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1005018)；世界自然基金（10000866）；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科研计划项目（2011009，201208）。
作者简介：徐晓红（1959-），女，助研，研究方向：海洋生物。
徐晓红1， 宋永刚1，宋伦1，李斌2 ，李爱1
（1.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辽宁省海洋生物资源与生态学重点实验室，大连 116023；
2.北京林业大学，北京 100083）
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激增，人类对土地、能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呈指数式增长，全球规模的生态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管理迫切需要一种整体的、具有前瞻性和以科学为基础的新的管理理念[1-5]。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联合国和各种政府联盟（UNEP、OCECD、WMO、IPCC、UNCD、WPC等）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WWF、FOE、HED、WRI、IUCN等）组织实施了诸如世界气候计划（WC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生物圈计划（IBP）、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地球环境检测系统（GEMS）等一系列全球或区域规模的环境对策研究计划，并且就一些全球规模的环境问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政府间对话和政治协商，这些全球（或区域）规模的环境研究计划，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生态学家们的广泛响应和参与，他们积极倡导用生态系统的原理和方法来管理自然环境和资源，人类的福祉依赖于健康的生态系统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EBM）也应运而生[4-6]。
1EBM研究的历史回顾
1.1基础理论积累阶段（1932-1988）
尽管EBM管理理论是应对近几十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产生的，但是早在19世纪30年代一些空想生态学家（Visionary Ecologists）已经预见性地提出了现代生态学的诸多问题，但是这一时期的实践并未取得很好的效果[7]。根据Grumbine的研究，EBM基础理论的积累应该以1932年美国生态学会植物与动物委员会提出的“自然庇护所计划”（Nature Sanctuary Plan）为起点。该计划将生态系统保护与关键物种保护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将生态系统扰动（Ecological Fluctuation）作为管理目标，并提出了“核心区+缓冲区”的自然保护区设计方法，以及重视利益相关者合作和公众意识教育的观点，在1950年该委员会又列出了美国和加拿大范围内自然庇护所的初步名录以推进该计划的实施[8-9]。1935年Wright & Thompson经过多年观察提出：由于边界和面积大小限制，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他们为黄石国家公园重新划界做了积极的努力，但是这项工作由于Wright的早逝而中断(Grumbine，1994)[7]。
Aldo Leopold通过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阐述了“土地伦理”的思想，Leopold认为，土地伦理将人类与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概括称为土地）一起纳入到生物共同体的范围中，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征服者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10]，这一著作及其表达出的思想被环境史学家认为是生态学时代到来的标志[11]。
1970年美国政策分析家Caldwell提出公共土地管理政策的制定应该对现行的政治框架进行改革，应该把生态系统作为土地管理政策制定的依据[12]。1971年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启动，极大地推动了保护生态学的发展[6]。1979年，Craighead通过12年的大灰熊种群生态学研究为生态系统管理的定界问题奠定了一个基本标准：生态系统的面积必须能够满足维持该生态系统内最大的食肉动物栖息地的要求[13]，随后这一主张在Newmark对北美西部各种公园和保护区的划界研究中得到了实践应用[14]。
进入80年代，用生态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管理土地的思想得到了许多科学家、自然资源经营者和政府管理者的支持，大量关于生态系统管理的论文出现，极大地促进了EBM基础理论的发展。在1988年出版的《公园和荒地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 of parks and wilderness）标志着生态系统管理的基础理论基本成熟。该书提出了生态系统管理的理论框架，讨论了生态系统管理要有适当的边界划定、明确的管理目标、强调管理机构间的合作、管理效果的监测以及政府决策层的参与等问题。他们强调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对生态系统过程的参与对生态系统管理至关重要，管理者和科学家在开展生态系统管理时必须将复杂的人类社会因素考虑在内[15]。
1.2完善与应用阶段（1988-2013）
在Agee和Johnson的著作问世以后，有大量讨论生态系统管理概念的论文涌现出来。1991年美国科学发展协会（AAAC）年会上，“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多目标管理”的资源管理专题中，发表了对生态系统管理发展具有重大贡献的两份倡议：美国生态学会（ESA）提出的“可持续生物圈建设”（SBI）和美国农业部森林局（USDA）提出的关于自然森林系统管理的新设想。这两个倡议都提出了通过生态系统的基础研究来达到合理管理自然资源，实现保持“地球—生物圈”持续性的设想。SBI认为，生态学优先研究领域应该是全球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生态系统，并且强调了生态学基础研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16，8]。
