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九发
【摘要】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因而，在共产主义的革命话语体系下，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中国由于现代产业未发达，产业工人人数少，无产阶级革命只有转入人数众多的农村，依靠农民继续进行。但是，转入农村后，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就必然出现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政治话语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而在实际中又不得不依靠农民的冲突，本文尝试理清这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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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革命；工人阶级；农民群众；话语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3-0043-06
作者简介：严九发，（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生。
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下的中国革命，开启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的重塑过程。然而中国革命是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而发生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话语紧紧地扣住了中国革命过程的脉搏。在中国，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进行革命不符合工人少、农民多的具体实际，城市统治阶级力量过于强大，乡村力量的薄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要走一条与“十月革命”不同的路。但是，在中国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革命面临如何处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政治话语与实际上又不得不依靠农民的冲突？
一、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工人阶级话语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文中描述了工人阶级的形成和生活的悲惨状况，认为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且断言工人阶级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
英国工人阶级是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形成的。工业革命一方面使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却带来贫富的巨大分异。 ”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与先进生产力的结合、工人的集中、工人工资的不稳定和工人生活地位的无保障，使工人逐步联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爆发了三大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条件下的反抗力量。工人的先进性、工人的斗争以及工人在斗争中越来越扩大的联合，促使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责任赋予到工人阶级身上。
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实证调查，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裂为两大阶级，一是以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资产阶级，另一是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日益分化和对立，而其他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消亡，只有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在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阶级。”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宣誓着工人的未来在于通过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打破自己的枷锁，消灭私有制。工人通过阶级斗争形成的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党，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革命。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的两大对立阶级，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都是大工业的产物，大工业又处于城市之中。因此，由阶级斗争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爆发于城市，然后逐渐波及到乡村。
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在俄国取得成功，使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它阶级如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都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得到了历史和实践的检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首先是依靠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举行暴动，夺取了中心城市，然后向农村推进——被证明是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虽然在苏联的官方史学中认为“十月革命”是依靠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组成了革命的政治队伍，巩固了工人阶级与贫农的联盟而取得了胜利。但是，列宁直到1917年的10月17日仍然认为俄国的农民运动——据苏联档案馆的判断，在1917年的2—10月期间，农民的暴力事件有上千起——只是在客观上、用行动而不是言论表明已经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虽然在此时农民运动磅礴兴起，但是并不表明农民在主观上认同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在与普列汉诺夫争论俄国革命的道路时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小农和极小农由于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工作成果而跟着它走 、无产阶级能够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等，因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使命在于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因此，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主要掌握的是工人和士兵，而不是农民，农民是在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的影响下才起来革命的。这条革命道路的成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标志和模式，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并传入中国，而且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这样，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形成，共产国际的话语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变成了实践。
