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迄今为止，金融情报研究及金融情报学研究的投入偏少，且仅有零星成果，尚未引起情报学界高度重视，尚未达到已建起金融情报学学科的程度。从对宏观背景进行的考察可以看到，国家战略、风险防控、技术条件及情报学和金融学学科自身等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金融情报学学科亟待建立、建设和发展。金融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核心概念界定，由情报学已有积淀转化成的金融情报学研究内容，金融实践为金融情报学提供的内涵丰富的研究对象等。金融情报学建立、建设和发展中的若干关键点是：实现情报学自身的提升，实现情报学与金融学的相融，实现思维方式的相应转变，以及实现由金融数据到金融情报的转化。
关键词金融情报学；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学科建设；情报学发展
1引言
“情报学是20世纪40年代为克服科学时代的情报危机，解决情报、知识和信息有效利用问题而产生的新兴学科”[1]。情报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它和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紧密关联。因此，我国情报学自诞生以来就十分关注国家科技发展、科技创新，关注工农业生产，关注人民生活与健康，关注国家安全，并在上述诸多方面形成了情报学学科的相关分支，如科技情报学、医学情报学、社会科学情报学、国防情报学、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等，这些学科正在走向成熟，学科队伍逐渐壮大，学科体系不断充实和完善。
2014年4月15日，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并指出，“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2]。这其实也就对情报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下发展情报学？如何围绕国家发展与安全发挥情报学学科的作用？这是情报学界应当正视和关注的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彰显。2017年4月25日，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3]。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如此重要，作为应用型的情报学学科，应当把握这一机遇，将情报学方法融入金融领域，改变过去传统的金融分析与预测方法，建立金融情报学学科，促进情报学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2问题的提出
2.1金融情报学研究回顾
关于金融情报学，以往的研究成果较少。金融学界和情报学界鲜少有学者关注金融情报学，这方面的论著寥寥无几。吴光伟的《金融情报》[4]成书于1992年，是关于金融情报的早期著作，在这一领域进行了颇有价值的探索工作；金融业界的王幸平于2018年出版了专著《金融情报学》[5]，用金融人士的视角研究金融情报，也自有其价值。两部著作都留有拓展和深化的空间。就论文而言，截至2019
年3月31日，在中国知网以“金融情报学”进行主题搜索，仅搜得论文1篇，篇名为《情报研究在FinTech实践中的应用展望》[6]，但实际上篇名、关键词中均未见“金融情报学”，文中内容也很少涉及该学科。再以“金融情报学”进行篇名搜索和关键词搜索，显示论文数为0。又以“金融情报”进行篇名搜索、主题搜索和关键词搜索，搜索的结果如下：论文中数量较多的是英文论文；中文论文主要涉及机构（金融情报机构）研究和反洗钱研究等两个方面；另有少量论文涉及金融情报学理研究和应用研究，例如，《美国次贷危机中金融情报缺失分析》[7]、《国际金融情报的兴起与发展及其给我们的启示》[8]等。这类论文的研究重点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金融情报缺失和教训及启示。彭靖里、陆家康在另一篇论文中，在总结我国金融情报工作产生背景的基础上，较深入地分析了国内金融情报兴起和发展的现状、理论研究动向及其进展，在分析我国金融情报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9]。就总体情况而言，金融情报研究及金融情报学研究的投入偏少，仅有零星成果，尚未引起情报学界的高度重视，但从情报在金融领域发挥的作用和重要地位而言，从情报学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使命而言，金融情报学学科的建立势在必行。
2.2问题的提出
情报学作为应用型学科，它与科技发展、国计民生、国家安全有着紧密联系。作为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学，在面对新形势下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金融竞争、金融战、金融犯罪等挑战时，已显得力不从心，需要有新的技术与方法的介入，需要有情报的理念来分析预测金融的态势与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情报学当应运而生，并亟待促进其发展。
情报学在不断发展中，已经成为一门新兴的具有横断学科性质的学科[10]。情报学已经渗透和融入了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已形成了与许多领域相对应的情报学分支学科。情报学近年来除继续关注军事、科技和文献资料以外，比以往更加关注社会发展，关注医疗卫生（因而有了医学情报），关注环境（因而有了环境情报）；但是与国家安全与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金融领域相融合的经济/金融情报学尚未显现。
情报学最擅长的是情报的分析与预测，在数据采集、组织、加工处理、分析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方法和手段，这些方法和手段在大数据时代更是游刃有余。在大数据时代，依靠传统的经济、金融分析方法应对新形势下的经济与金融问题，已显得力不从心，亟待新的分析与预测方法的引入。将情报处理分析的方法和手段引入经济与金融分析领域，将会给经济与金融研究带来新的活力，这也是经济情报学/金融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的机遇。
目前，在不同的应用领域，情报学已得到广泛的交融与渗透，正如包昌火先生等研究者的观点所阐述的：目前中国情报学的学科体系中，已有科技情报学、竞争情报学、医学情报学、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国安情报学[10]。这一观点也印证了当前我国情报学领域对经济情报学/金融情报学学科缺失的判断。因此，建立和发展经济情报学/金融情报学已是当务之急，也是国家经济建设、维护金融秩序的需要。由于经济情报学的涉及面甚广，因此本文中主要就金融情报学进行探讨。
3金融情报学诞生的背景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博弈不断加剧，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动荡起伏，国家金融战略全面实施，这一金融大环境迫切需要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需要有新的技术方法介入金融领域，增强金融防控风险能力，提升金融政策制定能力和决策能力，确保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另一方面，目前学科之间的不断交叉融合，新的学科增长点不断涌现，情报学理论、技术与方法引入金融领域研究也迫在眉睫，金融情报学学科诞生的时机来临了。
