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咨询（本刊整理）
在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后，亚太地区又举行了第9届东亚峰会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些分别在东亚的中国、东南亚的缅甸和澳洲（澳大利亚）举行的会议，涉及了亚太、欧洲、拉美等多个区域，形成了巨大的国际经济商贸圈。
在“国际会议周”中，区域整合议题再次进入世人眼中。通过对外交议题的有效管理，中国在会议期间取得了全方位的外交成就，其中又以APEC期间通过的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受到的重视最为显著。
在全球金融危机风暴下，近年来，东亚扮演着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当中又以中国和东盟最具经济增长潜能。作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和东盟人口总量超过19亿人，经济增长动能强劲。
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情况下，东亚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力量。凭借着较高的互补性，中国和东盟依旧保持较高的增长潜能，然而，增长潜能正在衰退。
增长动能不足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进入转型阶段，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以往的高速增长进入中等增长。与此同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使得东盟国家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局面，东亚经济也因此进入增长动能不足的困境。近期，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东盟国家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以工业化程度较高的马来西亚为例，出口转弱使得令吉兑换美元创下四年来新低，2014年10月份投资人减持马国资产总额超过25亿美元，马来西亚成为新兴工业国中经济表现最差的国家。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印尼。作为东盟内最大国家，印尼出口以大宗商品（矿物燃料、矿渣、油脂以及橡胶类制品）为主，大宗商品占其出口总额50.7%。随着出口商品价格下跌，印尼政府财政支出也被迫消减。2014年11月，印尼政府宣布消减对汽油补贴，而调高油价不但使市民生活质量受到影响，通货膨胀的阴影也为该国政治稳定带来变数。
对于以大宗商品为主要出口项目的东盟国家来说，国际商品市场低迷不振使得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也因此，如何扩大内需市场则成为提振经济动能的首要目标。由此可见，东盟的目标与中国的目标大致相同。
扩大公共投资
在国际经济短期内缺乏增长动能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和东盟十国的财长于2014年10月24日在北京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签署了意向书；2014年11月8日，主席在APEC会议上宣布建立400亿美元规模的“丝路基金”用作“一带一路”建设基金。随着上述项目进入运作阶段，中国将为周边国家提供总额逾1400亿美元的发展融资。然而，对于急于通过公共设施建设来扩大内需的周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笔资金并不足以填补其缺口。
随着东盟共同体将在2015年底建成，但迄今为止，相关基础设施尚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在2020年前，东盟国家需要投入80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区域内跨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则需3000亿美元左右。
相较于东盟国家因基础设施短缺导致的内需不足，中国所面对的则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如何在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更好地融合，进而提升总体经济效率便成为中国-东盟深化双边关系的关键一环。为了让市场在双边关系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政府除了大幅取消企业境外投资限制外，也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以深化区域经贸整合。北京APEC期间，在中国积极斡旋下，亚太自贸区路线图正式纳入会议宣言中，如果一切顺利，随之而来的区域整合有望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能。
结论
随着亚太自贸区路线图进入研议阶段，新一轮区域经济整合有望再次展开。我国在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同时，应该更加审慎地进行思考。在周边外交优先的纲领下，“一带一路”战略将有助于带动周边国家内部需求，进而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然而，相对于中国，周边国家的投资环境并不出色。除了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外，其劳动力素质与基础设施水平皆存在差距。在商业环境、法治水平等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投资能否受到公平对待有待时间证明。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常遭遇不公正对待。在经商环境不及中国且投资缺乏保障的情况下，如何向中国企业提供诱因，进而引导具有竞争力的国内企业前去周边国家投资都与亚太自贸区发展息息相关。
也因此，在积极促进区域贸易整合的同时，相应配套措施是极为重要的。在对外投资的同时一并配套相关的措施帮助输入国改善投资环境、减少贸易障碍、保护境外与私人投资才能真正深化周边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而在项目选择等方面，更要注意市场导向，确保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产生经济与社会效益，以此维护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利益。
随着中国企业迎来了“走出去”的大潮，跨国企业将在区域整合中扮演起更加核心的角色。在区域整合深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角色也应出现相应性变化，以往通过国家间签署自由贸易条约转变成协助中国企业在当地建立起竞争力，并参与当地经济整合。唯有更好地让企业融入当地，才能建立真正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