二、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传入中国之后，早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者开始在城市“寻找”承担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他们发现中国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与恩格斯描述的工人阶级状况几乎一样，因而他们认为城市工人阶级的工作是核心。随着西方国家进入中国，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传入了中国。在1914—1918年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入了春天，产业工人迅速发展壮大，到1923—1927年期间，全国共有产业工人约261万人 ，大约在此时，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系统的传播。
相对于四万万人口来说，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只是少数，但是中国工人阶级所受的痛苦是惨无人道的，正所谓“先鸡鸣而兴，后斗转而息”，工资还不过数角。因而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开始就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如1913年的汉阳兵工厂的罢工、1915年安源煤矿的罢工、1922年的海员罢工、1923年的京汉铁路罢工、1924年的沙面罢工和1925年的“五卅”运动。“五卅”工人运动的胜利，使中共从实践上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十月革命”模式适用于中国革命。但是，中共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尽管工人在不断的抗争，但是产业工人人数少也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认为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邓中夏在1923年发表的《论工人运动》一文也认为，当下中国产业还未发达，新式工业下的工人可统计的只不过六十三万余名，连不可统计的，充其量亦不过一百万名。然而邓中夏认为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最重要的主力军都是工人群众。因为工人在实际生活中所受的压迫比任何阶级都要深刻和残酷，工人革命的态度比任何群众都要勇敢和坚决。工人阶级的勇敢和坚决在世界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有法国大革命和俄罗斯的“十月革命”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是勇敢的先锋队有香港海员和京汉铁路两大罢工可以证明。因此，虽然中国早期革命者意识到了工人阶级数量少的问题，但是他们坚信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能够“移植”到中国革命中来。
然而裴宜理在《上海罢工》一书中认为，中国工人并非白板一块，他有植根于其自身故土文化和工作经历的传统逻辑，不同的工人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正因为不同的工人形成了不同的地缘政治、产业政治和政党政治，不能随意把党的政治色彩涂抹到工人身上，工人运动有高潮和低潮，从中共成立到“二七”惨案，中国工人运动经历了第一次罢工高潮；而从“二七”惨案到1924年7月广州沙面罢工，中国工人运动处于消沉状态中。恰恰在此期间，陈独秀发表《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对农民进行了阶级分析，认为能够引导农民加入国民革命。他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说：“农民占全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为一个大的民众革命。”恽代英在1924年发表的《何谓国民革命》一文中，要求青年知识分子“到民间去”。邓中夏在1925年的《工人之路》上明确提出，“组织农村‘宣讲队’，到农村去，实现工农联合”。1925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了工农联合的决议案。中共“三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农民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述为中共在大革命期间深入农村从事农民运动奠定了理论的基础。农民运动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农民运动“好得很”。 在共产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尽管始终坚持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中共的早期革命家一致认为能够引导农民参与到无产阶级革命中。
三、转入农村的中国革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和进行工人武装起义的南昌、广州和秋收起义，都失败了。处于起义第一线的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开始意识到，在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仅仅依靠城市工人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已经变得不可能。无论是朱德还是毛泽东都把革命的视角转向农民运动兴盛的农村。当然，他们把革命转向农村，与其说是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还不如说是为了革命力量的保存，并没有形成以农村为中心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在1929年《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称：“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的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1929年《江西省委通告》中称：“在新的总路线中，应依照城市领导农村，工人领导农民的中心路线。” 可见，尽管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带入农村，但依然认为农村斗争是配合城市斗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一个因素。
1929年2月17日，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到达东固革命根据地，朱毛在东固停留的一个星期，与东固根据地的领导人李文林、段月泉进行了详细的革命经验交流。毛泽东意识到东固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的两个可能：一是把革命立足农村，以农民为革命主体，发动农民暴动和武装农民，使革命的队伍迅速扩大；二是把农村作为大后方，以游击战争的形式，让革命处于波浪式前进的发展模式。离开东固之后，毛泽东已经开始构建如何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理论。1930年，以攻打中心城市和城市暴动为目标的“李立三路线”的再一次失败，使中共中央认识到在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与中国社会存在不可调和的悖论。毛泽东在苏区所作的农村阶级分析表明，中国的农村不存在共产国际革命话语下的“工人阶级”，即使是把手工工人作为“工人”也是数量极少。毛泽东在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认为寻乌城的手工工人只占百分之十一，而农村的手工工人只占百分之三；在同年所作的《兴国调查》中他认为，兴国的手工工人只占百分之七，且乡村手工工人总是兼耕田；在1933年的《长冈乡调查》中他认为，工人、雇农、苦力是一百零二人，占百分之六；在《才溪乡调查》中认为全乡工人一百八十三人，占百分之四。