1993年Ludwig等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确定性、资源开发与保护——历史的教训》的论文，对科学研究对维持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贡献提出了质疑，对SBI提出的“认识自然资源管理的持续性，生态学研究是一条最为有效的途径”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该文提出以下三个观点：(1) 主张生态系统对于管理措施的响应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对生态系统的认识过程往往是很慢的、等待科学研究获得完备的答案实际上是徒劳的。(2)对生态系统管理的决策必须依据当前的知识立即作出。(3) 在很多自然系统中唯一可以了解他们可持续性的有效方法就是开发他们[17]。该文章最大的贡献之处在于：(1) 认识到生态系统的动态属性和人类认识、管理生态系统的静态属性，为EBM理论框架中适应性管理的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2) 充分认识到人类的动机和响应对EBM的重要性。
1994年，Grumbine发表了《What is Ecosystem Management》一文，全面论述了生态系统管理概念的历史演变、结构框架以及主要议题，是对生态系统管理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7]。
EBM起源于陆地生态系统的管理实践，但海洋为实施EBM提供了比陆地更多的机会，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EBM在海洋生态问题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在海洋渔业管理中，得到了更多的重视[18]。1984年美国科学家Sherman等提出了大海洋生态系（Large Marine Ecosystem，LME）的概念，强调应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保护海洋生物资源[19]。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全球峰会提出要采取多种方式来对海洋资源进行专门的保护和发展[20]。此后众多国际条约或章程的签署加速了EBM在海洋生态系统管理中的应用与发展。
2EBM的概念
目前，围绕EBM概念、原则和目标体系等内容的争论仍在继续，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资源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等出于自己的研究目的和理解，对EBM的概念内涵做出了不同的界定，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学科定义和理论框架（Grumbine， 1994[7]；任海与邬建国等， 2000； 叶属峰与温泉等， 2006； 范学忠， 2011[7，21-23]。在名称使用上，也出现了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 EM）、生态系统途径（Ecosystem Approach， EA）、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Ecosystem-based Fisheries management， EBFM）等不同叫法，但已有学者利用名为简单匹配系数（Simple Matching Coefficient，SMC）的统计学工具对其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它们之间并无区别[24]。自Grumbine1994年的综述研究之后出现了众多关于EBM的定义，本文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定义列举如下：
(1) Grumbine (1994)：生态系统管理是以长期地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为目标，将复杂的杜会、政治以及价值观念与生态科学相融合的一种生态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是以顶极生态系统为主要对象，以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长期稳定性，保护当地(顶极)生态系统长期的整体性为主要目标[7]。
(2) Christensen et al (1996)：生态系统管理是具有明确且可持续性的目标，由政策、协议和实践活动来保证实施的一种管理话动，它在对维持生态系统组成、结构与功能所必要的生态相互作用和生态过程的最佳理解的基础上从事研究和监测，以不断改进管理的适合性[1]。
(3) Larkin (1996)：从渔业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生态系统管理以在复杂多变的理化环境中多物种间相互作用为核心，它把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存在于外部的影响因素，它的管理内容包括影响人类行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要素[25]。
(4) Stanford and Poole (1996)：生态系统管理是以多学科知识为基础的，以不确定性和风险分析为依据的适应性管理过程，它以维持生态系统功能为目的，并强调在景观尺度来同时评估人类获取生物、社会和生态等多种资源行为的有效性和质量[26]。
(5) Boyee and Haney(1997)：生态系统管理是对生态系统进行合理经营管理以确保其可持续性的管理策略，生态可持续性是指维持生态系统的长期发展趋势或过程，并避免损害或衰退[27]。
(6) Brussard et al. (1998)：生态系统管理是一种多尺度的管理方式，它以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资源，并维持人类可持续利用为目的[28]。
(7) Lackey (1998)：生态系统管理是指在清晰的时空范围内，应用生态的和社会的信息、选择、限制来获得期待的社会效益的过程[29]。
(8) Slocombe (1998)：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是对整个区域生态系统的管理，它以维持生态可持续性和（或）生态系统完整性为目的[30]。
(9) Szaro et al.(1998)：生态系统管理是指通过制定涵盖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可持续利用方案来管理人类与自然环境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它的目标是恢复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以及人类通过自然资源管理的方式获得的社会与经济需求的总体质量[31]。
（10）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f U.S. (1999)：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是一种把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要素和服务（结构性的和功能性的）考虑在内的渔业管理方式，它重视栖息地、拥有多物种视域、理解生态系统过程，它的目标是通过适当的渔业管理来达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32]。
（11）Yaffee (1999)：根据人们兴趣、价值观和知识背景的不同，生态系统管理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基于环境敏感性的综合利用”、“生态系统方法的资源管理”和“生态区域管理”[33]。