3.1从国家战略看
在当今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涉及国家重大战略。这是一个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命题。在此命题和前提下，发展和安全成为当今时代必须统筹安排好的两件大事。在2017年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11]。2018年4月17日，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12]。金融关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安全，而情报同样关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安全。金融和情报都服务于上述两大基本主题，两者高度契合。情报学和金融学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负有神圣的职责和使命。
着眼于安全的角度，解决复杂的金融安全问题有待情报学加盟。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国家之间的经济较量、金融博弈甚至是军事斗争的需要，金融情报都应该在中国的情报收集、研究、分析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13]。这一见解颇有道理。情报学如果缺失了金融情报的内容，就会显得缺乏完整性并影响其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支撑力度和实际贡献。大国之间的角力和由此引发的风波，往往会给金融带来重大影响，有时甚至会围绕金融而展开。金融战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另外，金融风险一旦出现，也将危及金融安全、实体经济和社会稳定。及时掌握金融战和金融风险方面的情报并使之发挥特殊重要作用，相关情报工作者和情报学专家学者负有神圣的使命。金融情报学的建立，有利于构建担当此重任的这样的研究平台和研究团队。
着眼于发展的角度，国家正在发展的新金融有赖于情报学提供帮助。最近若干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由于科技元素的大量融入（特别是互联网与金融的联姻），由于金融新理念、新产品、新现象、新问题的不断涌现，加之中外金融业务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金融新格局的形成。这样的金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出与传统金融的不同，可称之为新金融。新金融是对传统金融的改造和创新。新金融既意味着金融在原有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它确实有提升金融经济体系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的一面，同时也意味着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有所增加。新金融为情报学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对象；新金融期待着情报学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智力保障和更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3.2从防控风险看
情报中包含着价值含量很高的信息和就此所作的分析而形成的对情势的准确研判，可以为化解各类风险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早就提出，人类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风险已经成为常态。而在当今社会，风险有异于以往之处。正如学者孙立平所说，“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形成的机制，特别是由我们人类行为本身的后果所造成的风险形成机制，和过去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应该把风险作为当今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对待，特别是要理解其中风险形成和治理的机制”[14]。理解风险形成机制和治理机制，从哪个方面来说都离不开情报学的积极介入。在风险社会中，自然灾害是一大类主要风险，而人为风险则是另一大类主要风险。后一大类风险就包括了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等。而在经济风险中，金融风险不仅会波及实体经济，而且会引发舆情海啸，造成社会震荡，并通过其传染作用，影响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来自金融领域的每一次比较大的风波，都会影响信息的流动（引起异常）和社会的稳定（酿成灾祸）。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亟须建立、建设和发展金融情报学。
应当说，金融安全正在急切呼唤情报学的介入。金融安全涉及诸多方面，有赖于各种力量形成合力去共同维护。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维护金融安全，热切呼唤情报学介入其中。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情报学介入对军事情报工作的研究，并卓有成效地助推了该项工作。这可以给整个情报学界的学者以深刻的启示。以情报工作为研究对象，探索情报工作规律，研究改进情报工作途径的学科，在西方称为情报研究，在中国则称为军事情报学。名称不同，本质一致[15]。应该说，在这一方面，金融情报学的学理内涵与军事情报学的学理内涵大致相同。军事与实在的战场直接相连，金融则是与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相连。就此而论，金融情报学与军事情报学有着深层次的相通之处。在军事制胜的过程中，军事情报和军事情报学功不可没。维护金融安全，金融情报和金融情报学至关重要。情报和情报学可以从自身的视角切入，发挥自身的优势，给金融和金融安全提供强大助力，揭示并遵循金融情报的规律，在此基础上顺势而为，为维护金融安全和助推金融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3.3从技术条件看
金融学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极为复杂。金融学中近年来兴起的行为金融学对金融市场参与者行为的研究尚停留于表象，而对行为主体动机、心理、情绪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肤浅。对此要进一步加以研究，一种可能的途径是对人类的动机、心理、情绪、行为等搜集更多的数据和信息并据此分析提炼为更全面、更准确、更有价值的情报，以解决上述复杂的问题。