但是，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进行革命的苏区，红军的力量在不断的壮大，并且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因此，中国革命者认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可能使革命走向成功。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依靠农民群众，要争取农民群众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实际生活问题。毛泽东在苏区对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况进行的一系列的调查，查清了攸关农民实际生活的问题是吃穿、柴米油盐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农民的生存根基——土地问题，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必须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而，在苏区革命根据地，以发动农民群众作为主要任务的苏维埃红军和政府，通过平均分配土地来动员农民群众。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苏维埃干部以艰苦的作风和时刻关心群众的生活赢得了农民群众的信任和认同，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推动农村的阶级斗争，农民群众逐渐成为农村革命的主体。
发动贫雇农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巩固的基本条件。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是以贫雇农的身份亲身参与反抗地主富农剥削的斗争中，并在斗争的过程中启发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使农民群众积极地参与到中国革命过程中。，是农村中一个最大的群体。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得到巩固，取决于能否得到贫雇农的支持和解决贫雇农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在苏区调查的文稿清晰地呈现出当时赣南农民生活的穷苦，在《寻乌调查》中还详细地描述了农民受地主的地租剥削和受富农的高利剥削状况，通过农民群众的语言如“禾头根下毛饭吃”、“卖奶子”生动地揭露了贫雇农在农村生活的惨状。贫雇农不仅生存状况恶劣，而且无土地、无农具、无丝毫资金、只得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农村的雇农称为农村的无产阶级。要发动贫雇农参与到革命中，就必须对地主和富农进行阶级斗争，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劳动工具分给贫雇农，以此改善他们的生活。农民起来革命后，生活才能得到改善。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用群众语言描述了革命后群众生活的改善：“油有多余”、“吃肉，贫农增一倍”、“衣增一倍”、“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农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增强了农民参加革命的信心，在不断参与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农民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农村能够持续的取得成功，在于依靠农民群众，为农民群众切切实实的谋利益和改良他们的生活，使农民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成为革命的主体。
然而，中共又不得不面临另一个难题：如何处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事实上依靠农民，而与中共的“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纲领的冲突。
四、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话语冲突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话语体系下，无产阶级革命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依靠工人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然而，在中国革命转入农村之后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国革命实际上又是依靠农民。面对中国革命过程中这一话语冲突，中国共产党通过在苏区不断地纠正农民意识，实现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来解决这一冲突。农民意识在中央苏区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政治性名词，它是指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的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识。有研究者指出，苏区农民意识的使用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9—1930年夏，此时的农民意识是指开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重视农村的斗争和农民群众的利益，忽视了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农民党员的增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不突出乃至不明显；第二个阶段是1930夏秋期间，此时的农民意识主要是指苏区的发展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愿意攻打城市；第三个阶段是富农路线的出现，农民意识是指农民太注重实际和自己的利益。农民意识的使用反映了苏区在革命话语上的张力，也反映了苏区领导人认为农民在革命的勇敢和坚决方面都不如工人阶级。农民意识的提出意味着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意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转入农村后面对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更多地反映在苏区农民出身的干部上。张国焘在1931年5月《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中写道，“分明是一个贫农，一旦被选为苏维埃执委，就要千方百计去找件长衫和马褂穿起来”和“我们是老革命，应当享福了，革命的事应由他们去做了” 的农民享乐思想。虽然农民意识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中和革命语境中，存在错误的使用和错误的指向，但是提醒我们的是农民意识的产生与农民体现的进步思想观念是同存的，革命过程中去农民意识恰恰体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苏维埃政府对于转变农民意识一直不遗余力，不断的在苏区推行文化运动和对农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让农民群众认识到现阶段的革命及最后的革命目标，从而实现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