（12）任海等(（2000) ：生态系统管理是基于对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功能过程的最佳理解，在一定的时空尺度范围内将人类价值和社会经济条件整台到生态系统经营中，以恢复或维持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可持续性[21]。
（13）Pikitch et al. (2004)：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从本质上颠覆了传统渔业管理的优先保护次序——将生态系统作为保护重点而不是目标物种，它的目标是维持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和生活在其中的鱼类。EBFM任务有：避免生态系统退化、使自然种群和生态过程的不可逆变化的风险最小化、在保证生态系统健康的前提下获得并维持长期社会经济效益、研究和积累人类活动对生态过程的影响[34]。
（14）Menzel et al. (2013)：EBM的核心目标是维持生态系统服务的流动性，即从产生到再生的过程。这种基于空间的自然资源管理策略关注整个生态系统，承认各生态系统间的联系，寻求物种需求与人类需求的平衡[5]。
包括上述14种定义在内的众多学者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定义了EBM不同的内涵特征，简单来说EBM是一种以生态系统为管理对象的整体性管理方法，它强调把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管理目标是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生产力和自我恢复能力以满足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
3EBM的原则体系
同概念一样，目前对EBM的原则尚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版本，众多科学家在经过研究后提出了各自理解的EBM原则，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内的许多国际条约与章程也提出了具体指导实施的原则。Arkema and Abramson等科学家在2006年曾经对18个针对EBM理论的研究进行了统计分析，最终得出了包括17项内容的EBM原则体系，其中有3项基本原则，14项执行原则[24]。该原则体系是集合了包括陆地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渔业管理等多研究对象以及生态学、社会经济学、政府管理等多研究领域的研究结论而得出的，具有普适性和全面性的特点，有效地推动了EBM理论从概念到应用。
3.1一般原则
一般原则对EBM理论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描述，是对EBM的浅层解释。尽管一般原则没有对EBM的执行和评估管理成效提供切实的依据，但是它在广义上界定了“什么是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这一根本问题，容易被多学科背景的科学家、政府管理者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理解和接纳，是EBM理论的基础。
3.1.1可持续性原则（Sustainability）EBM管理应该维持生态系统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的可持续性，包括生态系统过程、物种、种群结构能量流动等方面。该原则也包括维持人类获取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性。
3.1.2生态健康原则（Ecological Health）包括生态系统健康和完整性两个方面，EBM管理应该确保生态系统能够有满足人类社会要求的能力和自我维持与更新的能力，保证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完整与健康。
3.1.3人类要素原则（Inclusion of Humans in Ecosystem）充分认识到人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的教育背景、价值观等是管理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3.2执行原则
执行原则可以分为生态尺度、人类尺度和管理尺度三种类型。其中生态尺度和人类尺度两个类别的执行原则是一般原则中生态健康原则与人类要素原则的具体体现。生态尺度的执行原则关注生态系统不同方面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组分、结构和功能），认识到生态过程是发生在多样的时空尺度中的。人类尺度将经济成分和利益相关方整合到生态系统规划过程。管理尺度的执行原则中包括多种管理途径，如共同管理、预防性途径以及科学技术的使用等。
3.2.1生态尺度(Specific Ecological Criteria)
3.2.1.1复杂性原则（Complexity）管理决策应该充分考虑生态系统各组分间的联系，如食物网结构、捕食-被捕食关系、生境相关性以及其他生物要素和非生物要素的相互作用等。
3.2.1.2暂时性原则（Temporal）生态系统具有动态特征，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而EBM管理行为是静态的、暂时的，它是依据短时期内生态系统呈现出的状态和信息来制定的。
3.2.1.3空间性原则（Spatial）认识到生态系统过程发生在不同尺度的空间范围内。
3.2.2人类尺度(Specific Human Dimension Criteria)
3.2.2.1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原则（Ecosystem Goods and Services）承认人类可以评估和使用自然资源，例如水质量评估、作物收获、旅游和公众娱乐等。
3.2.2.2经济学原则(Economic) 在生态系统管理的视域中整合经济学要素，承认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是重要的生态系统过程。
3.2.2.3利益相关方原则(Stakeholder) 鼓励利益相关方加入管理规划的过程中，管理规划应该考虑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寻求一种共同解决方案。
3.2.3管理尺度(Specific Management Criteria)
3.2.3.1科学性原则（Science-based）管理决策的制定应基于经过验证的科学假说，确保管理过程是在科学理论和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行的。
3.2.3.2边界原则(Boundaries)管理规划应该在一个清晰明确的空间范围内进行，而不是模糊的、概念性的区域。
3.2.3.3技术性原则(Technological) 在开展生态系统监测和管理行为评价的过程中应使用科学技术或工业技术作为工具。
3.2.3.4适应性原则(Adaptive)管理行为应不断适应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要通过对生态系统和管理行为的系统评估来不断提升管理行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2.3.5共同管理原则(Co-management)鼓励各级政府和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加入到管理规划、决策和实施的过程中，并推动权利和责任的有效分担。
