家政治局势的紧张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左”倾思潮的泛滥，作家话题容易涉及敏感领域，文学史的书写陷入一片沉寂。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史的书写开始复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等虽然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但是对文学史的书写有了一个新的突破。文学史书写不是散乱的、堆砌的，众家之言的，而是用一个主要的观点贯穿文学史书写始终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后来的文学史书写则试图打破这种带有阶级观的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摒弃文学的主流，从民间的角度重新解读文学文本，力图颠覆以阶级性去划分作家，以政治性鉴赏文学作品的陈旧观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用现代性书写文学史的呼声最高。
历史是写不尽的，我们永远是站在当下的立场去审视历史，历史有着不可言说的悲哀。它永不可能完整展现自身，后人大多因史料的缺乏或阶级立场的缘故，在历史的书写中显出局限性。所以，即使以现代性为线索书写的包容性大、覆盖面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存在着书写中的空间空白，上海就是其中一个。
长久以来，时间和空间共同构造了人类的历史系统。但由于人们对时间的关注，对“史观”的重视，空间被隐没了，成为僵化的、固定不变的为人所忽视的普通场域。但实际上，空间也应该成为文学史所关注的一个对象，因为文学史上所发生的一切现象都是由空间所孕育的。而上海作为空间，它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是众多作家的“集中营”，是大部分文学作品的出版地，是主要文学思潮的兴起地，亦是中国主要文学论争的一个平台。它是现代文学史不可能忽视的一个空间存在。黄修己先生说上海的文学史“差不多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简本或精华本”[1]。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历来众多著者都以经典作家为主，对空间的书写甚少提到。这对其他的空间来说或许合理，但对曾一度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来说，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极大的缺失。
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中心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1843年，上海被迫开放通商，西方列强强行侵入，并在上海建立租界，上海的经济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繁荣的商业大都市之一。上海飞速发展的经济产生了劳动力的需求。而这种商业化的经济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提高，一些劳动者不得不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这使得教育得到了极大的推广，上海的文化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为以后由市民所组成的文学消费市场奠定了基础。随着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加大，市民对娱乐、休闲的要求愈来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刷业和报刊业的发展。而作为文学发展的三大硬件的基本形成，为上海日后作为全国的文学中心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印刷业和出版业是文学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文化市场。而上海的印刷业和出版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规模已经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王文英在《上海现代文学史》中，曾做过这样的阐述：“上海同时是全国的报刊中心，上海所出的报刊数量占到全国的40%左右，康梁维新派在全国共创办报刊40多种，有27种是在上海创办的。从20世纪初到民国年间，全国共有224种中文期刊，除去在海外的61种外，在国内出的169种中，上海办的有69种，占41.8%。”[2]可见，上海的印刷技术和出版业为中国的文学发展和政治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杨剑龙在《上海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书中对1917年以后的印刷出版做了一下的总结：“据初步统计，1917至1927年间全国共出版译著502种，上海出版432种；1928至1937年间全国共出版译著1560种，上海出版1495种；1938至1945年间全国共出版译著1011种，上海出版395种；1946至1949年间全国共出版译著563中，上海出版141种。”[3]
从上海的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看出上海一直是中国印刷出版业的重要城市。即使在上海沦陷以后，上海失去了其全国文学中心地位，上海的印刷出版业仍然在不间断地发展。
随着北京政治形势的紧张，众多作家迫于政治压力，开始南下，聚集在上海，再加上上海有全国最繁盛的出版业和印刷业，于是上海在20世纪20、30年代迅速成为全国的文学中心。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文学团体众多，文学刊物林立，这使文学思潮有了发展基础，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创造社在上海成立，其主要的活动地点几乎都在上海。而作为20年代最大的团体组织——文研会虽不在创立于北京，但是文研会的刊物的出版机构却在上海。
除了社团组织外，上海对中国戏剧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不论哪个剧种、哪个剧团、哪个演员，要想在全国打响，首先必须在上海打响，要想获得全国的承认，首先要获得上海的承认。这样一种权力就是上海的文学中心地位所赋予的，而这样以中国特殊的权力的形成也可反证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4]曹禺的《雷雨》在上海出演后成名，就是这一说法的最有利的论证。
上海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口岸，它的开放性是其他城市所不能比拟的。再加上租界的存在，上海的空气都是自由的。当时郑伯奇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这样说道：“由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这后半的五年，情形的确“大不同了。”不仅是“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到来，”而且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这百多年来在西欧活动过了的文学倾向也纷至沓来地流入到中国。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新古典主义，甚至表现派，未来派等尚未承受的倾向都在这五年间在中国文学史上露过一下面目。”[5]
当时西方文艺思潮传入中国，上海作为全国文学发展的领头人，上海文坛也迅速成为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缩影。
然而，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政治色彩也在变浓。首先，上海的位置特殊，它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它允许不同党派的生存和发展。又由于租界内宽松的政治氛围为各党派提供了生存空间，为各党派宣传党派思想的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上海，是因为上海繁荣的市场经济需要大量的劳动工人，而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党派组织，所以上海为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另外，上海还存在着一股陈旧的传统势力和国民党的势力。其次，上海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文学空间，传统与现代并存，百家争鸣：文学社与创造社的论争；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梁实秋和鲁迅关于普遍人性的论争；胡秋原、苏汶和左翼作家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左翼作家与朱光潜、沈从文关于文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的论争以及左翼作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论争。这些论争体现了上海众声喧哗的文学氛围。上海的容纳性使得文学论争成为可能，并辐射到全国，在全国引起广泛影响。这些论争对宣传党派思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左翼作家通过与其他派别的论争，使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传播开来。同时，文学论争表明了上海文学家为文学所做的努力，他们坚守自己的文学立场，并不附和主流文学的话语，从而丰富了文学的发展。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作为全国文学中心的地位逐渐下降，这主要是由国内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在孤岛文学期间，上海处于日伪统治下。以汪精卫为首的日伪政府开始整顿上海的文坛，一些滞留在上海的作家不断地受到迫害，陆蠡就牺牲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对此，部分作家不得不沉默、封笔。
日本投降后，上海落入国民党的手里，成为国统区。在这一阶段，文学虽发展缓慢，但并未沉寂，张爱玲、钱钟书在上海文坛成名。直到解放后，新中国成立，上海依然没有恢复其全国文学中心的地位。
上海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曾一度掌控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大部分的著名作家都在这里驻足，众多有名的作品在这里发表，一些主要的文学论争在这里展开。最主要的是，它推动了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上海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都是文学史的书写所不可避免的。然而，在众多的文学史的书写当中，上海不同程度地被忽视。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一个大的空间空白，我们要关注上海文学的历史地位，正视上海曾作为全国文学中心、曾是抗战文学策源地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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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王文英.上海现代文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杨剑龙.上海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4〕邱明正.上海文学通史（下）[M].上海：上海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