从长时段理论来看，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存在弹性和赓续性，农民意识的转变并不像攻城略地那样断然。因而，中共通过在政治话语体系里增加工人阶级的成分来处理政治话语逻辑和事实逻辑的冲突。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苏区，真正的产业工人很少。1930年4月《张怀万巡视赣西南》的报告中称“吉安并无真正产业工人”和“赣西无多产业工人”。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的报告中，工人指的是手工工人。革命史料的叙述表明，苏区的工人概念已经超出了经典作家所定性的产业工人的范畴，因而，苏区的工人构成比较宽泛。经典作家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在苏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共从上海等地派送苏区的工人干部和技术工人，二是苏区国营工厂建立后招收吸纳的工人；相比于苏区的农民群众，产业工人人数极少。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认为苏区存在极大数量的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农村无产阶级是指农村雇农，半无产阶级是指贫农、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虽然苏区工人阶级少，但是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土地和生产工具，仅有一部分人有极少量的土地和极简单的工具，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工资之少，待遇之薄，与经典作家关于工人阶级的定性何其相似——人数之多，却又成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不断增加农民的工人成分，实现无产阶级化，是维护政治话语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重要方式。据周恩来的回忆，1940年他赴莫斯科治病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
维护工人阶级在政治话语体系里的主体地位，还体现在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以及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1929年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苏维埃组织法》，明确规定县苏维埃代表农民代表占百分之十，工人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五。1933年的苏维埃选举，普遍存在扩大工人的成分的现象，把工人家属算入工人成分。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说：“原五十三个代表中，工人十三人，加新增二十二人，共有工人代表三十五人，余四十是农民代表。全乡工人一百八十三人，属于一百六十三家，连家属平均每家以三人计，共四百八十九人，每十三人举以代表，故举代表如上数。”为了突出工人阶级在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地位，1931年12月1日颁布施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作为只适用于城市产业工人的劳动法，却移用到农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斗争上，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和青工六小时的工作制。由于苏区《劳动法》规定工人工资的增加和工人工作时间的限定，就意味着农民请工须多付工钱而少得利益。而且在革命后，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和农民的生活日用品的价格的翻涨——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中对农产品在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市价进行了对比，农民能够卖的谷、猪肉、花生油、小橘子的价格在革命后都下降了，农民的生活日用品如盐、布、洋火和洋油在革命后都是翻涨了几倍——故苏区的农民常常抱怨“工人又分了田，工资增加了，还要减少时间”，感觉“不满意”。
当以增加工人阶级的成分和一味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来处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政治话语而事实上又依靠农民的冲突时，不仅挫伤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忽视了经典作家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先进性，因而苏区的一部分工人阶级表现出不积极甚至破坏革命的情况。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特委刘作抚给中央的报告说：“农村的工人比农民还坏，不革命。”至于工人领导问题，由于是政治话语上一味的命令工人领导农民，而当时的工人和农民并不理解，因而在根据地工人领导农民的实行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苏区工人基本是手工业工人，让手工工人组织工会领导农民，农民不服气，手工工人既不能为农业服务，也不出外参加红军和做脱产的苏维埃政府工作，而且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都是半农半工的人，所以当时的农民不认为工人是自己的领导者。苏区的工人也不认为自己可以领导广大农民，反而害怕农民不请工或者少请工，让自己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的状态，因而在土地革命中，坚决要求分田。过分拔高工人的成分和工人的领导地位，都会与苏维埃在农村实际上依靠农民的事实逻辑相矛盾。在农村发动工人的斗争往往与农民运动产生矛盾：“工人说工人大，农民说农民多；工人说他们是领导阶级，农民说我们革命时没见你们；工人说我们有工会，是我们的斗争机关，农民说我们有苏维埃与敌人作〈战〉；工人纠察队说我们是保障工人利益的，苏维埃不能指挥我，农民说你们是领导阶级你要上前线去。”
五、余论
总之，探讨中国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的话语实践，呈现了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走向成熟的过程，以及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微观细节。处理中国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在政治话语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与实际上依靠农民的冲突，往往与“左”或“右”的路线有关，甚至有时是“左”或“右”的路线的直接体现。“左”的路线往往过于强调贫雇农的无产阶级化，“右”的路线被认为是忽视贫雇农的利益以及维护了富农的利益。
中国革命转入农村之后，革命的主体实际上是农民。要发动农民进行革命，必然需要给予农民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农民在政治利益上的获得必然会与共产国际的革命话语相冲突，农民在物质利益上的获得又与城市的工人、市民的利益形成了冲突。如农民在经过革命翻身后，成为了粮食的主人，粮食留在农村，那么城市的粮价可能上涨，必然影响城市工人和市民的生活，而反过来这些人又可能支持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因此，中央苏区的转移又含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在共产国际的革命理论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人只是简单地认为生动的工人运动或者是农民运动会成为强大的力量，并没有成功地把工人组织与农民组织统一起来。因而，中央苏区农民运动激进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滋生了工人的嫉妒和愤怒的情绪。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在政治话语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与实际上依靠农民的冲突时，需要一种更温和的方式。这个方式就是以“群众”为基础的革命话语的出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革命家在处理这个冲突时，意识到仅仅依靠农村的贫雇农进行革命的策略与当时农村的农民广泛参与革命的现实状况不符，而且农村的贫雇农是受剥削的底层劳动者，容易孤立农村的其他农民群体。因此，以依靠“群众”为主体的中国革命话语就呼之欲出了。“群众”多指社会中的某一阶层的某一些人，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个人组合起来的；也不一定是指整个阶级，可以是某一阶级的一部分人，或者是几个特定阶级的联合而组成“群众”。“群众”的革命话语的出现是对共产主义革命话语强调阶级斗争指导的激进革命策略的调整，也是适应通过群众路线来了解农民的实际利益和需要的前提，更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群众实现最终目标之能力的根本前提。“群众”革命话语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中国化道路的开启。
（责任编辑 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