3.2.3.6预防性原则（Precautionary Approach）当不确定管理行为会对生态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威胁时，应该谨慎地开展管理行动。
3.2.3.7跨学科原则（Interdisciplinary）EBM的科学基础是多学科性的，包括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不仅需要各学科独立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而且鼓励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开展。
3.2.3.8监测原则（Monitoring）跟踪监测生态系统中生物要素、非生物要素以及人类要素的变化，并及时反映到管理行为的适应性调整中。
4EBM的目标体系
实施EBM存在两大阻碍，一是传统的管理体制和权属体系；二是没有全面的、明确的目标体系[35-36]。管理体制和权属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拥有一个全面明确的目标体系就成为了推动EBM实践与发展的关键，它不仅可以使管理行为更有针对性，而且给管理行为评估提供了参照标准。Slocombe 在1998年对EBM的目标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最终得出了实际目标体系（Substantive Goals）和管理过程目标体系(Procedural Goals)：实际目标是指管理者系统通过管理生态系统希望获得的状态或生态系统特征；管理过程目标解决的是如何达到或者实施实际目标[30]。他的工作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EBM的目标体系，他总结的管理过程目标体系亦可作为EBM管理行动指南蓝本。
4.1实际目标体系（Substantive Goals）
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实际目标体系[30]见表1。
表1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实际目标体系
4.2管理过程目标体系(Procedural Goals)
见表2。5我国在海洋资源管理领域的EBM实践
尽管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已经被列为海洋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目标，但是在目前的管理工作中，在我国以获取资源最大化为目的的海洋资源管理依然是主流，我国传统的海洋管理体制在行政、行业和海陆管理权属上的分割对EBM的实践应用也造成了很大的阻碍，EBM还远远没有成为指导我国海洋管理的基本理念[37]。在我国为数不多的EBM海洋资源管理的案例中，国际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1大海洋生态系（LME）
大海洋生态系是指海洋中具有独特海洋学和生态学特征的一个较大的区域，其自然特性要求采用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对其进行管理[38]。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韩国海洋研究院（KORDI）联合实施，Panasonic提供资金支持的黄海生态区保护支援项目是我国在海洋领域进行EBM实践的案例之一。
“黄海生态区保护支援项目”是将黄海、渤海和部分东海的约46万km2的海域面积定为“黄海生态区”，以海洋生态系统更加完善，海岸居民的生活更加富足为目标的项目。该项目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小额基金支持中韩两国共15各本土保护团体开展公众意识教育活动，促进社区居民对黄海生态区优先保护地区保护的关注；第二阶段选择中国辽宁省鸭绿江河口沿岸和韩国全罗南道务安郡沿岸两个区域作为示范区开展EBM管理实践；第三阶段将在全球范围宣传推广示范区的EBM管理实践经验或模式。
尽管大海洋生态系统这种模式只是我国海洋管理的一种补充形式，不能成为海洋管理的基本模式，但是该项目依然显著促进了黄海周边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对黄海大海洋生态系的可持续利用和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5.2海岸带综合管理（ICM）
海岸带综合管理（Integrated Costal Management，ICM）作为海洋环境、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管理手段，其效力不断得到认同，自1972年美国实施《海岸带管理法》开始，ICM就成为协调海岸带地区经济与环境发展的有力工具。ICM体现了很多EBM的思想，比如海岸带综合管理强调应该制定海岸带的综合发展规划，即制定管理目标；强调相关知识的综合、相关部门的合作、提倡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等[39-41]。
表2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管理过程目标体系
注：本表格是在Slocombe工作的基础上整理的，由于中外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原表中有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地方，作者对此进行了修改与调整。
1994年全球环境基金（G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以及国际海事组织（IMO）共同启动了“东亚海域海洋污染预防和管理”区域项目，共有11个东亚国家参加，其根本目标是支持这些国家的政府在长期且自立的基础上，在国家和区域范围内预防和管理海洋污染，期望项目参加过协调一致共同努力，在不妨碍经济发展的同时解决陆源和海洋产业发展带来的海洋污染问题，最大限度地预防或减轻海洋污染引起的有害影响。我国是该项目参与国之一，具体选择在厦门开展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实践并取得了显著成效。1997年，中国又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在广西防城、广东阳江、海南文昌进行了海岸带综合管理实践。
上述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实践案例的背后GEF、UNDP等国际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1）它们提供了重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2）国际组织可以协调和促进区域内各国家间的管理协作与沟通；（3）区域性的保护行动项目、国家间的项目合作以及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等因素可以提高政府的重视程度，而政府的作用在EBM实施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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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11-23，修回日期：2013-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