区块链、5G、物联网等为金融情报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大数据、人工智能则让金融情报研究如虎添翼。较之以前，金融情报的来源渠道剧增，金融情报的数据量、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大数据使特定主体获得全源数据和信息具备了可能性。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情报分析中被用来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梳理、分析以提高情报的价值含量和精准程度。由于人工智能的介入，机器可以神速地处理和分析人脑难以驾驭的海量数据、海量信息，效率提升、效果优化、作用明显。人工智能使机器具备了人类的一部分智能，在处理大数据时体现出一定的智能特点。金融行业本身也是在互联网行业之外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最为积极的行业。这一切，使得情报学对金融情报的处理进入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的境界。
现在，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建设和发展金融情报学已经具备了坚实基础和良好条件。“进入大数据时代的科学研究已经由实验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向数据分析为主导的研究范式的转移，对于擅长于文献、信息、数据采集、组织、处理、分析，并提升为情报，服务于决策支持的情报科学，是一个极好的发展机缘，拥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16]。也许可以说，在大数据时代，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金融情报学已经具备了诞生并真正为金融安全与发展作出具有独特价值的贡献的条件。
3.4从学科发展看
情报学此前比较关注军事、关注科技、关注文献（这是完全应该的），在军事情报、科技情报、图书情报等方面研究成就卓著；虽然此前已有信息经济的称谓和与此对应的研究和实践内容，但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情报。对于金融，情报学者和情报工作者历来较少介入。对于金融实践，还很少有学者从情报学的角度切入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也很少能听到情报学专家学者就金融事件发表意见和发出声音。这种状况亟待改变。从目前的情况看，已具备改变上述状况的条件和可能（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为金融情报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金融情报学已呼之欲出。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包括金融情报学在内的情报学，有着广阔的学科发展空间。事实上，情报学已经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将金融与情报紧密结合起来，拓展情报学的学科版图，建立金融情报学应是水到渠成之事。
再者，情报学本身有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情
报学在发展过程中，由最早的军事情报起步，为军事服务并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呈现出情报学的雏形。后来又基于图书资料而形成图书情报。在科技的发展进程中，情报界感知外界的要求而形成内生动力，继而发展形成了科技情报。以上事实说明，情报学本身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关注金融业界和金融学界，是情报学的内在要求。情报学有这方面的内生动力。
再进一步说，金融情报是大情报观中的重要内容。我们经常说要有大情报观，这就意味着不能将对情报的认识囿于一隅，而必须将属于情报范畴的内容都纳入情报学的研究范畴。这是关乎情报学学科版图的重要问题。同样重要的问题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情报学的固有研究对象在变化，新的研究对象在增加。在此情势下，确立大情报观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在大情报观中，金融情报极为重要、极为普遍，是必须包含的重要内容。
如果转换一下视角就不难发现，金融已经为情报学科提供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丰富的研究内容。一门学科包括其分支学科的建立、建设和发展，离不开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丰富的研究内容（如果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丰富的研究内容，就无法构成“学”）。从现有的情况看，金融是情报学的研究对象，这当是很明晰的。而金融方面的情报源足够充足，值得情报学者倾力研究的现象、数据、信息足够丰沛。在这方面已经非往昔可比。这些，构成了金融情报建立、建设和发展的坚实的现实基础。
金融为情报学提供了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情报源，原因有二。其一，金融实践本身丰富多彩，需要和可以处理成情报的原材料急剧增加。以中国的股市为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股票产品和股票名目出现。互联网金融在刚出现时，无疑构成了全新的金融空间（可在移动互联的状态中进行投资、交易和放贷还贷等），出现了全新的投资方式和交易方式，从而带来了无比丰富的网上情报源。其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增加和拓展了特定主体获得情报源的渠道、途径，使得研究者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的能力不断提升，工具不断改进，这些都是以往无法比拟的。
金融领域各式各样的机构、企业、平台等，为情报研究提供了诸多应用场景。例如，金融市场参与主体获得长期稳定盈利的情报应用场景，金融风险防范的情报应用场景，促使金融良性发展的情报应用场景，大国之间金融博弈（金融战、货币战等）的情报应用场景，规范同行之间有序竞争的情报应用场景，国际打击金融犯罪（如反洗钱、反诈骗、反传销等）的情报应用场景，等等。应用场景的现实存在，使有关金融情报的研究不仅可以得到实施，而且可以得到反复测试和多次检验。也就是说，诸多应用场景无异于为金融情报学提供了空间广阔的科学实验室。
其实，在较深层次看问题，情报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旨归有着高度契合的方面。情报学和金融学无疑有着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范畴。就此而论，两者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然而两者又不无相通之处。情报学为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全提供情报服务；金融学为金融/经济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持，而在提供上述服务/支持的同时，要确保经济社会的安全与发展。由此可见，两个学科在研究旨归方面并不是相割裂、相背离的，而是有着高度契合的方面（促进发展、维护安全）。小到个人作为金融市场参与主体获得个人财富的增长、控制个人财务风险、防范个人财务危机，大到国家的金融经济发展繁荣和国与国之间的金融博弈、进行特殊的战争，金融情报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实战探索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